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激励：创造性行为的由来

摘要：“轻激励”这个问题其实我已经思考了很久。当然，这其中的关键问题就是我所说的“轻激励”到底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它反射出我所说的“重激励”有什么样的现实缺陷？或许这是大家最最关心的。在系统的思考之后，我发现“轻激励”对于创造性行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种行为发生不是具象的，而且创造本身就是不确定的，依靠“重激励”是很难产生的；而“重激励”可能更适用于目标明确的任务执行，激发人们及时、保质保量的完成任务。

写这篇文章有点难，而在这篇文章之前，我已经思考了很久，但仍然觉得很难用简洁易懂的语言解释清楚本文所要说的主题，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宏大的主题。事实上，我是从一个问题开始的，即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是应该需要更多优秀的人还是应该需要更多优秀的行为？当我从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那里了解到：优秀的企业总归是让平凡的人做出不平凡的业绩。我便产生了上面这个疑问，而且在我们身边就存在这样一家企业——美的集团，它更激发了我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对于人类行为的研究，是经济学研究的范畴，经济学家米塞斯为此还写过一部鸿篇巨著《人的行为》，在其中，米塞斯表达过一个观点：人类行为是有目的的。但是到目前为止，经济学家仍然不清楚人类行为的目的。主流经济学，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新古典经济学，在承袭边沁功利原理之后，将人类行为的目的定义为追求最大幸福或效用。但是对于幸福，经济学家将其狭隘化为对财富的追求。所以，在企业的激励机制设计中，我们强调的就是物质财富的激励，我们希望在人类行为与财富之间就是一条简单的直线式的因果关系。事实上，人的行为与财富之间确实存在着很强的因果关联。所以，我把基于财富的激励称之为“重激励”，之所以称之为“重激励”并不是想否定它，反而是突出了它的重要性。但是，在这篇文章中，我主要要关注的是基于财富激励的不足。这个不足是从人们乃至经济学家所犯的错误开始的。

经济学家所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将人追求最大幸福与人追求物质享受直接等同了。这就出现了一个现实的矛盾，即有些人，当财富增加之后反而出现了幸福感下降的情况？这至少表明，我们通常所说的幸福已经狭隘了人类行为的目的。事实上赫茨伯格已经看到了这种错误，为此，他创建了“双因素理论”。就我看来，所谓幸福就是人们“选择的自由度”，这其中包括机会。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去分析我们生活水平的改善，我们并不能仅仅从个体财富增长的水平去看待这一问题，在新中国成立的近几十年里，我们个体的财富似乎出现了很大增长。但用弗里德曼的话说，那只是一种货币现象，如果剔除货币现象即通货膨胀，人们的实际财富并没有增长多少。但人们的生活水平确实出现了很大的改观，这种改观其实就是物质的丰富性所带来的个体选择地释放。所以，在通常情况下，为什么经济学家会说低的通货膨胀是好的？因为低通胀通常会产生财富效应，诱导人们进行物质生产，拓宽了人们选择的边界。

不言而喻，当一个人的财富增加时，这个人可选择的东西确实可能会增加。但有些选择反而被限制了，也就是，从总体上看，他选择的自由度未必就是上升的。就人类个体而言，其成熟的标志就是行为具备了选择的意义，也就是他的行为表现出敬畏精神让他不得不失去一些选择的自由度。

如果从选择的自由度来看待人类的幸福，那么人类行为的目的就不单单只在追求财富，还存在财富之外的目的，而这却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上的特征，也是人创造性行为的诱因。

具备财富动机和非财富动机的人，我把他称之为“道德动物”。即人有动物性的一面，他受到财富的驱使，但人又不仅仅是动物，而是有道德的动物，他受到道德层面的激励。请注意，我在这里并没有说是受到道德的约束，而是激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总是将道德看成人类的约束，这就是把人当作了动物来看待。对于人来说，道德是人行为的内在激励，而非约束。也就是说，道德对于个体来说，它不是社会强加给的，而是人性的产物。如果不是内在的缘由，外部是不可能强加任何东西的。弗洛伊德曾经指出人类痛苦的起源在于意识的冲突。而这个冲突客观的东西就是人所要表达的道德与社会倡导的道德观念之间不协调。

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是因为人作为高等动物所带来的，而是因为人作为道德动物所带来的。我所说的“道德动物”，这个“道德”并不仅仅指我们通常所说的“道德模范”中的道德，而是指人要成为社会性的人应该具备的品质。正是因为人类具备了这些品质，才使得人类并没有停留在动物的世界里，而是突破了动物的边界走了出来。我们习惯从进化论的角度去思考人类的一切问题，包括人类社会进步，也会反射到遗传基因，我们会认为社会的进步是因为人类遗传的改变带来的。恰恰相反，如果我们去读查尔斯·库利的著作《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很容易会发现进步通常需要的不是遗传的改变，而是社会进程中出现的知识、艺术和风尚的发展。如果要理解库利的这句话，我们需要重新去思考人类的生命问题。

在过去，我们通常所思考的就是一般的生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创造进化论》的作者伯格森就表明人类生命和其他生命没有本质上的不同，有的只是某些特征在数量上的差异，即人类在某些特征上会显著些，而其他特征上可能就少微弱些。这其实是从自然生命形态去考虑的，也就是从人作为自然存在物的角度去思考。那么从这个层面，人类的发展就是“基因-遗传-自然选择-进化”这样一种路径。这样来看，人类最核心的诉求就是保存自我，甚至从基因层面就存在这种诉求，从生物学家道金斯那里我们不难得到这样的答案。

为了保存自我，食物和性就是必不可少地追求，它们构成遗传的必备条件，这就衍生出人类对财富的欲望。财富是实现这两种欲望的最根本的基础条件。但是，从自然生命的角度来看，人类的进化并不能由人类自身来决定，而是由自然选择决定的，也就是，财富动因在促进人类自身的进化上并不能显示出强大的力量，即便有，这种影响也是极其微弱的。从过去几千年，甚至几万年的时间跨度里，人类自身的进化并没有明显的改观。所以，对于人类来说，财富最多在保存人类的原初状态中发挥重要作用。

但是，在今天，我们能明显的感受到社会的突飞猛进，这充分表明了人类巨大的创造力。地球化学家哈里森·布朗就曾毫不讳言地表示：

“我很自信地认为，今天的人类已拥有比它所认识到的更大的力量。我相信，人类已有能力创造一个全世界的人们都过着自由、富足、甚至具有创造力的生活的世界”。

人类创造力来源于什么？这个问题事实上在问人类为什么会成为智慧生命？伯格森曾经表明，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类分化出两条道，一条是本能，一条是智力。但是伯格森忘了一点的是，仅仅从遗传角度思考的分化，它只会出现物种的分化，不会产生人类这样缤彩纷尘的世界。人类社会的复杂来源于分化出来的第三条道：人类智慧，这需要从人类生命的另一个基本结构来分析。

从查尔斯·库利那里，我们可以知道人的生命存在两个方面：自然生命和社会生命。一直以来，人类并不重视人的社会生命这一说法，因为人们尚未找到社会生命的基本结构，我们仅仅承认基因作为自然生命的基本结构。直到理查德·道金斯，在他的经典之作《自私的基因》一书中揭示了社会生命的基本结构——Meme（有人将其翻译成拟子或迷因），虽然，他自己尚未将其称为社会生命的基本结构。迷因事实上指的是文化的基本单元，我更倾向于将其看作可解释性的富有意义的象征符号，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化就类似于染色体的东西。这个文化单元的基本特征是：一方面，它可以像基因一样，不仅自带丰富的信息，而且能够进行复制，只不过渠道不同罢了。基因是通过遗传渠道伴随染色体进行复制，而迷因是通过传承渠道伴随文化进行复制；基因编码人类的器官，迷因型塑人类的社会形象，如画家、音乐家等等；另一方面，文化作为生命的基本结构，格尔兹曾经表明，它的出现不会迟于人类的出现，至少是与人类地出现是同时的。

为此，我们可以了解到，人类生命具备两个方面：自然生命和社会生命。这两个方面的生命，分别是通过两种生命渠道实现的，一个是遗传，另一个是传承。也就是，文化基因——迷因——需要通过传承来实现自我延续。在两种生命的基本结构的指导下，通过生命的两个渠道及其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塑造了完整的人——自然生命和社会生命的结合体，这两个渠道之间地互动及其活跃程度是人类最根本的特征，它使得人类发展明显加快。我们现在所说的人工智能，它没有遗传渠道。

那么智慧代表了什么呢？事实上，过去我们所说的智慧是有定局限的。在我的观点里，我认为智慧代表了连接的丰富性和广延性。如果大家看过野中郁次郎和竹内弘高所著的《创造知识的企业》这本书，就可以了解到，人类在知识创造中，有两个过程：一个是内化，另一个是外化后转移。知识就是人类智慧的代表，所以，一个人的智慧的高低，取决于它内化的东西。事实上，知识内化的并不会是具体的东西，它只会是抽象的东西存在脑海里，这个抽象的东西就是迷因。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感触，读了很多书，但是发现脑子里并不记得什么，但是，你又会发现你的理解力和认知能力却是上升的，这就是迷因作用的结果。当你脑子里迷因积累越多时，发生连接的丰富性和可能性就会上升，这就代表了你智慧的上升。

迷因的“内化-外化-转移”就是迷因地传承过程。但是，正如人类基因一样，并不是“原始汤”中所有基因都获得了遗传，现在留存在世的基因，也仅仅只是“原始营养汤”中极少的一部分，这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同样的，并非每个迷因都能被传承的，流传至今的，有些是变异后的，有些已经被遗忘，这就是社会选择的结果。

那么，我们所关心的是什么样的迷因才能获得传承？才能被社会选择？对于迷因来说，它有着类似基因的目的，就是丰富自我和期望长存，而要实现这种目的，它就必须使自己变得对于人类来说是有用的，是合理的，是正当的。而这就是人类道德的起源，它构成了社会选择机制。所以，迷因的欲望转化为人的目的时，就是人是追求道德的动物。通常，我们评价一个人时，总是通过对他的行为进行评价的，这样，我们就是站在道德的角度去看待人自身的，这也道出了人为什么追求道德需要？抛开微观层面，从宏观层面来说，这就是源自于文化对人类道德的满足。

对于上段最后这句话，美的集团创始人何享健就有类似的认识，在他所有的讲话语录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句话——“文化应该成为人力资本的激励因素”，大家可以从黄治国主编的《静水流深》中了解到。这让我不得不佩服何享健的智慧——深邃。可能很多人并不会注意这句话，正如库利所言：对他人的有力、深刻的理解包含着思想的力量。我是通过系统的思考，才认识到他说这句话所富有的丰富思想内涵。

为什么文化要成为人力资本的激励因素呢？回答这个问题，我不得不又要将弗洛伊德搬出来，因为从他的临床研究种可以得出，如果文化无法适应人的（由迷因构成的）内部环境，那么就会在意识层面产生冲突。所以，在意识层面就无法顺利发生连接，人类的创造性就很难发生。这就说明，一个企业、一个社会的文化环境直接影响了人类的创造性。

文章至此，我想应该到了要定义我所说的轻激励的时候了。轻激励，就是要满足人的社会本性，即人对道德的追求，它最终需要落实到文化对个体内环境的适应，只有这样，迷因才能发生丰富的连接。

因此，从本文的分析，我想表达的是人的创造性行为（没有明确目标）就是来自内在的这层激励所带来的行为，这层激励需要落实到文化层面。当然，文化通过什么样的形式去激励人的创造性行为，它的表现形式却是多样的。我始终认为来自财富的激励并非是导致创造性行为的根本原因，它更适合于完成执行任务的激励，具有明确目标的激励。这样，财富加非财富的激励就构成一个完美的激励体系。在一个企业，不见得就需要很多优秀的人才，事实上，在《哈佛商业评论》上有一篇文章就指出，卓越的企业和普通的企业，在优秀人才的数量上是没多大差距的，它们也只是在关键岗位上任用了优秀人才。因此，对于一个企业来说，许多细微的优秀行为远远好于许多优秀的人才。 梅雷迪思·贝尔滨在其《管理团队：成败启示录》一书中就指出：“ 由聪明的人（通过智力测试）组成的团队（阿波罗团队），其表现通常都符合它的本质——不好管理，易于进行非建设性的争论，很难做出任何决定。这些团队的成员喜欢按照自己的好恶来行事，而从不考虑公司里其他成员正在做的事情。由于没有连贯的团队工作，个人的努力和聪明才智最后都变成一场空。”

长期以来，我一直在思考什么样的行为才是优秀的行为？我想，它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创造；另一个就是无缝执行。当重激励和轻激励结合起来时，我们就能实现这两方面的目的，事实上，任何伟大的企业，都是文化满足人类社会本性的企业，这也可以作为一个企业文化好坏的衡量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