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白书——千古奸臣秦桧：第49章 深渊恶龙，惟我独尊

宋高宗赵构—秦桧（影视版）

权力，是令人上瘾的毒药，当你品尝过它甜美的味道后，就永远不想失去。

为了这甜美的毒药，你可以抛弃人性中的正直，善良和道义。而当它诱惑着你的人性一路向下堕落时，你会安慰自己，那是为了成功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但到了最后，那代价有可能是你自己可以称之为人的全部。

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亦成恶龙，当你凝视深渊时,深渊也正对你回以凝视。

人，需对自己手中的权力抱有敬畏之心。

因为，它不仅是恶龙，亦是深渊。

朝堂之上，打击政敌时最为经常出现又最为光冕堂皇的理由就是“动摇国是”。

“国是”者，国家耐以生存之政策也。“动摇国是”，就相当于动摇了国家耐以生存的安全。

因此，任何一条国家政策，成为了“国是”，在朝堂之上想推翻它，几乎是不可能的。

同样，制定和执行“国是”的当朝宰相，在朝堂之上，就有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倾朝野，惟我独尊的根基和底气。

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九月二十日

为了将“宋金和议”这一政策变成我大宋朝堂的“国是”，趁韦太后和徽宗灵柩南归之机，我让养子秦熺和著作佐郎王杨英联合起草了一篇《皇太后回銮本末》，将靖康之变后，从高宗登基到宋金达成和议的艰辛历程撰写成文，上奏高宗。

在这篇《皇太后回銮本末》中，记载了靖康之变时，金人欲立张邦昌为帝，我冒白刃屠身之险，独骑入金营，抗辞乞存赵氏，临大节而不夺，受金人敬奉，虽扣于金营而不敢怠慢。

建炎四年，我杀金兵冒险南归，正值大宋兵威不振之时，与高宗一起殚精竭虑，联合朝中务实之辈，欲与金人通好，而吕颐浩，赵鼎和张浚等人，不通时务，夸口可战，导致金人多次来袭，高宗不得不避难于海上。

绍兴三年，韩世忠，张俊，刘光世三大将重振兵威，屡胜金人。岳飞原立有大功，后阴有异谋，绍兴十一年，值金人入侵之时，迁延顾望，拒命不进，有拥兵谋反之意。幸高宗英明，以迅雷之势杀岳飞，斩张宪，以正视听，安抚人心。

如今政刑修明，兵备强盛，国势益尊，金人知我大宋不易攻也，故与我大宋议和。现与金人“修好通和，实乃今日之至计”。

得此中兴之局面，全仗当今圣上修德明身，用事议和之臣大节孤忠，奇谋远识。

金人为祸中原十八载，值此完结，天下百姓可安，江山社稷可安，赵氏历代祖先英魂可安。

《皇太后回銮本末》上奏之后，高宗极为认可，将此文昭告天下，并对朝堂大臣明言：“现天下已无大事，所虑不过士大夫胡乱议论，扰乱朝廷。治天下当以清净为本，若士大夫能安分不扰，朕所幸也。”

此事过后，宋金议和之策成大宋之“国是”，我在朝堂的地位也如日中天，无人可及。

当然，为了防范于未然，让议和之策能一直保持下去，巩固我在朝堂的位置，我也开始了排除异己之路。

宛如恶龙般的权欲将我拖进了人性的深渊，但我却甘之若饴，因为我知道，岳飞冤死之刻，便是我化为恶龙之时。

我的后半生，惟有变成大宋朝堂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恶龙，方能保住这来之不易的议和之举。

天意既然如此，我便顺应天意，成为力保议和，权倾朝野，遗臭万年的千古奸臣。

绍兴十四年（公元1144年）四月，在获得高宗首肯后，我对反对议和的士大夫开始下手。但凡诗文内有反对议和的只言片语，一律从重处置，因言获罪者有黄龟年、白锷、张伯麟、解潜、辛永宗等人，一时间朝堂之上人人惊慌，谈虎色变，再无人敢对议和之事做仗马之言。

整治完朝堂的诗文祸害后，我开始对往日政敌下手，赵鼎、李光都，张浚等人都曾力阻议和，与我为敌。现如今虽知大势已去，但心中怨恨必不能解，为了保证议和之策他日不再受这些人的破坏，我开始令朝堂御史疯狂地攻击他们，从他们的一言一行中找出有碍朝政的蛛丝马迹。在御史们的步步紧逼之下，赵鼎绝食自尽，李光斗流放海岛，张浚被贬出京。

朝堂之上，最多的便是见风使舵之徒，见我往日政敌下场如此凄凉，议和以后高宗对我日益器重，反对我的声音日渐稀少，歌功颂德之人日益增多。

其中最为殷勤的便是台州曾惇，写了书事十绝，其中一首献诗“吾君见事若通神，兵柄收还号令新；裴度只今真圣相，勒碑十丈可无人。”称我为当朝“圣相”。另一首献诗“淮畔风尘自此清，斯人还喜见升平。田家尽说今年好，要雨雨来晴便晴。”称宋金议和以来，大宋朝风调雨顺，百姓安居乐业，歌舞升平。

对于这等识时务的“俊杰英才”，我自然是对其加官晋爵。一时间，士大夫们纷纷以诗文对宋金和议后的中兴局面进行称赞，对我十八年来的呕心沥血，苦心孤诣予以讴歌。

秦熺和孙靖将这些人的诗文装订成册，让我阅览。我看了这些人的诗文之后，才突然发现自己原来是这么的伟大。

绍兴十四年（公元1144年）八月，为了防止民间乡野村夫胡编乱造，诽谤我大宋和议以后的种种举措，我下令各地官府禁止民间撰写野史，一经查实，决不姑息，不但要将查获的野史焚毁，而且必须将撰写野史之人法办。

禁止民间野史的同时，我命养子秦熺任朝堂秘书少监，负责领衔史官们撰修大宋国史。为了不让心怀异鬼之人有机可乘，我让秦熺在修史的时候，以调阅编修史实为名，将我罢相后的相应奏章和朝堂诏书收集起来，命人全部焚毁。

秦熺如今已历练多时，心思缜密，在将奏章和诏书焚毁后，秘密将参与烧书者全部杀死，永绝后患。

靖康之变后，赵氏南渡，流亡于东南的一大部分士大夫都将北宋之亡归罪于王安石变法，故而排斥金陵学说而推崇二程理学。

当年我自金国返回大宋，为了增加声望，得到更多士大夫的支持，所以借重胡安国等理学大家的名气。后来我受吕颐浩排挤罢相，胡安国等人也相聚被逐出朝堂。

在与这些理学名士的接触过程中，我发现这些崇尚“去人欲，存天理”的道学家们都是些迂腐的书呆子，个个嘴巴说着以“传道授业”为己任，碰到现实问题时却不懂变通，不切实际，难题面前往往束手无策，只会梗着个脑袋恪守君臣伦常，尊王攘夷之道。

赵鼎任宰相时，再次启用这些理学名士，这些道学家就一直反对议和，而且利用理学观点来攻击议和之举，到了后期，在反对议和的言论中，理学已经开始充当主导作用。

为了防微杜渐，不让反对议和的论调死灰复燃，我开始在朝堂和民间禁止理学的传播，加大了学术领域的控制，将理学定为“专门曲学”，重新注释六经，并要求国子监和民间私塾必须取消二程理学解说，科场考试也严禁出现二程学术思想，将理学定为异端邪说。经过一翻不懈努力，很多识时务的士大夫们开始认清了形势，抱团攻击理学，反对议和的理论基础逐渐被慢慢阉割掉。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