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这应该是我今年读完的最大部头，可以当大型解释性报道范本的好，就是太长，中间的案例层层叠叠看得略累，导致我曾两度放下书。

人类进入“后民主”时代，看似人人都可发声，但实际上越有钱则越有话语权，上至policy maker、环保NGO，下至贫困地区人民和普通母亲，都可被绑架。

气候、控烟和母乳喂养等议题都面临相似窘境。比如石油公司赞助环保组织，很多环保组织原先一心想要抵制打倒这些巨头，之后却转向了对普通人少用一次性餐具、少开空调等等行为的宣教，作为普通人，听着也颇有道理，但回溯过历史和其中的利益纠葛，就知道这些宣扬是多么避重就轻。

非常相似的是，奶粉商现在也在到处建母乳库，看似创造条件让每个孩子都能喝上“第一口奶”，实际上也带着宣传目的，尽可能地给父母植入广告，即使在许多医院禁止此类宣传后，植入仍然见缝插针地出现在媒体上；烟草企业高喊控烟更不必提，中国的烟草总局和烟草总公司甚至还是政企一家，烟能控好吗？难以相信。

再如发达国家把高污染的各种工厂搬到了人力、地皮便宜的地区，明明在当地造成严重污染（比如水污染、土壤污染），但却告诉当地人，我们为你们创造了工作机会、经济增长，抵制我们你们永远不可能跟上发展。这套说辞完全无视了处在发展链条末端的人本就不可能靠这样的工作致富，而那些污染甚至进一步让当地陷入贫困。

这种论调像极了烟企。烟企也经常宣传，建厂种卷烟给农村地区创造就业机会，但事实上，很多农民不种烤烟，转种胡萝卜青菜的经济效益都更好，而且也不用受吸烟致贫和因病返贫之苦。大种烟草，大肆攫取资源，只是肥了少数人的口袋，希望更多人能认清这一点。

不过气候问题可能更复杂，要逆转，也更艰难。一方面，气候变暖是全球性问题，发达国家的行径正在让欠发达国家买单，而由于许多发达国家多有摆出支持清洁能源、可持续发展转型等姿态，更多帽子扣在了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头上。

发达国家通过种种propaganda手段，一边把厂转到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一边把“锅”也转给了他们，还总是表现出一副苦口婆心的样子说，嘿，你们得环保啊，不能无节制发展啊，我们现在气候变暖都是你们这些发展中国家先发展后治理的理念导致的啊，你们得学习我们这些发达国家啊。

天涯看我看完这本书，说想起了另一本书，叫《富国陷阱》，书我还没看，简介里的话倒是挺贴切地写出了这种心态：当今的发达国家正在试图踢开那个能使发展中国家爬到顶端的“梯子”，即行之有效的政策和制度，向发展中国家介绍所谓的“好政策、好制度”，以此来阻止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实际上处于一个十分微妙的关系，发展中国家往往不切实际地幻想得到发达国家的真诚帮助，而发达国家则处处遏止发展中国家登上发达的台阶。

所以气候问题另一个复杂的情况在于，化石燃料的使用与发展紧密相关，书里说：“社会正面临一次绝对史无前例的危机，别无选择，只能采取大刀阔斧的行动以避免文明的衰落。要么我们改变我们的行为方式、重建一个崭新的全球社会，要么它们就会因我们而改变。”

大刀阔斧，谈何容易，发达国家凭借污染走到今天这个经济地位，凭什么到了其他国家要发展的时候，突然就告诉他们，这条路你们别走了，因为地球要玩完了？

作者在书里还是给出了希望的，比如各地不断兴起的小范围社区化的抵制，取得了许多成功，再如一些机构已经如当年抵制烟草企业赞助一样，开始要求不绿色的钱悉数撤资，“已有超过300所学校，100多个美国城市、州和宗教机构主动地进行了撤资。这一要求迅速地传播到了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和英国。在本书出版之时，13所美国大学宣布打算放弃其持有的化石能源企业股票和债券；25个北美城市，包括旧金山和西雅图的领导人也表达了类似的意向。大约40个宗教组织也已经采取了类似的做法。到目前为止最大的胜利是，持有高达187亿美元的巨额煤炭行业投资的斯坦福大学宣布，将出售所有煤炭企业股份。”

听上去有一点振奋。可一想到，相比无视气候问题可以换来大幅发展，吸烟这种完全不能受到辩护、且控烟手段路径方法论（WHO提出的MPOWER）早已明晰的行为到目前依然不能很好地限制，这种多小散的抵制和撤资行为能在全球刮起多大的旋风，我还是怀疑。

我可能太悲观，觉得现有局面已经难以挽回了。作者提出的破解之道包括颠覆巨头，大力推广绿色能源，甚至部分回到田园牧歌，我可以理解她的编排用意，却不相信能看到什么好结局：烟企尚且活得自在，化石燃料公司所受管制更少；绿色能源也还有其争议；田园牧歌？估计发展中和欠发达地区更是不同意。

曾经如比尔·盖茨等人深切相信，科技最终会将我们从自身行动所造成的危机之中拯救出来。“我们相信在最后一分钟，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将及时出手，拯救我们于水火之中。”书里说，这是我们对技术神话的“信仰”，并用大篇幅否定了这条路。

如果技术不能带领人们解决问题，政策又受到利益绑架，人类的未来在哪里？有生之年，地球，会不会比我完结得更早？

书摘：

在过去的四十年里，企业利益系统性地利用了多种形式的危机，迫使人们接受让少数精英得利的政策——通过放松管制、削减社会支出和推动大规模的公共领域私有化。这也成为他们极端压制公民自由和冷酷侵犯人权的借口。

大量迹象表明，气候变化也不例外——这场危机没有激发解决方案，没有给我们一个真正的机会阻止灾难性的变暖，保护我们免于不可避免的灾难；相反，危机又一次被利用，让更多的资源被移交给1%的人。

在2013年，全球的二氧化碳排放比1990年——气候协议谈判真正开始的时候——多61%。正如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经济学家约翰·莱利（John Reilly）所说：“我们越是谈论控制排放的必要性，它们增长得越多。”实际上，唯一一样比我们的排放增长得快的东西，就是降低排放的承诺。

气候行动若想得到政治上的突破，联合国的年度气候峰会仍是最大的指望。然而在这段时间里，它开始变得不怎么像是一个严肃谈判的论坛，而更像是一次非常昂贵且高碳的群体心理治疗疗程。这个场所供世界上最为脆弱的国家的代表们发泄他们的悲伤和愤怒。而要为悲剧负主要责任的国家的代表们问题倒没那么严重，他们只是专心凝视着自己的鞋。

我们都很熟悉这个新时代的三大政策支柱：公共领域的私有化，放松对企业部门的管制，降低企业税负——以削减公共支出作为补偿。

社会正面临一次绝对史无前例的危机，别无选择，只能采取大刀阔斧的行动以避免文明的衰落。要么我们改变我们的行为方式、重建一个崭新的全球社会，要么它们就会因我们而改变。

全面禁止污染活动、大力补助绿色替代品、对违规的高额罚款、实施新型税收和新的公共工程计划，以及逆转私有化。这个能够引发意识形态激愤的清单并不止于以上这些。简而言之，这就是作为强大企业利益集团的公共代理人的那些智库几十年来忙于攻击的所有方针。

在美国，保险游说集团是目前为止各企业集团之中对日益增高的气候影响最直言不讳的，最大的几家保险公司雇佣了庞大的气候科学家团队来帮助他们为将来的气候灾害做好准备。然而，该行业并没有做出很多努力来推动更为积极的气候政策；相反，很多公司和行业组织还为那些组织气候变化反对运动的智库提供大量资助。

正是在我们这个企业时代获得胜利的文化让我们与自然世界对立起来，这必然是一条令人绝望的道路。但是如果社会运动的存在真有什么原因的话，那绝不是认定这些高居统治地位的价值观是牢不可破的，而是为我们的生活提供其他的方式，是去发动并赢得一场文化世界观的战斗。

简短的回答是，气候变化否认者们赢了，至少他们赢了第一回合。他们的胜利并不在于气候科学方面——他们在这一领域的影响已逐渐衰微。气候变化否认者及其开展的意识形态运动所赢得的，是决定统治我们社会的价值观的战斗。他们认为人应该由贪欲引导，或者套用已故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话来说，我们“主要的错误”是“相信有可能用其他人的钱做善事”。这种观念在过去的四十年间剧烈地改造了我们的世界，几乎将任何与之对抗的力量屠灭殆尽。

人类没能站起来应对气候危机的真正原因，是因为所需的行动会直接挑战我们占据统治地位的经济模式（不受监管的资本主义加上公共领域的开支紧缩），挑战奠定西方文化基础的故事（即我们与自然是分离的，我们能用智慧战胜自然的限制），以及许多构建了我们的身份、定义了我们的社会的活动（如购物，虚无地生存，再购物）。它也会造成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富有、最强大的产业——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灭亡。如果人类想要避免自身的灭亡，这一行业就不能以任何类似于目前的形式存活。简而言之，我们至今尚未应对气候危机，是因为无论是政治上、物质上还是文化上，我们都已经被禁锢起来。只有找到这些禁锢的锁链，才有机会冲破藩篱。

从气候角度来看，世界贸易组织的裁定简直是一种暴行：如果我们想要有任何希望实现各国一致同意的2摄氏度的目标，像加拿大这样的富裕经济体就必须将摆脱化石燃料作为其最优先的事务。这是一种道德责任，一种联邦政府在1997年签署《京都议定书》时就已承担的责任。安大略省当时正在采取切实政策来兑现（这与加拿大政府不同，因为加拿大政府允许排放量激增，最终导致其为了避免国际谴责而退出《京都议定书》）。最重要的是，这一计划是行之有效的。

“如果贸易规则抵制各种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措施——现实确实如此，那么很明显人们需要重新制订这些规则。因为没有方法可以让我们既拥有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又将国际贸易法规维持不变。世界上绝没有这种方法。”

人们总是蓄意将气候危机从贸易协定中清除出去，这种习惯一直延续至今。

十五年前他曾观察到，产业化农业向全球的出口已经对任何可能的减排进步造成了毁灭性打击。史伯曼在200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道：“近几十年中的农业体系的全球化很可能已经成为温室气体排放量整体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

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各国仅为自己国境内造成的污染负责，而不为该国进口的货物在制造过程中产生的污染负责；这一部分污染是货物生产国的责任

生产诸如我客厅里的电视机之类的产品所产生的排放，并不会出现在加拿大的账本上，而会完全归到中国的头上，因为那里是原产地。至于运载着我的电视机漂洋过海的集装箱船（及其回程中）所产生的跨国排放，更是不会进入任何一国的账目。

处于高速去工业化进程中的富国能够宣称，他们的排放已经稳定下来，甚至有所降低，而事实上，在他们的消费之中暗藏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自由贸易时代却在高歌猛进

到了1990年代末期，几乎每条道路都引向中国。那里工资低，政府愿意投入近乎无限的资金，用于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如现代港口、四通八达的高速路网、无穷无尽的火力发电厂、大型堤坝。这都是为了保障工厂持续运行以及商品能够按时从生产线送到集装箱船上。这是自由贸易主义者的梦想，换言之，也就是气候的噩梦。

中国的煤炭消耗在1995年至2000年期间已经在略微降低，但是制造业的爆发式发展使得煤炭消耗量重新升高。这并不是说那些将生产搬到中国的公司想让排放量增加：他们仅仅是在追寻廉价劳动力，但事实证明剥削劳工和剥削地球是一揽子买卖。不稳定的气候正是不受监管的全球资本主义带来的成本，是并非蓄意但无可避免的后果。

使用大型环保团体通常提倡的一系列温和的碳定价和绿色科技解决方案，完全不可能实现8%到10%的年减排量。

在2008年华尔街崩溃之后，美国排放量的降低也没有超过一年。只有在紧随1929年大萧条之后的连续几年，美国排放量才有每年超过10%的下跌，然而那是现代历史上最糟糕的经济危机。

绝不意味着私营电力垄断企业不会为其客户提供一种包括化石燃料和可再生能源的组合以供其消费：许多企业确实提供这样的选择，通常都会标以高价。还有一些企业专门提供可再生能源，虽然其来源总是一成不变的大规模水力发电。这也绝非说明公营电力公司总会心甘情愿地走绿色能源之路。依旧依赖煤炭的公营电力公司不在少数，他们也极力抵抗改变。

然而，许多社区都发现，虽然公共事业往往需要施加很大的压力才会优先考虑减排（可能需要通过根本性的改革以使其更加民主并对选民负责），但是私营能源垄断企业则完全不存在这种可能

2011年，美国国防部释放的温室气体至少等于5660万吨的二氧化碳。这超过埃克森美孚公司和壳牌石油公司在美国境内的排放总和。因此，军火公司显然应该为他们的份额买单，汽车企业、航运业和航空公司也一样。

那个时期的历史就像被按了快进键一样：无论是好是坏，仿佛任何事都可能发生。而让环境改善显得可能的一大要素，便是奥巴马刚刚获得的决定性民主授权。他赖以胜选的一系列政治承诺中，包括重建“主街”（Main Street）经济，以及将环境改变看作——以他的话说——“一个机会，因为如果我们能创造一个新能源经济，就能创造500万个新工作岗位……这将成为带动我们走向未来的引擎，就像过去几十年中计算机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一样”。

总而言之，三台巨大的经济引擎——银行业、汽车业和经济刺激法案——在当时的情况下将庞大的经济权力交给了奥巴马及其政党，而如此巨大的权力在富兰克林·罗斯福之后还没有任何美国总统享有过

一个不惧怕使用新获得的权力的政府，本可以在这场大变革中发挥其对银行的影响力（刚刚将他们从绝境中解救出来）从而征用银行的财力，哪怕必要时施以强硬的态度。每个银行家都知道，当你借钱给别人，你就对他有了一定的控制权

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本可以是一个为21世纪投资低碳公共基础设施的机会。但结果我们反而造成了双输的局面，一方面碳排放量飙升至前所未有的水平，另一方面失业率增加，能源成本提高收入差距加大”。

其中的每一项措施都代表了对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思想的背离：政府参与到长期国家规划中；有意识地在市场中选择优胜者（用可再生能源替代核电，从而将后者关闭）；固定价格（明显的市场干预）；为任何潜在的可再生能源生产商，无论规模大小，创造公平竞争的空间，使其得以进入市场。尽管有了——或者说恰恰是因为——这些意识形态上的离经叛道，德国的能源过渡在整个世界都处于领先地位

2012年，德国的可再生能源领域快速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该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却比前一年还高。初步数据显示，2013年也同样如此

可再生能源的急剧增长没有带来同等水平的减排，这一事实引起了人们的极大担忧。同时，这也告诉我们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完全基于激励措施和市场机制的经济规划的局限性。

不管倡议者怎么讲”，在短期之内核电“并不是没有碳排放。开采、运输和提炼铀，以及建造核电厂，都需要消耗大量化石燃料。规划和建造核电厂的10年到19年间，会不断使用这些带有污染的电力（而风力发电厂仅需2年到5年）”。他总结说：“如果我们投资核电而非真正的可再生能源，几乎可以肯定，冰川和极地冰盖会在我们等待核电时代来临的过程中持续融化。我们的未来也一定会因此遭受更大的风险。”

这些项目所附带的超长时间表告诉我们一些化石燃料产业运营中的假定：他们在赌政府在未来25年至40年间不会认真实施减排。然而，气候专家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想要有任何机会将温度增长保持在低于2摄氏度的水平，那么发达国家经济体需要在这个十年的末尾开始进行能源转型，并在2050年前完全摆脱化石燃料

从化石燃料公司的立场而言，追逐此类高风险的碳资源不是自愿选择，而是其对股东的信托责任，因为股东坚持要求他们能在明年获得与今年或去年水平相同的巨额利润。而对这种信托责任的满足几乎等于烤熟整个地球。

人类已经尝试跳了好几次——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1997年在东京。2006年及2007年，随着《难以忽视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的上映以及阿尔·戈尔和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全球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又一次得到提升。还有2009年，在哥本哈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峰会准备会议。然而问题是，败坏了政治流程的金钱就像盖子一样，截断了我们的生存本能并将我们所有人封在锅里。

资源榨取主义是一种与地球之间单向性的、建立于统治支配之上的关系，人类是只知道索取的一方。这完全是管理学的对立面，因为管理工作不只有索取，还有照顾和呵护，以确保资源的再生和未来生命的繁衍生存。

政府说他们别无选择——他们需要执行资源榨取主义的策略，以支付那些纾解贫困的政策项目的花费。然而在许多层面，这样的解释又回到气候债务的问题上来：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都参与了“要求那些为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温室气体排放负责的国家为南半球买单，以协助他们从肮脏能源逐步过渡到低碳型发展上来”的政府联盟。这些呼吁要么被忽视，要么被拒绝。于是只有在贫困和污染之间择其一，这些政府选择了污染

在一个气候变化的时代，这种事实的发生指出了另一种痛苦的现状（这一现状隐藏于环保运动未能有效遏制飙升的排放背后的经济利益这一灾难性失败之后），那就是：环保运动中的很大一部分都不是真的在对抗那些利益——它们反而与那些利益结合到了一起。

在1980年代，极端的自由市场意识流行于精英之间，即使大部分的公众仍对此保持疑虑。对主流的绿色运动而言，迎面对抗反政府的市场必胜主义逻辑将意味着将自我放逐到无足轻重的边缘区域。而许多有着庞大预算的绿色组织——越来越满足于获得来自大的精英式基金会的力量与慷慨支持——并不愿意去那样做

美国环保协会现在却不这么做，它力推一个全面的总量管制与交易制度系统。这个制度没有告诉污染者他们必须削减其二氧化硫排放，而是设置了一个全国范围性的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上限，在此之下大的排放者们如燃煤的火力发电厂可以爱排多少就排多少，只要总量不超过就好——然后再把钱给其他一些公司，让这些公司从自己的份额中减少排放，购买到这些限额就可以使大排放者们和以往排放得一样多，又或者将那些他们用不完的许可证再转手卖掉以获得盈利。

也正是在同一时代，许多成为财团伙伴的绿色运动组织，比如美国环保协会/自然保护基金会和大自然保护协会——正与如沃尔玛、联邦快递和通用汽车等财团密切合作——而正是后者在努力构建全球范围的去监管化网络，而这一网络对于排放量的急剧攀升贡献颇大。

全球变暖不再是一种由过度消费，或者产业化农业的高排放，或者汽车文化引发的危机，也不是由一种坚持地理距离对污染毫无影响的贸易系统所加速的危机——这些因素原本会要求我们在居住、工作、饮食和消费等多个层面做出改变。取而代之的是，气候变化被界定为一种狭义的技术性问题，在市场体系中不具备一种可以产生利润的解决方案，而许多解决方案其实是可以在沃尔玛中买到的。

除了宣扬不用太费力就可以降低排放的方法，这一系列的做法也在致力于加强那种“外来”的价值观念（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这是展开气候行动所面临的最大的心理障碍），从对财富和名声的膜拜，到认为变化应当由更优秀的人发起，而非我们出于自身利益主动要求。它们甚至更扮演着一种角色，逐渐促使大众不再相信真的是人类的所作所为导致了气候的变化

为了保障跨国财团们继续污染大气的自由，乡下的人们、农夫们和土著居民们都在失去平静生活的自由。当大型绿色环保组织将碳抵减项目形容为气候行动的“低到伸手可摘的果实”时，他们做的实际上是一种粗糙的“成本-效益”分析，认定将穷国森林里世代居住着的政治上较为弱势的人们隔离起来，要比叫停那些富国里的政治强势的财团排放者们更为容易——这也就是说，相较于挖出根系来，只采摘果实明显是更为容易的。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那一系列牵强的计划方案会受到如此认真的追捧的原因就是，他和对能源奇迹进行神秘探索的盖茨一道，利用了我们文化中最令人沉醉的那种叙事：相信科技最终会将我们从自身行动所造成的危机之中拯救出来。后市场时代的严重危机和不断增加的不平等，使得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认识到，这个去监管化和大量私有化时代所造就的寡头们，并不会为了我们的利益消耗属于他们自己的大量财富去拯救地球。

我们对技术神话的高度信仰仍然一点没变：我们相信在最后一分钟，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将及时出手，拯救我们于水火之中。

在自然面前保持谦卑，这一代价沉重的教训（这些教训塑造了现代科学，特别是有关混沌和复杂性理论的相关领域）如何未能穿透这个特殊的透明保护罩。恰恰相反，“地球工程圈”充满了过度的自信，他们倾向于彼此间互相表扬和恭维，夸赞对方让人感到害怕的智慧

地球工程肯定会以人类史上前所未见的方式将地球“怪物化”，我们极有可能面对的不是单一的地球工程项目，而是有害的复合型技术修补方案——天空里的硫磺以降低温度，云层播种以解决前者所带来的干旱，在绝望的开局中进行的海洋肥沃化（以应对酸化）和吸碳机器以帮助我们一劳永逸地解决地球产生的废物。

后者的目标是达到一种健康和平衡的状态，而不再需要更多的干涉。地球工程则恰恰相反，这些技术应对污染所造成的失衡的结果，竟然是将我们的生态系统进一步带离自我调节。

我开始感觉到我们在协商与讨论的是谁能活下来，谁该死去。”威斯康辛大学英文教授和作家罗伯·尼克松（Rob Nixon）大声疾呼：我们应该将气候变化的残酷性形容为一种“慢性暴力”；而地球工程很可能会被证明为一种将慢性暴力变为快速发生的暴力的有效工具。

你可能会认为，比起要求市民们换掉他们的灯泡而言，为地球上的每一个人调弱太阳是一种更大规模的强大政府介入。但这并不是重点：对于化石燃料公司和被他们收买的拥护者来说，无论什么都要比监管埃克森美孚来得更好更合意一些，包括监管太阳。

伟大的西北太平洋地区不是一个全球煤炭仓库，不是一个化石能源依赖症的推手，也不是环境毁灭的物流枢纽。我们是地球上最后一个需要解决就业和环境之间翻来覆去的错误选择的地方。煤炭出口与我们的愿景和价值观本质上是不相容的。这不仅是给环保团体的一记耳光，这是一场道德灾难和对我们集体身份的侮辱

这些不断壮大且将世界各地的社区联系在一起的真理，解答了我们当中很多人内心深处的困惑。我们知道我们被困在一个退步的经济系统当中；这个经济体系将有限的事物（如清洁的水、化石能源以及大气层吸收排放物的承载力）当成无限，同时坚持对本可以灵活处理的东西施加严格而不可动摇的限制：如人类制度所产生的财政资源；而且，如果我们换一种角度思考，我们甚至可以建立一个我们所需要的更充满关怀的社会。

截至活动正式启动半年的2012年11月，已有超过300所学校，100多个美国城市、州和宗教机构主动地进行了撤资。这一要求迅速地传播到了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和英国。在本书出版之时，13所美国大学宣布打算放弃其持有的化石能源企业股票和债券；25个北美城市，包括旧金山和西雅图的领导人也表达了类似的意向。大约40个宗教组织也已经采取了类似的做法。到目前为止最大的胜利是，持有高达187亿美元的巨额煤炭行业投资的斯坦福大学宣布，将出售所有煤炭企业股份。

撤资运动的最终目标是要将石油企业置于如今烟草公司的境地，这会使得其他重要的诉求更容易得到实现——比如说禁止来自化石能源企业的政治献金，禁止化石能源企业在电视上做广告（同样出于我们禁止播报烟草广告的公共健康理由）。最重要的是，它甚至可能创造空间以严肃讨论这些利润是否非法，是否应因此被挪用和再投资于解决气候危机当中去。撤资只是去合法化进程的第一阶段，但它正在顺利进行。所有这些撤资活动并不能够替代全面规范的节能减碳的重大政策改革。

“气候谈判的全面失败可以突出显现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已经生活在一个后民主社会里。金融资本和油气行业的利益如今比全球各地人民的民主需求更加重要。在全球新自由主义社会里，利润比生命更重要。”

随着中国和印度等国家的精英们不断挥霍其油耗和排放，传统的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区分开始消除，世界上不管哪个角落的人都得面对关于富人责任和穷人权利的类似问题。因为如果不直面这些问题，那么在那些最关键的地方控制排放就绝无希望。

告诉朋友和家人我放弃了用技术解决不孕这件事是极其困难的。人们常常觉得有必要告诉我关于他们朋友和熟人在机会渺茫时成为父母的故事。通常这些故事所涉及的主人公怀孕所使用的技术，正是我决定要放弃的（他们指责性地暗示我，说我显然是对生育这件事不够坚定）。

我们的思维习惯是，灭绝这个过程，对一个物种或者一些物种的各个年龄层的影响是无差异的。就像恐龙在小行星的撞击下在地球的表面被完全抹去，或者像我们的祖先猎杀各种动物，直到它们全部死去。所以我们认为生物的摧毁也当然是这种方式。但在化石燃料的时代，让地球了无生机的手段变得更为隐蔽：我们先是妨碍了成年动物的生殖能力，再让它们的幼体难以生存。没有尸体，只是消失——什么也看不到。

这并不是一个水产养殖场或者生殖工厂——没有强迫性地、勉强地创造什么。这仅仅是一臂之力，以帮助鲑鱼保持生育周期。这也是一种表达，从这里开始，当我们决定做点什么，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归还，还有照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