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木洪~枸杞红了的时候
诺木洪地处青藏高原东南部的都兰县境内，109国道与他擦肩而过。
“诺木洪”是蒙古语的译音，意思是“好地方”！在这里，连绵起伏的大小沙包星罗棋布，浩瀚无垠的戈壁滩一眼望不到边，红沙柳，白剌果，芨岌草，梭梭林和野生红，黑枸杞布滿草原和路边，特別是路边上的黑枸杞棵，象蚕豆粒大小，黑的发亮。要说黑枸杞，现在已经被人们开发利用，因为它富含维生素，花青素具有延年宜寿之功能，如今已身价倍增，其黑枸杞干果已销往国內外。可是，在70年代末期，这些黑枸杞不要说人工栽培，长在路边，它无人问津，一分钱也不值，由于它多汁的果子更是大人小孩远远躲避它的对象，吃一颗，滿嘴皆成黑紫色，牙齿被染的黢黑。若是走在路边，一不小心将黑枸杞的果浆碰破，那你的衣服裤子肯定被染的一蹋糊涂。
诺木洪含花青素极高的黑枸杞，现已经被开发利用
同时，诺木洪还是野生动物的天堂，南山，东草原和北草原，西水磨的"田格里"更是野生蘑菇，天鹅，黄羊，野兔的栖息地，也是诺木洪人天然的后厨房。在那荒漠地梭梭林和沼泽湿地上，草原狼，哈熊也时有所见。而诺木洪的气候特点便是高寒，干旱，盐碱，朔风，烈日加上蚊子小咬成片。
我是1978年的11月从浩门农场调回诺木洪的。调动的理由是和所有从浩门农场调回诺木洪农场的男女青年人一样。找了一个本场的男，女对象。为解决两人结婚后夫妻分居。当时的监狱管理局和各农场对这样的事情还是网开一面，很有人情味的。正式的文件，不是我们"小农工”所能见的。但，只要男女双方向所在农场打了因结婚而调动的报告，上缴大队尔后是场部政治科审批再报省监狱管理局备案后。你的调动便走完了程序，你就收拾好你简单的卧具，带好你的调动关系，自己联系车回你新调的农场吧。我，就是这样抛弃了在浩门的一切，傻呼呼，乐呵呵地回到了诺木洪。当时，象我这样情况的事例的还真不少。事后统计，如，贾河清，王建文，王长云，孙黎明等等，尔最具传奇色彩的便是我和孙黎明的人生经历。都是山东人，栖霞市距我所在的招远市仅有50公里，从50年代初，我们的父辈从莱阳劳改队千里跋涉押犯到格尔木农场，他们都分在三站，由于父辈都已作古，我们在山东没有青海那样可以随时打听考证的老人。只是在《砥砺奋进，圆梦戈壁》的回忆录里得到一些只言片语，后经询问远在广西桂林的老格尔木，老诺木洪的杨斌近90岁的妈妈，她告诉我，站，在当时就是大队，三站，就是三大队。啊！这样，我们的父辈就是世交了。
前排右数第三人和后排左数第三人是我们的父辈
格尔木农场撤销后，他们又一同随同翟双元，尚茂才，田毅(调香农，田毅，74年农场知青调浩门夜宿香日德时曾去看望过我们)田兴德，王心厚，师林山，杨斌的父亲和胡建忠的父亲(胡父亲分调到香农)孙承欣等等一批老格尔木分到诺木洪，文化大革命前，我父亲分管二大队，黎明父亲分管东边一大队，至于他们当时是大队长职务还是中队长的职务，我年轻时不经意也没有问过，反正在60年代，他们为诺木洪的开发与建设，曾叱咤风云过，他们有一股中年人的干练和洒脱。他们忠于职守，热爱本职工作。在当时，父辈的雷历风行使他们各得了一个戳号，孙的父亲号称"东霸天”，我的父亲号称“西霸天”。现在回过头看他们的一生，虽然他们在当时可能专言武断，但，也说明胶东人干工作一丝不苟的率真和耿直。这也成了文革中批斗他们的主要罪状，后來，这批老干部有的英年早逝，有的一直在诺木洪干到退休。
再说我和孙黎明的缘源。74年调浩门农场的368人中，我俩占了2名。到浩门，起初，我们同在青年二队，后來，因为成立宣传队我调到十三大队大队部知青点，这家伙不知怎么也调过來了，而且他的宿舍离我们八个人住的大通间宿舍不远。他经常找我们比他年令大的玩，加之个子小，年令小，所以就成了我们逗趣的小玩具，记得有一次，我们几个人把他按倒床铺上给他身上滴腊油，他怎么护着裤子也不管用，最后在大家一片哄堂大笑中，他狼狈地逃蹿了，事后，好几天不敢从我们门前走。分配时，我俩又不离不弃，鬼使神差地分到一大队带工，住一个宿舍，一块到食堂打饭。那时的带工员每个人发一件蓝色皮大衣，在中队长谢德昌的带领下，领着我们去工地。这件皮大衣就成了一件多功能服装了，春天，带工烧灰，天冷风大。我俩将大衣裹在身上躲到背风地方谝闲传熬钟点，雨天，这件蓝羊皮大衣又是我俩的雨衣，将皮大衣往头上一蒙，又是一件极好的避雨用具，三秋抢割油菜，大队要求带工员必须一整天在工地上吃饭，不允许回队。油菜垛下，这件皮大衣又是我们的床铺卧具，我倚着油菜梱往上一躺，两眼瞅着刚割过油菜垅里奔忙的各式各样，长短不一的小虫子出神，猜想，这帮小东西它们为什么也是这样急匆匆地奔忙呢，它们也有家吗？也许它们是找东西吃吧！
临近中午，一辆小马车把大田割油菜人们的午饭送來了，顺便带來小伙房给我俩带来的饭菜和水。因为眼下是"三秋"大忙季节吗。伙食肯定错不了，皮大衣这时又成了我俩的餐桌，一件铺在田垅里摆盛饭菜，一件当席子，我俩席地而坐。一顿饭，虽然沒有酒。但，午饭吃的饱撑撑地我们眯着眼打盹谁也不想。心灵纯净地没有愁滋味，一觉眯起来，忽听耳边有孩子们的吵闹声，从油菜梱缝里往外一瞅，呵，是副业一大队学校年轻的女老师领着同学们在做游戏。这个女老师我们见过面，可能是唐格木农场的，只是不太熟。孙黎明说，她姓王，叫什么名字就不知道了。我对他说，嗯。你都不知道，我更不知道，你听她现在叽叽喳喳地，就叫她"王麻雀吧”。他呲牙笑着说“行”。于是，恶作剧开始了，我们从透过油菜梱的逢隙里，长一声短一声地叫着"王麻雀！王麻雀"！此时的王老师，估计也很诧异，光听声音不见人，看看周围又都是割油菜的人，沒有闲人。割油菜干活的人为完成规定了任务，是沒功夫和她嗑牙，再说他们的年令和身份也绝无可能。但声音确实又是在喊她的，她姓王不错，但她想自己也不是麻雀啊。小同学又不敢叫她，她又不便顺着声音找我们(副业一大队学校操场离我们地块约100多米)估计她知道是有人故意捉弄取笑自己，郁闷之下草草结束了户外活动，只见同学们站队走了。这时，我俩百无聊赖地从油菜梱里爬出來，披上“战袍”(我俩对多功能皮大衣的称呼)漫不经心地到割油菜的人群里巡视去了。
山脚下待收割的油菜田
最不可思议地是，我78年11月从浩门调回诺木洪，起初和刘颖章，陈正明，丁成章三前辈在改造科。后又合併到劳资科，此时，孙黎明和场部秘书科拜青彩相恋后，前后脚也离开了浩门农场一大队，调回诺木洪农场，分到了基建队。86年我享受文件规定，多兄妹的，可有一人內调照顾身边无子女老干部，沒隔几年，孙立明竞也跟随着调回山东栖霞。这种形影不离的如影相随，巧合地象上天故意按排的一样，让人不能回避和不可思议今生的相遇！
80年代的诺木洪，还延袭着建场初期的干打垒或纯土坯垒得老房子，以后农场所盖的场部大礼堂，在那个年代绝对应属标志性的地标建筑了，高端，大气，上档次。秋天，每当在大礼堂放电影。走进大礼堂，那折叠式坐椅和两架交替放映的电影机总让人记忆深刻和亨受。再者，大礼堂周边的那三棵开着金黄色小花儿的沙枣树，微风吹來时，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浓的枣花儿的清香。每当从它身旁路过，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深深吸一口那枣花儿沁人心脾的花香，顿时感觉到心清气爽。
诺木洪天格里野生蘑菇，此图片来源于南方朋友发送
在80年代初期，我的意识还是比较前卫的，当时，没有那么多可体的新潮衣服。那时的一句顺口溜便能说明职业的重要性，什么职业吃得开呢？“听诊器，方向盘，领导干部有实权”。这就说明，一般人当个医生，开个车是最荣耀不过的事了，我的第一个煤砖式录音机就是买一大队纪建青的二手货，价格是原价，只是送了二盒邓丽君的磁带算作補偿。就这块煤砖，也让我兴奋不已，虽然是个单声道，但，不影响自己和同事他们赛录音机的兴趣，经常掂着个小煤砖和人较量有新歌磁带多少，录音机重低音的音质。有一次，一大队薛大平能拿一只双喇叭的小手提式录音机，好事地专程从一大队骑自行车到场部和我较量，输赢结果忘了，一般是我输，我的小煤砖太其貌不扬了。又过几个月，车队那一帮小青年，借着走南闯北，见多识广，接受的新生事物多。农场的潮流都是他们带起來的，光记的杨疙瘩，张洪林(他俩印象较深)绛红色喇叭裤穿出來了，不出车时，掂着个四喇叭双声道的大录音机随着他滿场部走街穿巷，南北家属院都留下了邓丽君的靡靡之音。再后來，等邮电局秦平家的交直流收录两用，八喇叭，双声道重低音大录音登场，我才知道小煤砖真的不行了，那样高大上的收录机自己买不起，再者，也没有东南沿海的亲戚和同事，因为，那些大功率的收录机都是从港澳台走私过來的，包括一些高档手卖(其表的一部分部件是耐磨塑科的)和那些声音宏亮又是重低音的大收录相比，自己的小煤砖识趣地退出舞台消停了。
机运队的司机们在农场永远是一个与外界联系的窗口和风向标，诺木洪农场东西狭长约20余公里，南北宽约4公里。生活着1万多人，青年人占的比例不是太大，虽然说农场远离文化，文明。但，接受新生事物是他们的天性。农场也是在缓慢地与时俱进，努力跟上社会的步伐。在此期间，农场有了自己的，只能放录相的电视台，有了自己的小煤矿，并装上了那个时代最先进的远程对讲机，便于和煤矿联系，办起了宣讲改革开放，实现四个现代化，全民奔小康的学习班，尔我则被抽去全封闭的进行骨干培训。理论方面虽听不懂，但，结合农场的实践也知道开窍了一点。西边四大队是农场最先引进澳大利亚先进的农业喷灌机械，当时随机械还有一部小面包车，推拉门的那种，是乔刘保开的。听人家说，在国外那是人家干活工人用的工具车，我听后唏嘘不已，真羡慕人家国外，一个普通工人就能开这样的好车，而我们的政委高振武，才坐一辆四处透风的北京吉普车。同时，农场还拥有了第一部，由马合义开的往返农场东西大队的公交车。只要你是因公下大队办事，车也不卖票，其他人员乘车是否买票我倒不记得了，象我去下面大队办事主要靠地是涮脸和秘书科发给各科室的有机玻璃做的白色乘车牌。那时候拿出乘车牌在司机和乘车人面前一晃，不亚于现在在公共场所亮出的警官证，再跟上一句"警察”！特引人注目，虚荣心的面子给的够足了。在当时，青年人的文化生活不多，在单调的时刻。农场的司机们又吹来了新的文艺气息，那就是风靡一时的交谊舞。改革开放的南风窗一打开，许多国外的音乐和电视里的花花世界等等冲击着我们僵硬的头脑，新鲜，刺激，激动让我们那一代青年人觉的这世界太精彩了。学跳交谊舞(那时沒有仑巴，恰恰和踢它舞)场部也由严培负责组织宣传队办文艺节目，活动场所是东边几间房屋。当年的活跃分子有周慧，陈梅，陈丽双胞胎姐妹俩，怀立丽好象还有王文莉等等，一曲《阿丽山的姑娘》配上她们青春靓丽，婀娜多姿，编导又用了不曾见过的新的舞蹈语汇。歌好，人靓，一曲刚停，礼堂的坐席上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30多年后的今天，据周慧讲那个舞蹈是她编排的。我相信，我认为周慧是有这个舞蹈天赋的，在她的家里，她和司机老公曾教过我们慢四步，随着音乐踏着拍子，确实能陶冶情操。这种新鲜感让我们利用了一切机会，有一次，海西州文工团來农场演出《聊斋》古装剧里的《胭脂》。演出过后，我们还能兴致勃勃地找來我们的同学刘勇。让他联系女演员和我们跳舞，杨光，我们当时也很激动期待学习交谊舞。沒有舞场，杨光自报奋勇地腾出了生产科的办公窒，我，王黎明可能有刘兆康等则搬椅子摞桌子腾场地。文工团吃完夜餐，女演员來了，我们赶紧整整衣帽，在刘勇的介绍下，一一和女演员握手，尔后是很拘谨地搂着女演员的腰肢，跳了几首不知道啥滋味舞曲，因为她们有职业的薰陶，青春的气息，太英姿逼人了，估计杨光他们也不一定跳的合拍。这篇拙文如果让刘勇，杨光看到，也许会说出当时他们自己准确的心态。
40多年后的今天，苍海桑田，弹指一挥间，再和诺木洪的一些朋友们谈起当时调回诺木洪的感受？我说:“没啥感受啊！要说有什么感觉，那就是当年我们368人远嫁到浩门去了，你们新哲，香日德农场是娶进诺木洪的新媳妇，如今，我又改嫁回农场了，你们众多的新媳妇已经是当家作主的农场主人了。嫁出去的姑娘怎么能和娶进门的媳妇相比呢。虽然诺木洪农场是我的娘家，农场还有许多兄弟姐妹们留场工作，我这是回娘家，这就是我的感受。其实，新娶进门两个农场的新媳妇，我们团结的很好。这从现在的诺木洪群和我们四月间《一路向南》农场朋友盛情接待可见一斑。套用一句时髦的话说“网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冬天又來临了，又是一个狩猎的冬季。每年冬天，都是我们一帮有共同爱好打猎的黄金季节。他们是，赵发明，冯建斋，刘金城，齐辉和一些不确定的人员加入，对于不属圈里的人要想参加夜间狩猎，必须满足以下几个条件其中之一。1，给10发以上子弹。2，提供夜间打猎的汽车。3，供给充足的汽油。4，有其他贡献者。否则，肯定是不带他玩的！
青海诺木洪地区的草原风光蓝天，白云，雪山，沼泽。
农场机运队的车，有时我们也用。不过那得有相当关系够铁！司机还得编屁谎能把车加上油开出來，这一点确实不易，但，用现在的话说，只有不努力借车的人，没有攻不破的堡垒。在严密的制度也不是无懈可击，车，不但照用。我还到机运队找车队队长杜长久借过半自动冲锋枪，而且用完放在家里10几天不还。用现在的心情回顾过去，那除了胆战，就是心惊，真是作死的节奏啊。可是，在当时治安良好的大背景下，家中放枪，而且门锁是合页地，不偷不抢很正常，从沒听说那家枪枝被盜流向社会。当时，干部工人私人拥有枪枝的很多，如冯建斋，张图堂都是双筒猎枪，刘金城单筒猎枪，赵发明的小口径步枪等等。
记得有一年12月的冬季，我们又约好了夜晚打猎。车是格尔木部队管线团拉菜的嗄斯车，油箱里的油特充足。別的人记不住了，4个人中有齐辉，赵发明。因为赵发明有全套夜间狩猎装备，而且在漆黑的夜间会辨別方向，还能顺车辙找到打到的猎物和回家的路，有夜间丰富的经验。当时，我们常去的猎场有四处，南山的戈壁滩，四大队的天格里，二大队的北草原和青藏公路东行617公里的东大滩草原。等一切准备停当，专等下班了。
太阳终于下山了，因为毛老师要照顾孩子，晚饭不是很及时，为了能准时到大仓库集合，我就着俾县豆瓣辣酱胡乱地吃了一碗剩米饭。就到大仓库候车了，不一会，嗄斯车來了。我们装上二块长木板(陷车后能用)二把铁锹，将用汽车大灯自做的探照灯正负极接在汽车电瓶上，大家检查了一下装备，嗄斯车经配水站，上青藏公路后向东奔去，从617公里下路基进入草原。此时，大家不再大声说话，抽烟的也将烟蒂掐灭。月亮在白云朵里穿行，四周寂静。只有嗄斯车的轰呜声和车箱上四处搜寻的探照灯煞白的光柱。大家屛主住呼吸，十几双眼睛跟随着探照灯的光柱慢慢地搜寻着草原的每一个角落。突然，光柱停留在一大片发着蓝光的羊群里，蓝幽幽的亮光，那是羊眼反光。嗄斯车开始向羊群逼近，羊群开始躁动起來，头羊在群內小跑，估计是在用它们的肢体语言告诉，大家不要慌。黄羊已经进入最佳射程，大家不约而同地开枪，顿时，有三只羊倒下。这时，只见几只长着长角的公羊护住羊群，头颅抵地，长角刺天，摆出一副决斗的架式。又一阵枪响，又一只黄羊倒地，这时，头羊审时度势，知道硬拚会死更多的同类，一声嚎叫，羊群随它离开坝子向有沙柳丛的地方跑去，汽车在盐碱滩上颠簸前进追赶。此时，我觉得肚子一阵绞疼，赶快让司机停车下车方便。再次上车追赶黄羊，它们已经跑的无踪无影了。
等反复无数次下车方便，自己已经沒有战斗力可言了，为了照顾我，齐辉让我坐到驾驶里，汽车的跳跃更使我心肝俱裂，人整个蜷缩在驾驶室狭小的空间里，肚子疼的全身瘫软，出虚汗。又一次搀扶下车，我再次提出不让车停那等我了。别拖累大家打黄羊，告诉齐辉，把车上的喷灯点上后给我留下，还有火柴。再把我的枪给我压满子弹留下，你们走吧。记得顺原路回來找我，我真不行了，浑身象散了架子一样，一点力气也没有，我躺在盐碱地上说。赵发明说:“我看可以，不行把他留下吧，到时順着车辙在盐碱滩上压的车痕迹能找到他，更何况还有喷灯可以指示方向”。为了捡前面打死的几只羊，让我跟车走肯定坚持不了。他们商量的结果也是把枪和喷灯留给我，让我原地等待，等拉上找回的黄羊后回来拉我送医院。车在月光下摇摇晃晃地走了，我躺在沙柳棵旁，喷灯呼呼地吐着蓝色的火苗，子弹已经上膛，我喘息地躺着，希望他们赶快找到打死的黄羊，回来找上我送我到医院。自己也反复告诫自己千万不能睡，在茫茫危机四伏的大草原上危险太多。我将自动步枪放在我躺着的地方，做到随时可以开枪以防不测。蒙胧中，我仿佛看到两道光束一闪一闪地朝我这方向游來，空旷地大草原上没有一点声音，只有光束一会朝天一会照地的在晃动。大约20分钟，车到眼前，齐辉跳下车來和赵发明对我说，不行，把你留在草原上不放心也太危险，咱们还是拉你一块走吧，你坚持住，今晚咱也不打了，找到前面的羊就回家吧！我由他俩架着塞到驾驶室，在赵发明用探照灯的指挥下，盐碱滩上的汽车压痕清晰可辨，在我痛苦中，黄羊找到了。本应该是四只，但，在刚才黄羊倒地的地方，只有血迹而羊却不见了。赵说，这只羊要么自己逃走了，要么被尾随的狼拖走了。
汽车出草滩后驶上青藏公路，速度明显加快。在配水站附近再一次下车方便，人已经虚脱的站立不起來了，他们将我抬进车箱连夜送到农场医院，痛苦中，是那位值班医生接诊的已经记不住了。等第二天醒来，毛老师和孩子已经站在病床前，吊瓶里的生理盐水混和着消炎药物在滴向我的身体。小女儿用小手抚摸着我扎针的手问:“爸爸，疼吗”？我摸摸她的小脸蛋微笑着说"爸爸不疼"！毛老师说了，听医生说，你这是细菌性痢疾中毒，都拉得脱水了。我问，谁告诉你我住院了？毛老师说，是李瑞青上班后到学校告诉的。正说着，齐辉等人來了，大家议论了一番昨晚的突发情况，问，怎么细菌性痢疾这么历害，你吃什么了？等我说出食物时他们说，可能是米饭沒加热加上辣酱起了反应导致的。医生又來查房，护士又换了一瓶放在炉子周围加热地盐水掛上支架。住院输液约4天方才出院，这是我一生遭遇三次性细菌性痢疾打击的第一次。(第三次是在《一路向南》的福州)。
麦子熟了又黄，树叶黄了又绿。父母只从80年退休离场回山东农村后，生活起居不是很习惯，加之母亲患乳腺癌切除，家中已经失去了生活规律，内调我们回山东照顾身边无子女的退休父母，又一次摆向家庭的议事日程。当时，我相当地犹豫不决，一边是父母的需要照顾的生活，一边是熟悉的工作环境和朝夕相处的同事，朋友。走，还是不走？我彷徨过。内心极度矛盾。山东招远人事局的调令从86年的5月份就已经发函给农场政治科了，我一直心理痛苦地纠结着，茶饭不思。生活整个乱套了，我曾给自己罗列了内调和留场30多条利弊关系，结果，条件抵消后留场还余5条优越之处。为此，我曾到场部办公室找过高政委，高政委答复的很含蓄，现在农场缺干部，有机会是可以用你的。不过你妈妈的病和家庭也需照顾，走，不走。你自己决定！没有明确的言语，想想这次内调机会也确实來自不易。再想想，要是自己错失这次内调时机，恐怕以后生是青海人，死是青海鬼了。当时农场的生活环境也确实让人说爱它不容易，思前想后，还是走吧！
缀滿枝头的红枸杞
骑自行车回监狱路过五大队枸杞园，我停下自行车从院墙豁口进去一看，近百亩枸杞缀满枝头，红彤彤地一大片。我准备领妻，女儿來看一看，这次真的要走了，她有別于平时的回內地的出差和探家，那种丝丝缕缕难以割舍的滋味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清楚。在诺木洪农场毕竞呆了8年。在一个星期天，我们一家三口从场部，到学校，到医院，到供应站，到南家属院，到牧民社默默地和她们告别。最后來到五大队枸杞园，父亲曾经工作生活过的地方，让看园的人打开园门，他也是从格尔木撤场后随父亲调到诺木洪的老人，他知道我的乳名，听说我拎小孩摘枸杞子，看看枸杞。他径直领我到一片盛果期的枸杞树前说:“这是你爸李大队长领着开荒种的，早几年前就结果了，你看，现在枸杞都已经成熟了。女儿在一旁用小茶缸摘着她够得着小红果，她幼小的心灵不知大人这是在做一次告別。而且这一别，可能永远不会见到诺木洪了。(按当时的交通条件，工资收入计算的)
园里的枸杞红的象一串串辣椒，绿叶衬托下的小果实晶莹剔透，她象满天地晚霞洒滿大地，又象红的小精灵在夕阳的照耀下显得精致玲珑，她们还是那样无拘无束肆意地展示自已娇小的姻脂红。似乎她也在无言地和我道別。我默默地拈起一颗红粒，对看园的老工人说:“請好好善待她吧。”我走了。
夕阳的余辉透过粒粒小果实显得她们更可爱
几天后，决心已下，即然决定要走了，虽有诸多不舍，也难于人言的话别，到监狱大队找牛和平开出工资介绍信，基建队给包装好家俱，我们默默地离开了农场，当走到监狱正好碰到我们中队犯人出工，我要求司机停车，和带队武警说了一下，队伍停下了，我站在门前小桥的水泥台上，对被监管人说了我调回內地了，以前在管教中多有冲动的地方希望你们原谅，在他们一片告别祝福声中，我和中队曾经朝夕一块进监号的带工干部一一握手互道“珍重”后上车。车启动了，一路我都在想，人，真是太奇怪了。78年从浩门调回诺木洪农场只是我一人，86年如今再调走，时间只是给我送了一个妻子和女儿，我遗失什么了吗？而且调到山东前途末卜有诸多变数。人啊！俗语说:“人生如熬，熬的住，出众。熬不住，出局”，这就是人的一生。我记住了，公元1986年我是在《枸杞红了的时候》离开无限眷恋的诺木洪农场的。。。
完
2017，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