击鼓骂曹，一种精神胜利法的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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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鼓骂曹

在三国人物中，有一个叫祢衡的狂士，到底有多狂呢？他曾和孔融互捧胡吹。

祢衡称赞孔融是“仲尼不死”，意思是你孔融就是当代的孔子啊。而孔融则回誉祢衡是“颜回复生”，意思是你就是孔子的大弟子颜回啊。

俩人臭味相投，惺惺相惜。

《后汉书·祢衡本传》有一个关于祢衡“怀刺求荐”的故事。

大意是说：祢衡揣着一个写有自己名字，类似于名片的东西，准备递给那些赏识他的老板，但是转了一圈，名片上的字都磨掉了，也没有看上一个人，觉得谁都配不上他的才华。

偏偏就是这样一个狂人，被孔融引荐给了曹操。

曹操自然知道祢衡是个目空一切，恃才傲物的家伙，所以就不怎么待见他。

在《三国演义》第二十三回就有一场祢衡“击鼓骂曹”的精彩大戏，大意是说：

由于曹操轻慢了祢衡，祢衡先是把把曹操手下有头有脸的文臣武将都骂个狗血淋头。在曹操命他在宴会上击鼓时，他居然脱的一丝不挂，引得“坐客皆掩面”，一片哗然。

祢衡还不解气，又大骂曹操“不识贤愚，不读诗书，不纳忠言，不通古今，不容诸侯，常怀篡逆”。把曹操也贬的一文不值。

恼羞成怒的曹操借刀杀人，祢衡最终命丧于刘表部将黄祖之手。曹操留下个“害贤”的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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祢衡骂错了

千百年来，祢衡“击鼓骂曹”的故事，被很多文人解读为：祢衡识破曹操篡汉的野心，巧妙的用这种惊世骇俗特殊方式，以卑俗亵渎尊贵，以丑陋戏弄庄严，以真率反击伪善。

落得一个“三军不可夺其志”，“拼着一死染黄沙”的美名。

祢衡深得后世文人的同情和赞颂。在古代士人中一直存在着一种“祢衡情结”。

那么，祢衡骂得真的对吗？

有人说，祢衡骂曹操，是因为曹操篡汉。但祢衡骂曹操时，还在建安元年，那时候还看不出曹操有篡汉的迹象。

曹操的谋士能臣，犹如过江之鲤不可胜数，却都历史扬名。

如：谙熟政治和深通兵法的荀彧、荀攸叔侄；奇诡莫测的贾诩；有胆有谋的程昱等等。

但是这些人在祢衡眼里都不值一文。

即便曹操是篡汉的，但荀彧是忠于汉室的啊。你祢衡为什么要骂荀彧呢？

祢衡不仅拿乐进的出身低微说事儿，也骂徐晃是屠猪杀狗之辈。翻遍《三国演义》及相关史书，也找不到“徐晃屠猪杀狗”的依据。

或许这是祢衡骂的兴起，一气呵成，为求气韵连贯，而嘴不把风的顺口胡诌。

夏侯惇在战场上，因为被箭射中眼睛，他情急之下用手拔箭，不想把眼珠连带拔出，“父精母血，不可弃也！”于是放在嘴里吞嚼下咽，并挺枪纵马一枪搠死劲敌。

夏侯惇真英雄也！

但是，祢衡称夏侯惇称为“完体将军”，他拿夏侯惇的残疾开涮，戏谑嘲讽夏侯惇五官不全。这就骂的极不地道，令人发指了。

祢衡的这种骂，丝毫看不出他应该骂的合理理由。

按照现在的话来评价他的这种“骂”，就是“喷子”。祢衡这人“有病”，并且病得不轻。

要说有什么特效药可治，那只有抽他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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祢衡为何如此之狂

祢衡如此之狂，是受当时的大环境影响的。

汉末流行“清议”之风，士人结成圈子，品评人物、针砭时弊，与权贵集团在政治上对抗。

清议中的意见领袖，往往受到士大夫和太学生们的仰慕和追捧，可以声名远播，成就“名士”的美名。

这些“名士”之间又互相吹捧，给对方添加各种头衔称号，以互抬身价。因为抨击当权者而受到打击的，反过来能进一步抬高了他们的名望。

士人的名望是一个及重要的砝码，可以获得很多政治上的利益。于是，“清议”之风畸变成了士人们沽名钓誉的工具。

为了获得名望，他们往往出惊世骇俗之语，给人以一种“不畏权贵，不侍奸佞”的大义凛然气概。往往是说的越出格越好，闹的动静越大越好。

如果能受到当权“迫害”，那就达到目的了。这样就能获得更广泛的同情与尊敬，后期就可能为“明君”所用。

祢衡“击鼓骂曹”的行为，就是当时这种“名士”极端路线的典型。

他为了获得一个“忠果正直、志怀霜雪、见善若惊、嫉恶如仇”的美名。达到“有朝一日春雷动,得会风云上九重”的政治野心，对自己进行无底线的炒作。

炒作这个套路，似乎一直延续至今。

在当今网络世界，谁要是敢怼名人，怼大咖，那也就出名了，很容易成为网红。

而有些大V，不分青红皂白的骂社会，不明就理的喷别人，是可以引起很多共鸣，收获很多粉丝和流量的。

但曹操可不是吃素的，他早就把祢衡这种士人圈子的这种套路看得门儿清。

祢衡料定曹操不敢杀他而背“害贤”的骂名，于是肆无忌惮。

但是他算错了曹操，最终被武夫黄祖砍了脑袋，成就了他“千载狂士”的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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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文人们的精神胜利

后世文人，对祢衡击鼓骂曹之事，不间断地进行诗性咏怀，使祢衡成为狂士”风神、“狂骨”风标。

而唯有歌咏祢衡，方显自己清正刚烈，傲岸豪气。以表明自己有“忠果正直、志怀霜雪”的品格。

例如：

“祢生祢生气如虎，平生谩骂膺砧俎”（清代张笃庆《鹦鹉洲哀辞》）；

“堂堂乱贼人不识，独以谩骂彰明之”（清代李绂《鹦鹉洲放歌》）；

“脱衣突出骂曹瞒，惊向当筵一挝鼓”（清代刘嗣绾《祢衡鼓》）；

“不能杀贼当骂贼，鸣鼓而攻怒雷激”（清代刘家谋《祢正平鼓》）

“忠难回国是，狂不为身谋”（清代叶廷芳《鹦鹉洲》）；

“清狂早占晋人先，乱世矜才岂善全”（清代赵翼《鹦鹉洲吊祢衡》）；

“狂士不容早自知，快心且弄渔阳鼓”（清代吴绮《鹦鹉曲》）。

……等等

后世诗人、词客赞赏祢衡的“狂骨”、“傲骨”，歌颂其“狂不为身谋”，其实就是借歌颂祢衡以狂抗世，以狂抗权的英雄本色，向世人表明，我就是像祢衡一样的大才呀，我就是怀才不遇呀，可惜了我呀。

这些酸腐文人，只看到了祢衡的受“迫害”，而未去探求祢衡悲剧的根源。

这些文人有一个典型特征：他们秉承“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在性格上却表现出两面性：

当受到重用、赏识时，表现出士为知己者死的献身精神。论为主子效命，都可以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而在怀才不遇、难登庙堂时，就立即显露出不为五斗米折腰，绝不趋炎附势、同流合污的骨气，个个都具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品格。

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大清朝的文人歌颂祢衡的诗章最多。而论卑躬屈膝做奴才，大清朝的文人也最多。

说老实话，祢衡实在不是一个值得称颂和学习的榜样。

那些称颂祢衡的文人骚客，实则自尊心与自卑感并存。通过抬高肯定祢衡，借祢衡自喻，歌颂“击鼓骂曹”，来拔高自己。

再多的咏赋，其实就是像祢衡一样，只是一种精神胜利法的狂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