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文人本色之三【497】2023-10-14

曾国藩的文人本色之三【4967】2023-10-14

曾国藩五岁开蒙，二十二岁中秀才，二十四岁中举人，二十八岁中进士，三十岁点翰林，三十七岁，升任内阁学士并加礼部侍郎衔，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曾氏转正礼部右侍郎。不久这位道光帝身边的红人署兵部右侍郎。在京十多年间，曾国藩由从七品一路跃迁到二品部级官位。十年七迁，拔高十级，有请一代，实属罕见。这位道光帝身边的文官，何德何能，何以连升？

曾国藩的确够勤奋，也够认真。进入翰林院工作后，大部分人进入官场，将寒窗十年的苦读统统抛之脑后，而曾氏一如既往的学习，甚至拜访名师，自我加压。曾氏初到京城，由应试学习转为理学探索，拜唐镜海钻研理学。时世之学有:"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京城学者多归向桐城一派，近世学子，稍诵其文，承用其说。曾氏自然心向往之，倒不是钓名沽誉，而是其真心想学。在这个时间段，曾氏虚心向学，定下日课十二条，一直践行至死，一生中断也就二十多天。

曾氏日课十二条摘录如下：

一、主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二、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四刻，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三、早起:黎明即起，醒后不沾恋;

四、读书不二:一书未完，不看他书;

五、读史:念二十三史，每日圈点十页，虽有事不间断;

六、谨言:刻刻留心，第一工夫;

七、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八、保身:节劳，节欲，节饮食;

九、日知其所无:每日读书，记录心得语;

十、月无忘其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的多寡，养气之盛否;

十一、作字:饭后写字半时。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课程。凡事不待明日，取积愈难清。

十二、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

日课也就是日计划，是每个人每天自我规定做的内容，日课人人有，难的是日日持续不断。

曾国藩是公认的政治局、军事家、书法家，但其第一本色是一位文人，擅长诗文，精通儒道，且懂得与时俱进，不守旧拒新，实际上，晚清洋务派第一人乃曾氏，相比较慷慨激昂的魏源，曾氏知难事而务实，努力推动晚清破船边修边走，赴美留学儿童、金陵制造局、翻译馆等等一批“师夷之长”改革一个个落地开花。

曾国藩得意杰作并不多，其中能够代表的大多数存于书信、日记之中，除去他自己的诗文外，曾氏亲选的两部诗文选本为后人所大赞：《经史百家杂钞》、《十八家诗钞》。

这两本诗文选本都是在咸丰年间构思，前本成书于咸丰十年（1860），后本成书于咸丰二年（1867）。

曾国藩所学之桐城派三祖之一的老师姚鼐编写了一本《古文辞类篆》，曾氏对姚先生很是尊敬，悉心拜读过《古》文。曾氏虽受姚鼐启发，但曾氏并不盲从姚先生，对《古》文看重辞章而忽略经史并不赞同，他认为经史才是文章的源头，断了周礼孔孟之学，无所寻根。另外姚鼐所标举的义理、考据、辞章桐城派思想已经僵化不前，曾氏认为学说应该进步，提出“经济”之学说，可以说重新激活了二百年历史的桐城古文派，又或说曾氏自成一体，新创湘乡文派。

同治六年（1867）十二月二十九日曾氏在日记里写到：“余在京抄成《十八家诗钞》”由此可见，在咸丰二年曾氏当时还是京官时，已经录抄完成《十八家诗钞》。曾氏对这十八家的诗文非常赞赏，也对十八大家的人品很是敬仰。“开拓心胸，扩充气魄，穷极变态，则非唐之李杜韩白，宋金之苏黄陆元八家，不足以尽天下之奇观。”又说：“五言诗，若能学到陶潜、谢朓一种冲淡之味和谐之音，亦天下之至乐人间之奇福也。”

曾国藩爱屋及乌，对自己敬重的诗人高山仰止，甚至说出一段惊世骇俗之言：“余所好者，尤在陶之五古、杜之五律、陆之七绝，以为人生具此高淡襟怀，虽南面王不以易其乐也”。人有一好，但好到连朝南帝王都不屑，真有一股淡远士大夫之味了。

曾国藩所选编《经》《十》二部诗文选本，随着《曾文正公全集》的发行，在晚清民初影响颇大，社会上一些学校也在教学中推广。一九一五年九月六日，时年二十三岁的二十八画生写给箫子升的信中说：“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首贵择书......曾氏《杂钞》，其庶几焉。”又说：“国学者，统道与文也。姚氏《类篆》畸于文，曾书则二者兼之，所以可贵也。”可见二十八画生对曾氏两部选本赞不绝口，此时其就读的湖南公立第一师范可是民国响当当的名校，时事、政要是当时激进人士最为关注的，可见毛之看法是为代表。

时至今日，国学古典诗文经典之读，曾氏的《经》《十》两部仍然是不错的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