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德国人的叛徒”——被意识形态化的现代认知的悲喜剧

“我是一个德国人的叛徒”——被意识形态化的现代认知的悲喜剧

——感觉《我们的父辈》第3集有点乱，不是很容易理解，尤其是犹太人维克多被当作诱饵，游击队伏击德国人的那段情节，想听听你的解读。

——好的。序幕拉开是“我们”中的主角威尔汉姆的画外音：“在死亡的那一刻。”屏幕上的画面是威尔汉姆正在指挥德国人对抗苏联人，一枚呼啸而来的炮弹落在德军战壕前。画外音与画面交待了这是回忆中的当下时空。回忆因退去了现实的利害纠缠而与检审有关。威尔汉姆大声命令：“隐蔽”——他的弟弟弗里德汉姆正从两军对垒的中间地带，亡命地奔向战壕。序幕是三个关键词：死亡、隐蔽和爱。隐蔽与赤裸的战争杀戮构成生与死的故事。引言(序幕)结束，正文即刻转到德国普通家庭，威尔汉姆的父亲在向两个儿子做临别前的正义论训话：“你们是祖国的未来”之云云。父亲殷切期望的目光全部投向威尔汉姆。父亲的训话与第三帝国的国家伦理高度重叠。训话结束，弗里德汉姆从书架上取下几本书，放在行军包里。书籍与意志力的对抗不睦。出门前，母亲又叮嘱哥哥照顾好弟弟，活着回来。

按性质划分，故事中的五个年轻人，两男两女四个德国人一组，犹太人维克多一人一组。“我们的父辈”中仅出现两位父亲：德国人的政治父亲与犹太人的律法父亲。在前一组中，威尔汉姆跟夏洛特相爱，弗里德汉姆是个和平主义者——其中，德国女孩格里塔爱上犹太年轻人维克多。格里塔是个艺术家，歌唱普遍的爱欲人生。爱本身具有介质性，两组年轻人有着关联性——在模仿自然中，《我们的父辈》的叙事结构生成。

告别父母亲，年轻人当夜摇滚，唱片被盖世太保没收，派对被外在于个人爱欲的国家伦理强行切断。这个开头涵盖了本片一般性含义上的叙事旨趣，而五个年轻人的不同命运，以及他们各自的伦理境遇及其道德德性，才是故事的重点。维克多是五个年轻人中唯一一位犹太人。四年后，也就是故事将要结束时，维克多再次回到这里，首先印入他眼帘的，是盖世太保张贴的“禁止摇滚”的标语牌。维克多百感交集。“二战”起因似乎由“犹太人问题”而引发，但这个问题究竟意味着什么含义?我们并不清楚。

“犹太人问题”由来已久，希特勒并非始作俑者。早在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中就再现了基督教与犹太教之间根深蒂固的冲突，“犹太人问题”与人的基本问题有关，与国家伦理并无关。纳粹不过是把“犹太人问题”意识形化，进而转为“雄辩”的国家伦理，煽动民粹仇恨，使之成为社会总动员罢了。因此，阅读这个故事，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如何理解维克多既是德国人，又是犹太人的双重身份的这一问题。

——怎么理解?

——《我们的父辈》第1、2集分别有个副标题：“不同时代的战争”、“不同的战争”。这个副标题提示我们：不要从一般含义上去理解这个故事中的“二战”。在编导看来，“二战”根本是人类亘古不变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的一个现代版本(参见柏林图《法律篇》)。也就是说，维克多的双重身份——“犹太人问题”——既是古老的，又是现代的。在莎士比亚时代，德国人、犹太人的身份为自然—历史形成的习传伦理和宗教所定义。而现时代，德国人、犹太人为意识形态化的现代性国家伦理所识别、划分和定义。这一差异决定了现代犹太人的悲惨命运。

——还是不太明白维克多的双重身份这里面究竟有什么名堂?

——还记得故事刚开始维克多跟他父亲争论的那段情节吗?

——记得。

——这个情节非常重要：父子激烈争论有个起因：分管德国意识形态的领袖戈培尔要求所有在德国的犹太人佩戴六角星，以区别于其他德国人。其他德国人是不是“德国人”——比如，有着纯德国人血统的威尔汉姆和格里塔，后来也被划入“德国人的叛徒”一类——由现代意识形态的身份识别系统确定分类标准，并严格区分。据维克多的母亲转述：当局的这个做法是“为了安全起见”。维克多的父亲一边缝制衣服，一边说：“这是法律，即便它是错误的。一个好的德国人不会违背法律。”现代国家伦理通过法律确定为政治制度。维克多则激愤地答道：“我们不再是德国人了，对他们来说我们不是。”维克多敏感到德国人、犹太人已经被现代国家伦理重新定义。父子俩的争论不在要不要遵守法律上，而在于遵的是什么法。父亲以为,新法与旧律的区别仅限于佩戴六角星而已。维克多说完，就将一个碟子样的东西砸向父亲那边的桌子。父亲说：“你的傲慢会给你带来麻烦的。”——“傲慢”对应于“敬畏”，原义指的是“上帝的律法”与“君王的律法”之间的严格区分。二千多年失国，犹太人遵循这一犹太教的律法教义和原则散居于世界各地的特殊国家。如今，现代国家不再以传统律法为终极标准，而是以人的或者说人为的意识形态为标准重新确认人的身份及其归属。之后，我们看到了一幕在强大的国家伦理挤压下的母子俩无奈哭泣的场景。维克多觉得纳粹治下的德国会疯狂排犹、反犹、仇犹，甚至政治正确地迫害犹太人，要求父亲赶紧决断，离开德国。令维克多的父亲没有想到的是：人除了顺从偶在生命中的习传伦理和宗教以外，还要听命于国家伦理判令下的德国人、犹太人。在人群中识别和划分出“四类分子”的是现代政治道德的新发明。事后，维克多的父亲承认维克多的直觉是正确的，事实也证明了。

“二战”的丛林已经不再是自然丛林，而是意识形态划分下的人为丛林。政治的首要任务是划分“敌友”。所谓“敌友”就是用意识形态化的国家伦理去重新认识、识别和划分自然形成的历史身份(参见施米特《政治的概念》)。这就是被意识形态化的现代认知的基本特性。于是，今人因“观念”的不同而行同类相残之事。由此，人性变得更加凶残，战争也更为惨烈。片中，德国人威尔汉姆、格里塔和苏联人桑亚遭遇了犹太人维克多相同的命运。

作为人的基本问题的典型样式。“犹太人问题”只有深入到人性的嫉妒、害怕和怨恨的行为动因结构中，才能探明其原因——诡异的是：也正是由于现代意识形态化的身份识别系统，使得“犹太人问题”中的最根本的人性问题反而被遮蔽和被扭曲了。

故事生动地再这一认知、识别类型的悲剧性和荒谬性。

维克多和另一位波兰人幸免于国家伦理的魔掌——逃脱了集中营命运，却又被波兰游击队抓获。不幸的是，波兰游击队依据完全相同的意识形态身份识别法，一样政治化犹太人，一样仇恨犹太人。一同逃跑的波兰人掩护了维克多的真实身份。这就产生了一个我称之为“二律背反中的现代政治现象”：现代战争因人为划分的政治身份而引发冲突和战争，而冲突和战争又不可能不打乱意识形态身份识别系统，这使得人为划分的身份而挑战的冲突和战争又重新回到了自然丛林。战争打乱了身份识别系统及秩序。

维克多被绑在路边的一棵大树上，胸前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道：“我是一个德国人的叛徒。”游击队埋伏在不远的树林里，等“敌人”上勾，同时观察维克多的反应来确认他的政治身份。——这是一个典型的被意识形态化的现代性认知的意符象征！所谓“叛徒”首先是政治身份的识别、划分和确认，其次才是“德国人的叛徒”与否的定位。维克多隐匿的真实身份恰好是被“德国人”视为仇敌的“犹太人”，而定义犹太人又被意识形态化了，且战争又打乱了这个身份识别系统及秩序。于是，牌子标识的身份符号与维克多的真实身份之间构成绝妙的反讽。

“我是一个德国人的叛徒。”的牌子在片中出现过两次特写。

所谓“德国人”意味着这个德国人背后强大的国家伦理及其秩序的所有含义，而“犹太人”没有国家，根本谈不上国家伦理，除了信奉特定的习传伦理和宗教——寄人篱下——犹太人就是主奴关系中的“奴隶”。这才是被现代政治道德所遮蔽的“犹太人问题”的核心要义。纳粹反犹其实是把“犹太人问题”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和政治阵营化，为的是制造冲突，挑战战争，一统天下。国家伦理的背后是这种政治类型的支撑和需要。犹太人秉持犹太教与个人信仰完全相同。片中的犹太人与个人属于同位语，其与现代意识形态身份识别中的德国人、苏联人和波兰人之间并不构成对等关系。游击队看似在利用被意识形态身份识别法去引诱德国人上当，其实并非如，他们也是政治中人，同样不承认或者说无视维克多隐匿的真实身份，与国家伦理毫无区别。既然德国人、俄国人、波兰人乃至犹太人都是一个现代意识形态标准下的身份定义，且“犹太人”又不属于任何政治党派及其阵营，那么，维克多就可以被任何一个政治动机当作诱饵来利用——这是编导借由这段情节向我们阐发的现代政治道德的德性。

这段情节似乎被这样描述其荒诞性：没有谁说自己是“叛徒”的，说了也不算，“叛徒”一词是政治身份识别系统中的阵营和立场的归属判词，也没有人自己把自己打得遍体鳞伤，然后再把自己绑在树上的——显然有违常理。自然丛林法则向来“兵不厌诈”。今人生性多疑且“自作聪明”。事实上，维克多跟“叛”不“叛徒”没有任何干系，即便犹太教异端，也并不意味着他就是国家伦理中的“好同志”

——如此一来，“我是一个德国人的叛徒”的命题就被还原到最真实的状态下了。先是德国兵询问维克多身份，维克多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冲着德国兵大声喊道：树林里有游击队埋伏。德国兵非但没有怀疑维克多有可能是游击队的诱饵，而是给维克多松绑。诱饵本身具有真伪的双重性。在一个人为假话的语境中，真话鲜有不被当作假话的——今人就是这样在常识与意识形态认知中错乱着。当树林里射出子弹击中一个德国人，另一个德国人才突然意识到维克多可能是诱饵，但为时已晚。顺便说一句：这场伏击战像极了当年同为颂诵语录中的“武斗”。口号是幌子，“武斗”的仍是人的基本问题。波兰游击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投机主义政治个体。事后，维克多狠狠地搧了队长一记耳光。可是，队长非但没有还手，还大笑着说：“好小子，我就喜欢你。”不清楚那记耳光是“德国人的叛徒”维克多搧的，还是犹太人维克多搧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维克多不属于任何党派,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德国籍犹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