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的冬天不太冷：倒挂的葫芦

我仿佛真地触摸到了那倒挂的葫芦，沉甸甸的，装满果实。

我想我要离开厦门了。

这个我特别亲近的城市。有时候，离开一个地方，好比离开一个人，不是因为他或她不够好，而是因为自己，似乎想要的太多，却总也得不到。

世界是矛盾的，人心是贪婪的。得不到的，就更想得到。轻言放弃是孬种的行为，没人甘愿承认自己是孬种，即使实际上就是。

于是要改变。变化是规律，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变化着。人不可能同时踏入同一条河流，世界上没有相同的两片树叶。人挪活，树挪死，改变成自然。

区别在于改变自己，还是改变别人。人都想改变别人来适应自己，但这是成功者才有的权利。生存的法则尽管不像达尔文说的那么赤裸裸，但事实却是如此。

我所能改变的，只有我自己。

岚子离开厦门之前，她说她不舍，我觉得那不是饭桌上朋友间的客套话。人是有情感的动物，在一个地方呆久了，多少有点不舍。

假如真要离开，我会有更多不舍。厦门于我，不仅是五年的居所，还有我人生中很多的心灵印记。比如第一。第一次旅行，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打的，第一次坐船，第一次看海，第一次来到一个大城市，第一份正式工作……。

人一生没有多少个五年，五年也许就是一个黄金时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黄金时代，不同的是，有的人很黄很黄，金光闪闪，有的人黄而不黄，似金非金。

但不管怎样，都要打造。即使终其一生，还是没有结果。也还可以去买，这点应该不难做到，毕竟一克黄金也就一两百块。

我清晰地记得第一次来厦门，是1997年的暑假，我还在读高二。那一年，大事频发。《心太软》从台湾传到了一个偏僻小县城的学生宿舍，小平同志走了，香港回归了，我去厦门了。

在此之前，乡下人进城彷如一部传奇大片，每一个走出去的人，都值得被人仰视和向往。

我爷爷当年被国民党抓壮丁，在跟随大部队快要进城时，他跑回来了，从此一辈子没有离开家乡方圆二十里。

我爸爸从泥腿子蜕变为第一批走南闯北的生意人，每次回来，意气风发，总有新鲜玩意，老师让写作文时，我总得一百分。

我姐姐共产主义大学没毕业，就跟着那些比她更大的哥哥姐姐们去了厦门，过年回家，众星捧月，好像鸟枪换了炮，乌鸦变成了凤凰。

后来我妈妈也去了厦门，那一年她都已经四十。从来只会埋头苦干，上山下地，做饭洗衣的她，不仅学会了普通话，竟然还会打趣说城里人真傻，钱真得很好赚。

这一次，终于轮到我了。回想当时，我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激动。也许是记忆模糊，也许我天生就很难被打动。

上地理课时，老师说中国很大，世界很大，宇宙也很大。我只记得很大，其他似乎并不觉得如何，因为我觉得家乡也很大。

上历史课时，老师说鸦片战争满清政府输了，那是必然的，原因在于他们没有走出国门，不会开眼看世界。我觉得老师没有讲到点子上，重点是因为现在是新中国。

上语文课时，老师说《乡愁》写得真好，特别是我在这头，你在那头，韵味深长。我心虚着，从小到大，我和爸爸、妈妈、姐姐、弟弟都是一个在这头，一个在那头，可也没什么愁。

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这样。绵绵的青山绿水，山脚下深沉的土地，鸡犬之声相闻，孕育出来的，应该是质朴的纯真。可我似乎有些高冷，有些游离，像生活在钢筋水泥、机车横行的城市里的人。

我还没到城市，却已有了先天性的城市病。这种先天的优势，有好有坏。好的一面是，我从乡下来，却不像个乡巴佬。在城市里穿梭，如鱼得水。坏的一面是，我病得更重了，不管是青天白日，朗朗乾坤，还是月明星稀，漫漫长夜，都像个游魂。

这听起来有些悲凉。仿佛江河日下，一代不如一代。在某种程度上，也确实如此。爷爷的故事虽然简单，但饱含着历史的沧桑。爸爸则见证了划时代的巨变，在风口浪尖，休戚与共。至于姐姐和妈妈，也完全旧貌换了新颜。而我，恰似一张白纸，纸上有几个黑点。

我到希望再黑点。一半一半。最好。听说阴阳八卦就是这样，黑白无常也是这样。假使如此，那我还有什么可怕的，活着也许可以成仙，死了做鬼也不吃亏。

可我就是黑不起来，一张马脸，惨白惨白，像扑克牌，如路人甲。走在马路上，没人愿意多看一眼。即使曾经有一个真挚的镜子来到我面前，我也不会珍惜，更不会要求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

所以我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我也落得爱理不理，仿佛老子天下第一，皮笑肉不笑。结果当然很坏。因为一个人说我不理人家，很正常，嘴长在别人身上，谁也管不着。两个人说我不理人家，那就有点不正常了，少数服从多数，这是民主。三个人说我不理人家，那肯定就不正常了，谣言止于智者，三人行必有我师，可惜通常那个师父不是智者。

很显然，我没有几个朋友，更缺少真正喜欢我的人。唯有一个，她喜欢我，就像男人喜欢乳房，女人喜欢阳具，热烈而又直接，奔放而又自然，让我手足无措，无地自容。

那时我住在湖里，旁边就是湖里公园。小区同样很破旧，我租的房子在一楼，阴暗潮湿，窗外落叶满地，一下雨，污泥飞溅，厚厚地如一坨坨大便，臭不可闻。

我总是关着窗户，拉起窗帘，与世隔绝。除了睡觉，我很少呆在屋里。湖里公园同样有山、有水、有湖、有树，我通常都会在那里，坐着发呆，或者围着湖绕圈。

我的房东是个老头，在这里住了大半辈子，行将就木，一如他的房子。我很少和他说话，他也很少搭理人。每当我进门时，他都坐在大厅里，默默地看着，像一盏孤灯。

房子有三个房间，老头住了一间，我住了一间，还有一个女人住了一间。我也没有和她说过话，她总是穿深色的裙子，笑着，脸上很假。老头看到她进出时，仿佛有绿光在闪现。

尽管我们住在一套房子里，但我还是很少碰到她。我上班时，她可能还在睡觉，也可能走了。我下班回来，她还没回来。我关上房门，不知她几时进得房门。我上厕所，她从不上。她上厕所，我也没遇上。周末休息，我无所事事，她无影无踪。

仿佛我们不在一个世界，一堵墙壁，二元空间。仿佛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盯着我们，让彼此互不相见。仿佛我是人，她是鬼，人鬼殊途，视而不见。

我没看清她的模样，仅有的几次碰面，都只是远远地望见。屋里灰暗，阴影重重，如天空多了一层幕布，看不穿吃不透。

她像一个影子，飘来飘去，黑色的长发铺洒在肩头，一张朦胧臃肿的脸，似乎不再年轻。身躯随着裙摆在舞动，优美的不知是身姿，还是裙子。

我有时不免恶意揣测，这女人神神秘秘的，肯定不是什么好货色。但凡看到一个女人，浓妆艳抹，花枝招展，生活又不像常人一样有规律，潜意识里，她就有被定格为小姐的危机。特别是男人，大多这样，我也这样。

假如她真是一个小姐，那我又该如何。每个年轻女人都被称呼为小姐，但真要成为小姐，需要地却有很多，比如过人的勇气和胆量，而这些，一般人没有。

人心变幻莫测，此一时，彼一时，无法捉摸，有时候甚至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听起来像一对孪生兄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绝对和对立。

这点小姐可以证明。

小姐是高尚还是卑鄙，高尚者说不清道不明，卑鄙者则认为不是问题。因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食色性也，不敢不从。高尚者需要，卑鄙者也需要。同样地高潮迭起，同样地神魂颠倒，同样地欲罢不能。

区别在于，高尚者可能憋着不找，他们努力诱导着，让自己老婆变成小姐，特别是在床上，在家里的每一处战场。而卑鄙者想找就找，想干就干，不管是小姐，还是自己老婆，干完了就走，爽完了就溜。

我既不高尚，也不卑鄙。我依然孤单寂寞，孑然一身。我血气方刚，早晨起床，下体依然肿胀。昂昂然如利剑出鞘，笔直向上，一柱擎天。

它需要被温柔地包裹，紧紧地缠绕，如婴儿在怀中，如孤藤抱老树。它那满腔的热情，如火如荼，只有骑上一匹烈马，才能把它降服。

我不知道屋里的那个女人，是不是一匹烈马。我只知道，电脑里有很多，日本的，欧美的，本土的，烈到我以为那不是人，真的是马。可我够不着，尽管近的不能再近，那片玻璃，仿佛就是银河，让无数牛郎和织女，只能干瞪眼。

但她离我真地很近，推开一扇门，就能摸得到。可在认识洋子之前，我就有贼心没贼胆。近水楼台先得月，关键还是看什么人。也许房东老头到有可能捷足先登，因为他离得更近，另外他比我有钱。

酒壮怂人胆，但跟钱比起来，还差得十万八千里。有钱能使鬼推磨，怂人怎么跟鬼斗，光吓就能把他吓死。所以，有钱的老头是幸福的，身边从不缺小姐，而且是年轻漂亮的。

还好鲁迅发现了一种精神，真得很好用。以至于再多的口诛笔伐，也打不翻那满满阿Q式精神的酱缸。确实太沉了，三座大山差远了。

每当春情勃发，不能自已，我就仿佛阿Q鬼上身。我赤裸着身躯，直挺挺的，站在墙壁的这一头。屋里的灯散发着幽光，把我的身影倒印在墙上，像古怪的幽灵，匍匐着，似动非动。

我微微闭着眼，一颤一颤的。在墙壁的另一头，那个女人半裸着，跪在地上。低垂的乳房倒挂着，如一个尖翘的葫芦。她俯过身来，眼神向上，不自禁地瞟了我一眼。

我仿佛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温暖而又湿润，似母亲河一样伟大。那里孕育着最初的生命，有一条游泳的鱼，自由自在，它一会向东，一会向西，一会向南，一会向北，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快乐极了。

我羊癫疯似的舞动着，灯光随着节奏在摇曳，墙壁上鬼影重重。我大声嚎叫，歇斯底里地怒吼，伟大的母亲河，我要给你留下，我最宝贵的种子，让它在那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直到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

有人说，青春就是左手换右手。累了，换一下，就不累了。可我觉得有些累了，墙壁上那些斑驳的污渍，一条一条，歪歪扭扭，如爬行的蚯蚓，丑陋极了。

我不能再和墙壁过不去了，它虽然只是一些钢筋水泥，但也是大自然的恩赐。我要爱护它，珍惜它，不要让它被拆得太快。

房东老头虽然不可爱，但也挺可怜的，一个人孤零零的，守着这房子。他可能也活不了多久了，我还是不能给他添堵。

即使为了下一个租户，我也不能再这样做了。假使还是个美丽的女孩，那我可就罪孽深重了。人可以偶尔卑鄙，高尚过了头，可能卑鄙小人都不如。但不能被人戳脊梁骨，这是原则问题，三心二意不得。

我牺牲自己，成就他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我天刚蒙蒙亮，跑步运动，挥洒汗水，去除不必要的荷尔蒙。我脚踏实地，辛勤工作，心无杂念，努力打好这份工。我读书看报，舞文弄墨，陶冶情操，不走寻常路。

原本以为这样做能修成正果，到最后，我发现一切皆是无用功。鬼火虽然消失了，天火却依然还在，而且越来越精纯，如混沌初开。

它深深地扎在心窝里，有时在有时不在。我觉得它走了，它突然又来了。我觉得它来了，它突然又走了。

它似乎在嘲弄我，这个愚蠢的人类，竟然妄图想要战胜它。过不了多久，它会让我明白，与它斗，就是与天斗，不是其乐无穷，只能一败涂地。

这一天来得很快。我喝了很多酒，整个人轻飘飘的。我通常很少喝酒，即使喝酒，也不喜欢喝多，适可而止，刚好就够。因为醉酒的下场就像一条死狗，我不做死狗。

那天不知怎地，喝着喝着就没了节制。好在头脑还有一丝清明，在将醉要吐的关口，我选择了回家，坚决不做死狗。

夜已经很深了，街道上空无一人，只有路灯照亮着。的士开走了，晚风瑟瑟，清凉了我的脸。穿过马路，就是我住的小区。

我呆呆地站立着，四处张望，如迷途的羔羊。不远处的拐角，竟然有片火红。红得透亮，红得刺眼，仿佛这黑夜，都被它笼罩。

我被深深地吸引住了，那是什么，我一定要去看看。近了，红了，越来越红了。我看见了一扇红红的玻璃门，像虚无的水晶宫。

门突然开了，有个女人站在门口。她妩媚地笑着，一眨不眨地看着我，仿佛曾经，我们相遇又相知。似曾相识。我的脑海划过一丝影像，那倒挂着的葫芦，伟大的母亲河，一条自由自在游泳的鱼。

天崩地裂般，火苗从心底窜出，形如闪电，开始只是一点点，渐渐地，一簇簇，一团团，一大片一大片，仿佛点燃世界大战的火药桶，越烧越旺，一发不可收拾。

后面发生了什么，我似乎总不真切。我只记得，第二天醒来，还是懵的。我努力回想着，时光在倒流，我又感受到了烈火灼烧的炙热，扑面而来。接着是一片空白，碎片式的空白，断断续续，似有似无。

我仿佛真地触摸到了那倒挂的葫芦，沉甸甸的，装满果实。我仿佛真地回到了那伟大的母亲河，一跃而起，纵身而下，势如猛虎，左冲右突。我仿佛真地看见了那条自由自在的鱼，它和我一样，在河里欢快地游着，如鸳鸯戏水。

也许那一刻，我已经死了。可我现在还躺在床上，自己的床上。窗外阳光明亮，马路上马达的轰鸣声和喇叭声，依然声声入耳。我还活着，我还在厦门。

可我就是想不起来，昨天晚上，我怎么回来上了我的床。红红的玻璃门，我站在玻璃门外。有个女人朝我笑了，我觉得笑得很美，似乎还有一丝熟悉。

我的脚似乎在动，朝着那个女人。那个女人是谁，她认识我吗。她为什么朝我笑，而且笑得那么真诚。我拒绝不了真诚，特别是女人的真诚。

我和她似乎发生了什么。在那样一个寂寞的深夜，一个喝得半醉半醒的寂寞男人，站在一扇红红的玻璃门前，玻璃门前同样站着一个微笑的寂寞女人。

我付钱了吗。我的钱包在哪里，里面不知道够不够。要是不够的话，那可真是糗大了。我翻过身，看了下床头。钱包依然放在柜子上，和门钥匙一起。

但好像还多了一样东西，那是一张白纸，被压在钱包下面。我小心翼翼地抽出那张白纸，白纸很白，上面生硬地写道：

“隔壁的帅哥，下次记得别喝那么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