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治辨之极也，强固之本也——司马迁论礼制功能

司马迁在《礼书第一》中用辨证方法论证了礼仪的重要性。他说：“人苟生之为见，若者必死；苟利之为见，若者必害；怠惰之为安，若者必危。情胜之为安，若者必灭。故圣人一之于礼仪，则两得之矣；一之于情性，则两失之矣。”即说人如果苟且偷生，遭遇富有操节之士，这样的人必死；人如果唯利是图，遭遇富有道义、轻视利益之士，这样的人必定受害；人如果以怠惰为安身之法，遭遇勤于礼仪之士，这样的人必定危险；人如果恣情好胜以为安身之法，遭遇严守礼仪之士，这样的人必死。所以圣人用礼仪来规范世间一切事物，这样就能处理好生与死、利与害、惰与危、姿性与灭亡之间的关系，实现性情与义理的统一，使两个方面得到平衡。如果用情性来规范一切事物，那么生与死、利与害、安与危、姿性与灭亡的关系就处理不好，这两个方面就不会平衡，就没有理性可言了。司马迁肯定了礼制对人的价值判断、情理关系取舍的重要作用。

他又阐发了礼仪制度维护国家统治的功能。说：“治辨之极也，强固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王公由之，所以一天下，臣诸侯也；弗由之，所以捐社稷也。”即说礼制是处理贵贱长少不同等级者关系的至高准则，是使国家强盛、江山稳固的根本，是统治阶层的权威得以施行的途径，是使天下遵崇朝政、功名得以汇集之处。王公通过推行礼制，才能统一天下，使诸侯臣服；不推行礼制，则是丢掉江山社稷的重要原因。此言揭示了礼制的根本功能，即功在国家统治，利在江山社稷。司马迁说：“故坚革利兵不足以为胜，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由其道则行，不由其道则废。”即说所以对一个国家而言，即使装备再好、兵器再锋利，也不足以取胜；城再高、池再深也不足以称固；法令再森严、刑罚再繁细也不足以称威。推行并遵守礼制则一切畅通无阻，不推行并遵守礼制则半途而废。此言把礼制的功用更具体化形象化了。认为礼制的功能非物质性的事物可比，也非严刑苛法所能比；它比有形的事物更坚固，比刑罚的威力更强大。他又举了楚国由盛而哀而亡的例子，说“楚人鲛革犀兕，所以为甲，坚如金石。宛之巨铁施，钻如蜂虿，轻利剽遬，卒如熛风，然而兵殆于垂涉，唐昧死焉。庄蹻起，楚分而为四参。是岂无坚革利兵哉？其所以统之者非其道故也。”即说楚国人用鲨鱼皮和犀牛皮制作铠甲，坚硬如金石一般；用宛城的铁打制兵器，使矛刃及箭矢之簇锋利如蜂虿蜇人一般；轻快锋利剽悍，迅疾如飙风。但他们却后兵败于垂涉、唐昧之地；楚将庄蹻起事，一下子把楚国分为四个部分。这难道是他们没有坚固的装备和锋利的兵器吗？不是，而是他们的统治之道偏离了正道的缘故。庄蹻是楚威王时的滇国之王。司马迁在这里把楚将庄蹻发难、楚国被一分为四的原因，归于统治者轻视礼制、礼制不落实之故。

司马迁还举出了殷商朝覆亡的教训，说：“纣剖比干，囚箕子，为炮烙，刑杀无辜，时臣下懔然，莫必其命。然而周师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岂令不严，刑不陖哉？其所以统之者非其道故也。”即说商纣王剖开了大臣比干的胸口挖出心脏，把大臣箕子囚禁起来，实施残酷的炮烙之刑，以刑罚滥杀无辜之人，当时臣子以下均战战惊惊，没有人能保证一定保住自己的性命。然而周师到来之时，商纣王的命令却再也不能实施下去了，他的臣民再也不被他所使用了。这难道是法令不严格、刑罚不残酷吗？不是，而是商纣王的统治之道偏离了正道的缘故。显然司马迁把商纣王之亡的原因，归于礼仪制度丧失、为政不仁德的原因。由此看来，礼仪制度约束的不仅是臣下，而且身为帝王者也应受到其约束。否则必然引起君臣关系的异动甚至颠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