钟摆摆过的岁月
母亲和哥哥居住的老宅东墙上，至今还保留着一面挂钟。
那面挂钟实在是有些落伍，不用说把它挂在装潢精美的房间内，就是挂在我现在居住的与时尚不相称的房间内，也会土得直掉渣儿。
幸好，那面挂钟至今还挂在老宅的房子里，那房子我打小住时甚样现在还甚样，乌漆墨黑儿的，并未有太大改变。
除了西墙的烟囱还笔直地兀立外，房子其余部分都已下沉，就像一位饱经风霜，驼弯了背的老人。冷眼一看，那面钟挂在低矮、昏暗的房子里照样精神矍铄。
由一块拳头大小、老掉牙的马蹄表换成这面高档的挂钟，是我家一次了不起的阔绰。
六十年代末的我家吃粮都成问题，除了必要的柜子、家什外，别无长物。要知道，能买起并且能买得到一面挂钟，不知费了父母多少心思。
那年刚开春儿，父亲下班回来，发现街巷里有乡下人用麻袋背着猪崽儿暗地里叫卖，回家就小声对母亲说：“他娘，买个猪崽吧，等到腊月咱也能买回一个大件儿。”
母亲“唉”了一声：“咱三根肠子都饿得闲两根半，买回猪崽儿还不得饿瘪咕喽哇。”
父亲瞪了母亲一眼：“你死脑瓜筋呀，春天时猪崽儿小，吃的少，等到能吃了，咱家自留地的窝瓜和土豆也能借上力了。”
没过几天，一个可爱的小黑猪成了我家的新“成员”，到了腊月，父亲和哥哥用手推车把猪送到商业科，领回了六十多块钱，相当于父亲一个月的工资。
钱有了，那“分”咋办呢？
当时全国商品紧缺，购买生活必需品都要受限制，特别是买一个大件，譬如手表、缝纫机、自行车和挂钟等，要用一种比布票和粮票金贵得多的“分”（购物券）来购买。
在那个年月，每户人家年初领回的“分”是不够买一个大件的，必须到别人家去借，等到来年，再把“分”还给人家，那家人家如果攒够了钱，就可以凭自家和我家还回的“分”，去商店购买回一个大件。
你还别说，虽然物资匮乏，却非常公平，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不管是三教九流，人人平等。不像现在，金钱至上，物欲横流，只要有钱就能香车宝马，趾高气扬；囊中羞涩，就会低人一等，寸步难行。
春节前的一个周末，父亲终于美滋滋地从商店抱回一面挂钟，等父亲把钟挂在东墙的高处时，我家简陋的小屋“歘”地一下光亮了许多，全家人都神旺难喻。它虽与如今的电子表、石英钟不可同日而语，但在那个全国人民都十分无奈的岁月，那面挂钟实实在在是我家的一个大件儿。
每每街坊来串门儿，进屋都要抬起头庄重地、仔细地注视一下东墙上的挂钟，吧嗒吧嗒嘴儿：“还是长白山牌的呢，嗯，不赖。”
有了这面挂钟，我家从此就增添了许多聒噪。
溽热的夏天，镇子里家家都夜不闭户，敞着窗户睡觉，每到整点，我家的挂钟就会发出“咣......咣......的清脆报时声。顿时，一种宏大的气势打破阒静，张氤开去，传得很远，很远，一直传到小巷的西头。
刚买回挂钟时，全家人夜里都常常被报时声震醒，母亲嗔怨父亲是花钱买罪受，害得全家人都睡不踏实，可慢慢地，全家都习惯了那报时声，有了那报时声，全家人才能睡得更加瓷实、香甜。
那时我还小，少不更事，望着那圆圆的钟摆两头摆动直愣神，心想：傻小子，你天天马不停蹄，不累吗？好像你到我家来还未歇息过呢。钟摆呀，钟摆，你就不能趁全家人晚上睡下后停下来歇息一会儿吗？
那钟摆不语，还在不停地摆动着，稳稳当当、认认真真地走着它的路。
一次弟弟指着挂钟：哥，那破玩应儿咋那么尿性？整天晃晃荡荡，也不歇脚？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指定趁家里没人，它停下来偷懒。”
我没有吭声。
星期天，父母都上了班，我和弟弟装模作样地把屋门锁上，出去玩了一会儿，就转身跑了回来，鸟么悄地趴在窗户边上往屋里望，只见钟摆还在悠悠当当地摆动着。
我和弟弟都竖起了大拇指。弟弟折服地：“尿性，确实尿性。”
后来大一些时，我才悟出其中的道理：朝乾夕惕、孜孜不倦才是挂钟的行为准则，它若投机取巧、忙里偷闲，就会时光逆转、乾坤大乱。
风欺雪虐的冬天，我和弟弟不愿去上学，早上赖在通热的大炕上不愿起来。忽听墙上那面可恶的挂钟响了六下，在屋里忙活的母亲唠叨着：“快穿衣下炕吧，都六点了，没听见钟声吗？麻溜吃完饭上学去！”
喜欢恶作剧的我为了晚些上学，趁父母没在屋，捅咕弟弟偷偷地爬上柜子，站在上面将挂钟拨回半个钟头，第二天早上，那面挂钟就人为地推迟了报时。
一贯起早的母亲觉着不对劲儿，疑惑地看了几次挂钟，可钟摆还在摆动着，母亲挠了挠头，没再说什么。
那天上学的路上洒满了我和弟弟欢乐的笑声，可父亲上班却晚了半个钟头，中午放学回来我俩的脸上都挨了几个耳光。要知道，戴着四类分子帽子的父亲，晚去上班会是什么结果。可那不是挂钟的错，是我和弟弟的错。
那面挂钟在我家，不但是指挥大人上班、孩子上学、晚上睡觉、早上起床的总司令，而且还是母亲的小金库。
挂钟的钟摆和钟盘之间有个空挡，母亲害怕家里招贼，就在空挡处粘了一张纸壳作为挡板，她把她认为金贵的，诸如粮票、布票和供应证之类东西，都藏在挡板上面。
那上面很隐秘，平时不惹人注意，有钟盘的遮挡，在外面根本就看不到，一旦来了贼，累折裤衩带儿也不会找到那里。
当然了，挂钟里除了各种票证外，还藏些母亲的“私房钱”。父亲每月发工资时，母亲总是偷偷选几张嘎嘎新的一元或两元钱，藏到挂钟里，等到急用或过大年时拿出来给我们买布料，做新衣服。所有这些母亲都是偷偷进行的，包括我的父亲都无从知晓。
父亲喜欢喝酒，到了月底酒瓶空空，父亲知道家里已经没钱，就屋里屋外地转悠，并不时地用祈求的目光瞅着母亲，希望她去邻居那儿借点钱。
每每这时，母亲就故意把父亲和我们支开，偷偷打开精致的挂钟小门，取出一元“私房钱”，让我去商店打一斤酒来。
母亲很抠门，等我打酒回来，她把剩下一毛多零钱又“恶狠狠”地要回去，放到另一个小布袋里。这个小布袋我和弟弟也无从找到，只有到春节时，母亲像变戏法似地把它拿出来，将零钱倒出，我和弟弟撅着腚，满炕拣钱，都忘了戴棉帽子，屁颠儿屁颠儿地到商店买鞭炮去了。
有一年的夏天，邻居家大人上班，孩子在家玩火引起火灾，邻居们纷纷从屋里往外搬东西。父亲和哥哥去帮忙救火，母亲领着我和弟弟也往外倒腾东西，慌忙中，母亲将挂钟里的小挡板碰掉，所有钱和粮票、布票都撒落一地。
半个小时左右，大人们把邻居家的火扑灭，所有人家把搬出来的东西又原样搬回去，虽然是一场虚惊，但母亲的小金库却暴露了。
从那以后，全家人都不在母亲的小金库转移的何处。多年以后，我回家看望母亲，问及此事，母亲却笑而不答。
我刨根问底：“妈，你当年是不是把“私房钱”转移到地窖里了？”
母亲又笑了起来，笑得那么开心，满口的红牙床上，挂着两颗发黄的大牙。
年头一多，那面挂钟偶尔也有些小病微疴，父亲便用那块盖在挂钟上面的红绸子，小心翼翼地将挂钟包好，送到镇子唯一的钟表铺去修，修好后回来，挂钟摆动起来照样还是铿锵有力、健步如昨。
大概是一九七六年，没错，就是这年，这一年中国发生了太多的大事件，周、朱、毛“三星”陨落、唐山大地震、粉碎“四 人 帮”等等。
春节过后一个清晨，父母正忙活着烧炉子、做饭，我们哥几个刚刚起炕，冷不丁听见挂钟“嘎巴”一声，然后发出“哗啦啦”的动响。我和弟弟忙爬上柜子，把钟壳打开，只见钟摆有气无力地摆动着，摆幅越来越小，不大功夫就停了下来。
弟弟慌忙跳下柜子，去厨房喊父亲，父亲鼓捣半天，也没看出个究竟，他皱了皱眉，上午就把挂钟送到了修理部。回来说是钟弦断了，花去十多块钱。
下午，邮递员送来一封辽西老家姑姑发来的电报，说是爷爷得了癌症，很严重。当时全家人都不认识那个“癌”字，哥哥查字典才知这是一种不治之症。
父亲向单位请假奔赴辽西老家，二十多天后回来，整天愁眉苦脸，也就是这一年的春天，爷爷撒手人寰。
父亲没事时就望着那面挂钟自言自语：“这可真是一面神奇的钟呀，它不但能报时，而且还能预知人的生死，钟弦断了一次，我的老爹没了，如果再断一次，我也该呜呼哀哉了。”
三十多年来，那面挂钟可谓是我家所有喜怒哀乐的见证者，在钟摆的摆动声中，我们哥几个就从不谙世事的少年成长为壮年并娶妻生子，同时父母也告别了土腴木秀的盛年，滑入了水瘦山寒、鹤发鸡皮的暮年。
对于当年爷爷的过世，父亲神乎其神，说是挂钟未卜先知。现在看来只能说是一种巧合，因为奶奶，包括父亲自己的离世，那面挂钟却一丁点儿征兆都没有。
突发的脑溢血，只抢救了五个多小时，父亲就告别了那面他心爱的挂钟，告别了亲人和人世，走向另一个没有挂钟报时的无声世界。
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嫌。但对于那面挂钟，母亲既未弃，也未嫌。她视挂钟为知己，而那面挂钟更像一位深藏不露，而依然保持信仰的老者，它正轻轻拭去岁月的尘埃，尽心尽力地为老宅子，为母亲输能效力，似乎永远都不会式微，永远都不会停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