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培训记事 5

1990-12-25

商检局的培训班（普惠制）要到下午一点半钟开始，我生怕坐不到位子，去得很早。我一边将自行车停放在车棚里，一边望望会议室。透过几扇茶色玻璃的落地长窗，可以望见里面空荡荡的。在靠右边的角落站着一个穿猩红色上衣的青年姑娘，她去得比我更早。我推门进去，一看是那家美国制药公司的王惠芸，我们在最近一次的培训班上已算认识。

虽然上次我们只讲过两三句话，但她后来给我寄来了一张贺年卡，贺年卡是她的公司印的。我们差不多同时开口打了招呼。“你来得这么早呀！” “是的。” “哎，天真冷！” “是呀，所以我挑了个有太阳的地方。”

冬日的太阳透过茶色玻璃窗斜斜地射了进来，落在会议室的东南角。她的桌上放着资料和一杯茶。“谢谢你啊，给我寄来了贺年片！”我觉得出于礼貌应当谢她，本来我也要打电话谢一声的。

“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不用谢！” 她用孩童般尖而清脆的声音说。她穿了一件猩红色的滑雪衫，瘦瘦的脸上擦了白粉，变得白而无光彩了；两片嘴唇也涂得鲜红。“哎，你们公司现在发得多吗？” 她随口问道，“不多，才两百多元。” “我听说你们公司发得很多的！”“我们也不多，横河公司发得可多呢！” 她用软绵绵的声音说道。其实她的公司工资很高，但她却不肯承认。

她坐下来，看着刚刚领到的学习资料，样子挺认真的。“你干吗这么认真？”我说。“我不是只想及格，而要得高分。得了高分总经理有奖的。” “还有奖？” “是啊，去年我在南京海关的培训班考了一百分，总经理给了我一只一次性的照相机，付总经理给了我一盒磁带。” 她又解释道，“那种照相机用过一次就扔了，可上面还带闪光灯呢！”

“你们总经理就奖给你那些小玩意吗？” 我说。“那也好的么，总比没有的强。”她一边看书，一边用圆珠笔在划着。“你们老板都是外国人，你的口语一定不错吧？”我也是在瞎寻着话说。“我本来就学外语的嘛！” “你是怎么进公司的？” “分配进去的，在87年的时候。”“那么你是64年出生的？”“你怎么知道？”她表示有点惊讶地说。“我算得出来。”

“你的老家在安徽什么地方？”我是在查户口啰，我自己心里也有点好笑了。

“在安庆市” “喔，那儿是在长江边上。” “是的，在江北。”她笑了笑，大概在笑江北两个字吧？因为江南人都瞧不起江北人的。接着她又拿出信封和信笺，给人写起信来，是工作上的联系信。她的字写得很大，字体像小学生般稚嫩。

她虽然很活络，但此时明显不想多说。我呢？也不想多讲，不过迫于只有我们两人在场，而且算是认识的，又得了她的贺年片，太冷场未免尴尬吧。这时，进出口公司的刘来了，我立即招呼他，同他走到靠近讲台的座位坐了下来。

晚上又进行了晚宴，这次是在里面比较豪华的餐厅里了。餐厅不大，里面放了八个圆桌，都给我们包了。天花板上面镶嵌了许多圆的灯，东西两侧的壁上装有大面积的茶色玻璃镜子。由于镜子的作用，一眼望去，小餐厅显得相当开阔了。满天星斗似的灯火散着温暖柔和的光，一排排雪白的桌布，环境很优雅。

我们桌上只坐了六个人，其中两个是男青年是从张家港来某合资企业来的。他们的面孔冷冷的、没有什么表情。只是在开始的时候，同我们搭讪了几句。他们用满口的方言问了我们交多少培训费，刘告诉他们，我们交四十元。

于是他们中间的一个人，他有着黄黄的脸孔、黄黄的眼珠微微凸出、小头小脑的，他显出大为不满的神色：“可我们交了300元，商检局在敲我们的竹杠！我问过他们，一夜的住宿费才20元，---人家其他地方办学习班，同样也有吃有住，才交几十元嘛！”他的口气里带着见多识广、不会受骗的样子，他的同伴也附和着他，“你们本地人才交四十，明明是敲我们外地人的竹杠嘛！”

我说：“反正回去报销的，管它呢！你们厂里钱多着呢！”我出于安慰才这么说的。谁知那小子微微瞪了我一眼，反问道，“你说，现在哪个厂没有钱，你们厂也不会没有钱吧！”接着他们两人望着桌子上，似乎在沉思。在心里计算着到底吃了多少亏，亏了多少钱。“哼，照理收了那么多钱，还应当有礼品！”他抬头看了我一眼，不服气地说。刘说：“我估计会有的，因为到了年底，可能会发点东西的。”

“啊，那还是不划算的。如果我们有礼品，你们同样也有。而你们才出了四十元！”那小子好像又发现了什么似地说。接着，他又沉默了，还是低着头望着桌子上，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脸上露着不悦的神色。显然，他并不是为自己的厂里多出了钱而鸣不平，而是因为他们自己没能多捞点好处而耿耿于怀。

坐在对面还有一个从吴县来的三十多岁的男子，谈吐相当老练。他的模样一点看不出是乡下人。讲话也同城里人一模一样。他待人很热情，我们一起聊了一阵。商检局的局长等人过来同我们敬酒时，那人和刘都会应酬几句，“感谢你们商检局！” “我们今后共同协作！”，可是我却拙于外交词令，只和她们笑着碰了碰杯，心里挺尴尬的。

快结束的时候，我们还在聊着，那两个乡下小子站起来，不声不响、闷闷不乐地走了出去，也不和大家打招呼，好像我们吃到了他们的头上，他们一肚皮委屈似的。

前些日子，我给检务官余送去了五本挂历，这次碰着他，他的态度显然好多了。几次请教他有关普惠制的问题，他都会很耐心的一一解答，甚至有点和蔼可亲了。午饭后，离考试还有半个小时，几个郊区的人拉了他一起打牌。他也很起劲，手里夹了香烟和他们一起闹哄哄地打牌。后来有个某外贸公司的副科长特地拿了本挂历来送他。那副科长先是站在他旁边看他们打牌，一边跟他们聊几句，临走的时候将挂历塞在他的桌子里。

第二天考试前的一个多小时，我们坐着喝茶、抽烟，一边聊着天。金康也来了，坐在我的对面。他的话特别多、侃侃而谈，可是说来说去还是那老一套：第一、是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对自己公司的不满。人家靠门路都当上业务员捞好处去了，而他却没有。第二、有关出国的行情，以及外国如何如何的好，不像我们报纸上宣传的那样。他说话很轻浮又很极端，自以为很雄辩，什么事儿都知道。不想人家对他的看法到底如何！

他说：“报纸上三天两头在宣传，外国每年有多少人流浪于街头，其实只能说明他们都是懒汉。在外国只要你肯做，哪里会没有饭吃！所以，我们不能听报纸上的宣传。”刘深表同情地点着头，同他谈得很起劲。我没有兴趣听他重弹老调。

我和小朱谈了一会儿，她是浙江大学机械制造专业毕业的，在外贸公司搞单证。她在公司里很空闲，空了又感到没劲、无聊。学的东西都用不上了。她倒不像有些同事，虽然是名牌大学毕业，有的又是研究生，但他们不想搞学问、从事专业。他们认为那没有出息。现在最热门的就是做生意。奖金多又有出国的机会。她想从事她的专业，搞出点成果来。

“我在大学里读了四年书，总是抱有很大的希望，想将来能够如何如何---，哎，你们厂里技术员都搞了些什么？”她说话的时候，眯缝着眼睛笑着。把脸笑作一团，她的声音又细又文雅。

“他们也总是牢骚满腹的，抱怨待遇低。可是他们其实也搞不出什么东西来，最多也是拿人家的图纸来抄抄罢了。告诉你，在工厂里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一切都要根据领导上的指示来做，而且真的搞起新产品来，也是很吃力的，而即使搞出来了，你个人也没有什么大功劳。” 我说，“在厂里边搞技术很苦呢，特别是你们女的。不像你们公司里那么舒服。其实现在人家读了大学，还不就是贪图工作舒服些吗？此外，你也别企求点什么了，不可能闯出什么大的事业来！你现在的工作那么舒服，这很好！难道还不满足吗？” 她又眯起眼睛笑了，她说：“我对母亲说，在公司里真没劲的！她说；“你到工厂里去要苦得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