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生

1968年秋蝉满树的时节，我再次被父亲送进了村小学。

这已经是第二次送我去学校了，而且是十拿九稳地送成功了。

记得村小只有一个王先生是正式老师，也是国民政府遗留给新政府的一份厚礼，他一人守着一个学校。按说改朝换代，前朝的人是没有资格担任这个教书育人的重任的。但是，全村没有几个识字的人，何况教书要求更高，没有一点章法，是难以降伏这些神兽的，在我们村小多年王先生是当之无愧的降魔高手。王先生饱读诗书，连退役回来的国府秘书都认可。

王先生能够继续任职，在我们村教书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的亲兄弟是解放军的一个连长，从这儿论他是革命军属，有这个兄弟在后面撑着，谁也不敢说啥。他就这么平平安安地在他原来的地方教他的书。连桌椅板凳摆放的位置也和解放前一般，毫无二致。

因为学校太小，学生都是本村人，回家吃饭，学校养活不起一个食堂，没有办法，先生只能吃派饭，一户挨着一户，从村东头吃到村西头，一家一天。除非遇到这家婚丧大事临时改动，当然几个老光棍也曾经主动邀请王先生共同用膳，但被先生拒绝了。

王先生是村上名副其实的参议，碰上大事小情村上人都喜欢听一听他的意见，毕竟读书人见多识广，不像咱睁眼瞎，人们常常这样说。

我七岁那年，有一天吃完饭王先生在门口和村人闲聊，父亲拽过我问王先生能不能收我去小学校。王先生沉吟一会，说这么吧，让他给我说说他都会什么，要是合格就来学校。

在大家怂恿下，我亮开嗓子唱了一段：“学习雷锋好婆娘，忠于革命忠于党——最后记得唱的是立场坚定肚子疼”。大家哈哈大笑。

我的乱七八糟的唱词是听着别人唱的，连猜带蒙，那时还没有通电，连喇叭都没有，我只是上街路过小学墙外，听着里面这么唱的。我第一次才艺表演失败了，这俨然成了我被拒之学校门外的理由。

其实我那时铁定上不了学的。

一来农村学校规定，学龄必须满八岁才六岁多点，我不够格；二来，王先生一个人忙里忙外，学校事务繁杂，招呼不过来；三来，文革方兴未艾，山雨欲来风满楼，虽然老实巴交的村民自觉远离政治漩涡，无奈这场风暴来势太猛，持续时间太长，学校没有人管，能不能继续办下去，由谁来办都尚未知，大家处于观望状态。

现在我终于成了小学生了。

一年多不见，王先生老了很多，腰板不再挺直，头发也白了许多，一个人坐在凳子上出神，看见我父亲和我笑着说：“这不是那个‘立场坚定肚子疼’吗”看来先生是记得我的。登记注册之后，我领了课本回家。

王先生接受了我，但是等到正式开学，却再也没见到他，据说是被开除了，理由是他曾经是三青团员。没有几年，听走亲戚的回来说，王先生死了。

王先生的亲妹妹嫁给我们村，但是他很少上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