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线城市，机会在哪里？【速看】
导读：三四线城市普遍可见的消费热潮、近年来楼市的热销、流动人口规模减少似乎都指向三四线城市人口回流正在切实发生着，与此同时，除去严控人口的京沪两地，广深和部分二线城市又都保持着对人口流入的强劲吸引力。
三四线人口已经在净回流了么？如果没有，当前三四线真正的普惠红利在哪里？未来又有哪些值得期待？
1.三四线城市人口回流？
在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首先对省一级数据做一个梳理，以期对人口流动与城镇化的进程和我们所处的位置有一个整体的把握，我们发现2000年以来人口流动与城镇化进程可以分为特点鲜明的三个阶段：
2000年至2010年：人口红利期叠加城镇化加速期，内陆人口快速流向沿海制造业省份。在这个阶段，一二线城市和广东、江苏、浙江的三四线城市均有显著的人口流入。
2010年至2014年：人口红利期结束，城镇化减速和省际人口流动放缓一同出现，人口的流向由内陆至沿海转变为省内流动为主，由三四线流向一二线城市，沿海省份三四线城市此阶段整体不再有人口流入。
2014年至2016年：省际人口流动继续放缓，户籍改革推进驱动城镇化再加速，局部出现人口回流，但各省三四线城市人口仍普遍流出。
通过这三个阶段的划分可以看到，我国仍处在人口集聚的过程，三四线城市整体的人口回流站不住脚，事实上当我们直接看地级市数据，可以发现三四线城市不但整体人口流出，且流出在近几年并未边际放缓。
三四线城市整体的人口流出等于一二线城市的人口流入，从一二线城市加总数据上看，一二线城市整体在2010年前后人口流入快速放缓，由此前每年约600万的人口流入降低至200万左右，之后即保持稳定，这表明三四线城市人口流出在2010年以来是比较稳定的，2010年以来地级市人口流入率分布可以印证三四线城市人口流出并未出现显著的变动。一部分三四线城市的人口回流是以更多三四线城市人口流出为代价的。
哪些三四线城市出现了人口回流？人口回流的三四线城市主要分布在四川、安徽、河南等人口流出地，但这些地区并非所有三四线城市都已出现人口回流，而是依赖两条主线逻辑：流动人口老龄化和区域经济发展。
前者的典型例子是四川，四川作为人口大省中生育率最低、老龄化最超前的省份，流动人口年龄结构相对老化，地级市间经济水平差距不大，流动人口回流主要出现在大量人口流出的地级市；
后者的典型例子是河南，生育率高、人口结构年轻，地级市间经济水平差距较大，除洛阳、许昌、焦作及三门峡外，人均GDP均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周口、驻马店、南阳、信阳及商丘人均GDP维持在全国人均一半的水平，且向全国平均水平收敛速度极慢，从数据上看河南省的几个经济强市已经出现人口回流，周口等五城每年仍然有大量人口外流；其他省份的情况介于两者之间。
人口回流造成了三四线城市房价上涨吗？三四线城市房价的增长是普遍的，而人口回流是局部的，人口回流自然不可能是驱动三四线地产销售的主要因素，我们将70大中城市中三四线城市2014年10月以来的房价累计涨幅与人口净流入比较，发现二者并不相关，这表明人口回流对房价是毫无解释力的。
2.三四线城市真正的普惠红利：
城镇化质和量的双重提升
量的方面：人口跨区域流动减少的背景下，2015年城镇化加速主要由三四线城市贡献，这使得三四线城市在人口流出的同时城镇人口大量增长。以河南、山东、安徽、四川和湖南五个人口大省为例，五省对城镇化贡献在40%以上，2015年新增城镇人口增加150万，其中约120万由省内三四线城市贡献。
质的方面：一方面农民工市民化有助于弱化预防性储蓄，提振消费和购房意愿，这一点市场已经普遍认识到；另一方面是城镇化的结构优化。
此前我国城镇人口有40%分布在镇区，镇区存在人口密度低，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等问题，既不具备城市经济规模效应，也不具备产业发展潜力，这部分城镇人口对区域经济的贡献介于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之间。而户籍改革的加速推进显著提高了城区对城镇化的贡献。
这里有两个证据，第一，镇区人口增长并不快，人口增长稳定在每年400万左右；第二，县一级的常住人口增长率极低，县城人口在2015年甚至减少了38万，那么每年2000万左右的新增城镇人口实际上大部分进入城区，这使城镇化结构得以优化。
3.三四线城市尚未兑现的红利
我国城镇化空间仍大，且将主要由三四线城市拉动。目前我国城镇化率在57.35%，农业劳动者仍占总劳动力的28%，却仅贡献10%的GDP；另一方面虽然可转移劳动力减少，但存量的留守子女和留守老人数量众多，截至2014年仅有20%外出农民工举家进城，产生大量的留守子女和老人，城镇化的空间仍然很大。由于可转移的农村人口多数分布在三四线城市下辖区域，人口跨省跨市流动减少的背景下，人口流动将以省内为主，考虑到省会承载力有限，三四线城市的本地城镇化将是未来城镇化主动力。
政策方面中小城市依然是政策红利主要受益者。目前的户籍改革，方向依然是引导人口流入中小城市，大中城市落户条件相对严格，与之配套的城镇化规划也同样倾向中小城市。
以河南为例，河南省的城镇化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合理控制郑州市中心城区人口规模”，考虑到河南省2020年的规划城镇化目标是56%，而2016年城镇化率是48.5%， 2020年之前还将有870万人从农村进入城市，而郑州按照目前的城镇人口增速，2020年之前将有100万新增城镇人口，那么绝大部分城镇人口增量将会在三四线城市实现。
劳务输出省份三四线城市人口回流的规模和范围将扩大。截至2015年七个劳务输出省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缺口达6000万，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而外流人口的老龄化和户籍改革，将通过老年劳动力返乡和流动人口落户使这一指标趋向减少，由于跨省劳动力的主要去向是大城市，落户难度较大，户籍改革同时将驱动人口回流，人口大省更大范围的人口回流在2020年之前将不断加快。
未来哪些城市将出现人口回流？此前我们已经提到流动人口的生命周期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人口回流的两大主要驱动因素，其中由前者驱动的人口回流往往发生在大量人口外流的地区，而后者驱动的人口回流则发生在经济发展水平高、同时也是人口外流较少的地区，图示五个劳务输出省的人口数据可以看到，所有人口回流的城市均可以归结为这两种原因，而未来三年人口回流的逻辑不会变，我们预计人口回流仍然会出现在大量人口外流的城市和人口大省的经济发达城市，我们列出了可能会出现回流的城市。
部分交通便利、劳动力充足的三四线城市将迎来人口增长与承接产业转移的正反馈效应。此前产业内迁，主要是由东部沿海沿公路铁路向内陆渗透以及跳跃式地向中西部二线城市迁移，随着三四线城市收入提高、城镇化与农民工市民化带来可持续的内需增长叠加省会城市地租与工资的上涨，内迁二线城市的产业将进一步下沉至劳动力充足、交通便利的小城市，这也即是我国内陆城市群萌芽阶段的故事，而这个故事事实上已经开始发生，劳动密集型企业富士康是一个尤为典型的案例。由于富士康对工资极为敏感，从富士康在国内的建厂史，即可窥见劳动密集产业内迁趋势性变化的发端。
2007年，富士康在武汉建厂，标志着富士康向中西部扩张的开始，此后逐步在重庆、成都、郑州、南宁、长沙等中西部二线城市建厂；2012年，富士康开始在阜宁、济源、南阳等中西部三四线城市建厂，标志着富士康开始下沉至三四线城市。随着产业的内迁，城市吸引力增强，人口流入接踵而至，进一步吸引产业集聚，将形成人口与产业的正反馈效应。
目前城镇化空间大，且中小城市普遍产业基础薄弱差距尚未拉开，三四线城市城区人口仍普遍增长，由于人口与产业集聚是一个正反馈的过程，随着一部分城市开始产生集聚优势，三四线城市的分化将更加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