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生活（2019年3月30）
成都生活（2018年6月27日 ）大灰狼（四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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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7-08 22:55
成都生活（2019年3月30）
那年从北京到成都，是上世纪1961年3月26日。到成都火车站下车时下着小毛毛雨、小风嗖嗖的。记得那天感觉到处是泥泞、遍地是垃圾。远远的烂铁架子似的栏杆边，靠着几个蓬头垢面的小孩。上边穿着“空心”烂棉袄，下边却穿着巾巾缕缕的“刷巴单裤子”。咱刚从北京的繁华大都市，突然看见这些陌生情景心里都觉得有点害怕，觉得一下子到了传说中的“番邦之地。才到成都，全家人都紧紧围着车站泥地上的行李堆。说起“行李堆”实际上也来也不过有六件行李、五个不到一米左右的木头包装箱，一个斑竹编制网篮而已，这就是我们到成都时全家的全部家当。
大伙站定了，爸爸去找拉行李的车子去了，我们一家人象一下没了主心骨，显得特别孤单无助。其实他是可以打电话让单位派车来接的，但爸爸不愿意刚到单位就麻烦单位，还是去找三轮车去了。远远的一群本地小孩渐渐围近了我们，我心里“突突”直跳，生怕他们过来抢我们东西，因为刚出站时就看见一个孩子抢刚下火车人的饼吃。这群孩子没有抢，只是两眼可怜巴巴的看着我们，打着赤脚，一副乞讨的样子。看了我们一会儿，有个和我年龄相彷的孩子走到我面前，手里攒着几根黄灿灿的用细铜丝手工“窝”的挂钥匙的链子，怯怯的用我们听不太懂的四川话向我兜售，意思大概让我随便挑一根换我手上吃了一小半的饼。由于我们一直生活在全国人民：勒紧裤腰，扎上嘴，省下粮食,物资确保不露贫的首都，对这些饥饿贫困没一点感受，所以对这个孩子的行为除了有点怕之外无动于衷。
拉行李的车来了,不是北京那种平板三轮什么的，而是叫“架架车”的平板人力车。这可能因为车是用木头架子放在两个胶皮咕噜上拉着跑而得名吧。我们在后面坐三轮车跟着一起到了成都的新家：双桥子的“西勘大院”。在成都的日子从此开始了。
成都生活（2019年3月30）
那时正是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在北京时没有一点感觉，但到成都后全都显现出来了。好象听爸爸说；来时什么条件都没向组织提过，只说了孩子正在长身体，到成都先不减粮食定量，保留北京配给标准。这样过渡了一年还不觉得怎样,第二年就都按成都标准配给，每个人都减少了大约三分之一的粮食配给，完全进入了“低标准,瓜菜代”的状态，而每个人每天凭本供应的菜也只有4两6钱，这也不知是谁怎么算出来的？这种饥寒交迫的贫困在家里突然显现，每个人天天期盼的就只有唯一要求；吃饱。
我们大院西面有一块空地，是修建楼房挖土、倒土时遗下的空地，一直都荒芜着没人管，爸爸没事爱到那看看转转，心里打着什么主意。
终于有一天晚饭后爸爸对我们说；“咱们到那去开荒种地去吧！没事干点活可以锻炼，种点东西出来还可以填饱肚子。咱们省什么都行，可别省下力气，力气省多了人可会越来越懒啊！”
后来我们就开始开荒种地了，我们从一小块一小块开始，后来种起了很大一片地。从茄子辣椒到南瓜大葱，从西红柿韭菜到青菜江豆什么都有。过后连红苕土豆这些粮食的代食品也长得很好，产量很高。我们每天放学都跟着爸爸妈妈到地里去干活，我们用爸爸拿铁丝亲手箍的小木桶挑水浇菜。当时楼边的“东风路”还是石碴土路,两边的下水沟都敞着口子,正好可以从里舀水。妈妈在地里拿着用罐头盒做成的水舀一勺一勺的浇菜，爸爸在地里专干“技术活”，那些搭架,围栏,开垄,平地都由他干。而且边干活还不停的给大家讲一些种菜的知识和种种趣闻什么的。除了种菜爸爸还买回六只小鸭仔养，我们这些从北京来的孩子从没见过活的小鸭子，看着这些毛绒绒的小鸭子很是稀罕。妈妈在厨房蜂窝煤炉旁的砖灶的空洞里放点干草，晚上在外边挡上块砖就成了它们的窝，白天放出去让它们去寻食，下午天快黑了妈妈“咯,咯咯咯！”这么一叫，它们都摆着屁股排着队钻回自己的小窝，我们放学后都争着轮流拿根竹杆在头儿上绑个红布条去放小鸭子。小鸭慢慢长大了，爸爸饶有兴趣的给它们取了名字；按它们每次回家的秩序来分的，大的叫“大灰”，二的叫“二脖”老三头上长了三根黑毛，爸爸就叫它“三毛”老四身上长着浅浅的花点儿，就叫“四花”老五长得肥点身子有点圆，就起了“五胖”的名字，不知为什么每次最后进屋的长得特别个小，爸爸就直接叫它“小六”了。当时我们都特别奇怪它们为什么这么有秩序，而且个子也长得和排位这么相符。后来爸爸给我们讲了“头鸭先得食”的故事，这下我们才明白这是和它们性格相关联的争抢食物习惯造成的现象，那会儿就似乎懂了点儿“生存竞争”的自然法则。后来鸭子长大了，母鸭开始下蛋了，有两只是公鸭，虽然他们不下旦，我们再想吃肉，但都舍不得杀它，后来一直养到“文革”被禁养了，才把它们处理掉，怎样处理的都已没有印象了，但绝对没有吃这几只鸭的记忆。这段时间是我们家和全国人民一样在物质生活最窘困的时期，甚至每顿饭都要按个人粮食定量用罐头盒分别打米蒸饭。每次蒸饭妈妈都会风趣的问每个人；“要吃多？吃少？”实际上妈妈只是在往各人米里加水时多加少加米是不变的，加水多的饭当然多，但饭软就不经饿了，加水少的饭自然少可饭会很硬，要经饿的多，可吃饭过嘴瘾就亏点。尽管过着这样贫困的日子,可精神上却是我们在成都最富足的一段。这段生活不但充分体现了爸妈勤劳任怨的本质和乐观向上的乐天性格，而且也确实在爸妈的带领下用自己辛勤劳动换取了难以想象的物质上的丰硕。在我们共和国百废待兴之初始所遇最大的连续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爸妈带领我们全家人在艰苦岁月中团结，乐观，用他们丰富的生活经验和聪明智慧带我们渡过了这一艰苦而快乐的时段，而且这也是我们在成都最无忧无虑的一段时光。特别要说明的是在这段艰苦日子里每个家庭成员都为这个家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比如刚满16岁的震东在大姐，大姐夫的努力安排下去了山东平原开拖拉机，每月寄钱回家资助家中，二哥震华暂时放弃了在清华大学的学习，休学在家拉人力“架架车”搞运输搬运贴补家用，当时二哥这样做得需要多大的毅力和决断？他当时将一个五十年代清华大学的高材生隐匿于一群最底层苦力之中。己安家有三个孩的大姐也经常从微薄的工资中扣出些钱粮寄回贴补家用，在徐州工作的大哥也会常常不短寄钱寄物帮助家中。我们家就这样携手共同渡过了建国后国家最困难的一段时期。1964年，我们家和共和国一样经济开始复苏，物质也逐渐丰富起来，虽然很多副食品还需要“号票，肉票，布票，棉票，”连买点缝衣的线都要用“线票”买粉丝欠粉用“副食本”，买牙膏要用“工资券”定量购买外还有买“蜂窝煤”用煤本等。但不管怎样总算每个月可以见到这些东西了。
这段时间是到了成都后较为舒心的一段日子。物质上基本温饱，精神上也十分放松，爸妈看着一个个即将长大的孩子们活蹦乱跳，学习进步，看着己长大参加工作的子女不但工作稳定，思想向上，而且还能为家中作点贡，也显得十分欣慰。这样愉快稳定的日子过了两年。
1966年6月，成都开始出现了“文革”初期的那种上街游行，后来到了9，10月份就开始了全国性的“大串联”，这就是当时所谓的“四大”。（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大批判）全国“革命造反派”到处“扇风点火闹革命”从城市到乡村都在“破四旧,揪黑帮”….刚刚有点的经济复苏，秩序稳定的共和国一下子就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动乱”。那年爸爸因“历史问题”被“揪斗”关进了“牛棚”。当时家里稍大的春霞和震狄都去参加“大串联”了，家里被“造反派抄家”时只有妈妈,彩霞,燕霞和震宇在家，彩霞不到14岁,燕霞也就12,震宇仅有10岁左右。家的窗户全被“造反派”用大字报糊满，屋里成了黑洞。连前边门的过道也被“打倒…”的大标语糊成了狭窄的小缝。“造反派”一趟趟的喊着“打倒…”的口号跑到窗前屋后骚扰。妈妈整天象个“老母鸡一样用翅膀护着几个孩子默默流泪”抵御着外边的嘲笑,漫骂和叽讽。用最坚强母亲的意志向孩子们传递着一个最终信念；相信你们的爸爸不是他们说的那种人！
这时间不到14岁的彩霞成了妈妈的最佳助手，特别懂事的默默担起了帮助妈妈看护弟妹，给关在“牛棚”的爸爸送饭的任务，分担着妈妈的辛酸和劳累。那会儿每到吃饭时段在“西勘大院”都可以看到彩霞瘦小的身影，捧着妈妈为爸爸含泪精心制做的饭菜，顶着几乎疯狂人们的恶语相向给爸爸送饭。待在“牛棚”外边默默看着被那些人“判斗，折磨”得筋疲力尽的爸爸吃完饭，再把饭盒拿回来，心里忍受着委曲和不解的把爸爸身体情况精神状况说给妈妈听，传递着爸爸和家的信息。
后来春霞和震狄“串连”先后回来了，那时都几乎是1966年底，爸爸己被“造反派”押送去了德阳工地劳动。春霞凭着个人火爆脾气要去德阳探视爸爸，遭到院里“造反派”的百般阻拦。震狄一怒之下跑回了当时在成都称为“武斗之花”的学校参加了“武斗队”想借用“派性武斗”一报“伤父之仇”当时春霞18岁，震狄16岁。他们的归家至少从精神上给妈妈特大的支持，可当时妈妈一再告戒我们为了不给爸爸“添事”，不要主动挑事，但出了事也一定不要怕事，因为我们从来未做过对不起祖国和社会的昧良心之事。那时妈妈点爱操着一口山东腔对我们说；“相信老天是长了眼的神儿，无论你干过什么，他都给你记了帐的”。在这举国大众建国后的混沌之中“浩劫动荡”的第一年就这么过去了，似乎没留下什么，然而这短短的几个月的“轰烈”却给人们带来人性的扭曲，道德的伦丧，是非的倒置，好象这一年让国人感到的是个乱，除了乱！还是乱！！
1967年2月,成都也和全国一样闹起了“二月镇反”“反二月逆流”群众组织的各派都自封自己是“最坚定的革命派”，纷纷“高举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旗帜”相互抵毁对方组织，今天这组织占领那个组织阵地，明天那个组织包围了这个组织总部。也正是由于当时的这种“政治形势”的激烈进程，“动乱初期”爸爸这些被揪斗打倒的“分子”们，“造反派”们已无甚多大兴趣，也无瑕去管他们了，大都从“牛棚”出来了。爸爸也回了家，虽然全国都处在“停工，罢课，不出工的闹革命”期间，而爸爸除了星期天仍然每天坚持到单位转转，没有工作可干他就打扫单位卫生，整理倒败的花坛，种点花草，一如既往的出勤。爸妈是乐观的，从没被这突如其来的“动乱”吓倒，仍然幽默风趣地在家里讲着笑话，用这种无所畏惧的大无畏行动感召我们在“动乱”中找到自己保护个人的位置。
这一年全国发生了很多大事情，现在想来其实都是很荒唐的；什么“一月风暴”（上海“造反派”夺了市委市府的权，引起了全国各省市区县“造反派”纷纷夺权“占领无产阶级阵地”。）“二月镇反”（全国掀起对冲击军队，公安等机关“造反派”镇压逮捕运动镇慑秩序）到了五月份，全国性从“大辩论”升级为“棍棒武斗”，各派提出了要捍卫党中央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文攻武卫”。成都出现了几起重大的伤人.死人事件。七，八月份成都各派群众组织在“文革旗手”江青的“小青年，爱玩枪…”的谬论感召下，纷纷到成都各地旧军用仓库抢夺枪支弹药。继而成都就发生了和全国同步的“武力捍卫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持续武斗。当时成都称为“七月血战”。
这时“西勘大院”的地理位置原因，变成了当时的所谓“东郊前线”。整日里枪声不断，晚上火光闪闪，不知什么时候都有可能被飞来流弹瞬间要了性命。院里大部分人被这武斗阵势吓得纷纷逃离到城里，乡下等各地亲戚朋友处躲藏。而我们家从北京迁来成都没有一门亲戚，更无朋友。但爸妈是经历了几十年的战争动乱过来的人，一辈子走南撞北见过世面，经历过战争的枪林弹雨的洗礼。在他们看来任何动乱时期只要全家人都在一起就无可畏惧！我们住在街边楼房的一楼拐角，有三面都当街暴露在子弹横飞的“派性阵地”当面，时时有飞来的枪弹打在外墙上闪着火星。有时晚上枪声不绝于耳。为了安全爸妈带领全家把家里的床全拆了，在低于窗户的地上搭成地铺，以避免流弹从窗飞进。为白天安全，又到外边和大食堂里把已无人再玩的乒乓球台子面板抬回挡住了窗户。屋里一下变成了“战争”防护掩体，就连晚上在家点上灯（那会儿几乎天天停电）在外边也看不出家里有人住。为了混过那段寂莫无趣的日子，爸妈都学会了打“争上游”一到没事就围着打起了朴克。那段日子真是是共和国成立后和平时期的一段荒诞日子。那会儿由于全国生产几乎全都停产，什么东西都缺。爸爸照旧上班，妈妈却要想方设法在基本没有东西供应的国营商店，偷偷摸摸瓜“自由市场”中找寻生活用品，带着在家的孩子们排队在国营粮店买供应粮油到国营煤店排队买散煤加上黄泥拍成煤饼。到国营肉店时有时无的排队花销着国家配给的每人每月半斤的肉票。
日子在动乱的枪炮声中也算平稳的过着，他们除了每天盼望能收到在徐州大哥，山东大姐，新疆二哥，渡口（攀枝花）三哥工作的儿女的平安家信，得些许安慰外，还要操心家里参加了“文革动乱”的儿女和几个还小的孩子们别出麻烦。当时社会上和“西勘大院”很多家庭都为了各自在单位里,学校里的“革命观点”不一样而闹得夫妻反目，子女不和，一个家庭夫妻间，父子母女间，兄弟姐妹间为了“革命观点”不一至而分拨，分派辩论吵闹，发展到打架斗殴“阶级阵线”十分分明。而我家仍然沿袭着传统的家庭信念“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什么动乱也无法撼动我们血浓于水的骨肉之恩，亲如手足的兄弟姐妹之情。爸妈乐观幽默地看待着社会变迁，冷静睿智地观查思考人们的变化。他们从没为自己的遭遇报怨过，也从来对那些不公平待遇报以冷眼而不动怒，在爸爸的屋里就挂着他个人所书的两个大字“制怒”，从这可以看出那时期爸爸为了这个家，在心里用睿智和毅力压抑住多少冲动和怒气。妈妈默默整日忙碌着全家的生活，操着远近儿女们的心，担着爸爸随时会遭不测的心，为这家尽其全力的呵护。她每次看到被莫名罪名关在邻边房屋的别家在“西勘”工作的孩子都会充满了关心，家里做点好吃的东西也会端点送给他们吃。有时边送时还会自言自语地嘟囔着：“这些孩子才多大点啊，离开家大人来工作犯了啥事嘛？就这样整人家，家大人知道会多心疼！”完全有理由相信在妈妈眼里这些人肯定是和自已想念的在外边工作的儿女一样，是该受到呵护。做为母亲她能理解这些远在异地的父母是怎样为自己的孩子担着那颗慈祥的心。
这年7--8月间山东工作的三哥（震东）和新疆工作的二哥（震华）回成都探亲，来时成都的武斗形势正紧，我（震狄）也从学校跑了回来。爸妈又高兴又担心。在那种动乱的年代三个大小伙子进进出出的多扎眼睛，对那些想整治我家死而后快的家伙们来说，肯定又恨又怕又忌妒。这两个月正是成都武斗最历害时期，
就在我家楼对面的一整栋被打燃烧了个尽光，当时称为“五治8.18事件”，那天我们“哥仨”站在烧火的大楼对面的预制水泥楼板上，抽着当时流行的“阿尔巴尼亚硬壳的扁香烟”（当时卖一毛六一盒）听震华讲他在神密新疆的生活，震东讲在攀枝花的故事，震狄就大吹他在学校拥有的枪支，参加什么活动。除了这些对现实发生的事情都是一片迷惘。
由于枪在各群众组织中不断增加，那些和整过爸爸的组织对立一派组织开始打起了爸爸懂枪，懂子弹的主意。他们以假同情报不平的方式挑拨爸爸对“文革”开始时整过他那派组织不满，又以帮助“平反”等讨好，想让爸爸帮他们修枪，配子弹。爸爸知道枪支弹药是要伤人的，但在那个“无政府状态”的年代硬顶是要吃亏的，所以每次都很热情的帮忙给他们讲那些他们听不懂的武器理论敷衍他们，从不动手去整过那些枪支弹药。
在武斗的混乱中很快进入了1968年。这年成都的武斗形势从没有消停过，但在精神上由于派性的争斗对老百姓己经疲劳没有兴致，爸爸也成了“运功的旁观者”。春节前的腊月十七，八，成都陕西街的“高教局”发生成都算较大的武斗事件“十中保卫战”一派几个学校的学生组织被围在“高教局”里边，四面的高楼全部围满了另一派的武装，白天晚上外边一派向被围的学生用机枪扫射，甚至用上了“四管的机关炮”把“高教局”的钟楼都打残了，里边学生也时不时向外射击。一时间人民南路到南虹大桥变成了没人敢靠近的“无人区”。十几天后春节“团年”时却听到那几天爸爸和妈妈居然到那儿去看过“热闹”，还在陕西街口用电杆作掩护看到第十中学的女学生冒着机枪扫射给围在“高教局”的学生组织送饭。爸爸讲得活灵活现，全家听得提心吊胆，其实大家都知道他们是听到广播大喇叭宣传围在里边的学生组织是震狄学校的“武斗队”。他们是在担心，担心他们那捣蛋的儿子是不是在里边。他们知道战争的危险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但过后他们仅称去“看了看热闹”。这让我们以后每当想起这事都在心里嘘唏不己。
68年的上半年开始，由于长时期的几派纷争，连连武斗，又在接连几年中“运动方向不明”，很多百姓对运动失去了新鲜感和兴趣，都作了“消遥派”不再参加什么活动。这时期家里也稍为平静了很多，这段时间由于几年的停工罢课“闹革命”物资供应又开始极差。妈妈又开始动用脑筋在伙食上让家人吃饱吃好。爸爸仍然一如既往的按自己生活工作轨迹乐观向上。在外工作的哥哥姐姐也己逐渐习惯或适应了形势，慢慢的没有了“文革”初期时那种恐慌，写信中的语气也恢复了原有的自信。家里除了震狄一会儿“北京告状”，一会儿“西安支援”的到处乱跑让人放心不下外，应该算诸事平安。
这年12月毛主席为集聚城里三年的各类“老三届”毕业生和己满16岁又无法继续上学的“知识青年”指出了一条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这就是长达数年的“知青下乡”运动，直至“文革”结束。
那会儿家里正好有三个“老三届”，震狄读中专正等分配不用下乡，彩霞没满16岁可以先不下乡。当时符合该下乡“接受再教育”的只有春霞了。爸妈当时为这事儿很伤了些脑筋，最后考虑到种种利弊，决定让彩霞提前和春霞一块下乡。一来考虑这政策不会太短，彩霞年龄满了也避不开，二来两姐妹同行下乡相互可照应，三来姐妹同在一处下乡家里探视也方便些。决定后爸妈就开始为两姐妹忙碌起来，他们自己虽说多年走南撞北见识满满，也先后送走了几个儿女离开家走上工作岗位，然而这回“送女下乡”却是处在非常时期，对下乡后会有什么结果谁都茫然不知。但为使家庭尽量相对集中少分几处，这样安排当时也算权宜之计了。
1969年1月26日，正要快过年了，春霞,彩霞随成都12中下的乡。那天是爸爸和震狄去送的，爸爸和震狄背着铺盖卷，提着装洗脸盆和杂物的网兜儿，姐妹俩背着书包，提着沉重的两个大提包，里边装着妈妈精心准备的衣物和日常用品。姐妹俩胸前还带着大红花，一直把她们送到成都12中，找到她们下乡到江油县重华区的队伍问清火车车厢号，爸爸和震狄坐公共汽车直奔火车站。
北门火车站人山人海，到处贴满了大红标语；用口号表着自己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的决心。从车站广场到站台里都有成都各校的锣鼓乐队，广播里一遍又一遍的播放着“最高指示”和“到农村去”的革命歌曲。这必定是成都市第一批的“知青下乡”啊！从此“知青”这个称呼沿袭至今。
当成都12中的大卡车到了时，整个火车站己被人挤得水泄不通了。幸好先占了地方才能勉强说会儿话。实际上就在一起站站，那个场合说什么都听不清楚了。
一会儿吹哨了，火车要启动了。一下子全场都静了下来，好象静得能听得到心跳。该走的都上车了，窗子上贴满下挂着泪的笑脸,严格地说是苦笑着脸。“呲”的一声汽响，“呜”的一声鸣笛，车轮开如滚动….突然一声嚎叫，整个车站突然爆发下山崩地裂般的哭声，这哭声震天撼地，撕裂了人们的心肺，这是一次历史的大变革，从此中国大地有了个新的称渭“知青”！
1969年------197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