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一代人只能干一代人的事

用两个周的时间匆匆看完了梁启超的《李鸿章传》，对于李鸿章的认知，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中学历史课本上的卖国贼形象；二是影视剧《走向共和》中被美化的忠心耿耿、肯办实事的老臣形象；最后是梁启超先生《李鸿章传》对于李鸿章较为客观、公允的评价，有缺点也有优点，有批判也有理解，更为立体化。

李鸿章：一代人只能干一代人的事

梁启超先生与李鸿章生活的时代大致相同，他特别注重当代人给当代人做传，他曾说“尤其是最近的人，一经死去，盖棺定论，应有好传述其生平。”如果不及时给当代的名人做传，后人做起来就更加困难，随着时间的流逝，更无多少真实资料可以参考。本着这样的传记思想，李鸿章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九月二十七日去世后，仅仅一个多月就完成了研究李鸿章最早的传记著作——《李鸿章传》。

值得一提的是，梁启超和其师康有为同为维新变法的领袖，在政治上与李鸿章是政敌，但他在为李鸿章做传记的时候，却处处秉持着一颗公平之心。当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之后，举国上下皆骂其为秦桧、张邦昌，而梁启超独独为其辩解道：“盍思使彼辈处李之地位，其结局又将如何？”能够将心比较，换位在当事者的角度结合实时环境来思考。这种不存私见、褒贬分明、客观公正的评价，提现了一位史学家所具有的史德和史识。

李鸿章：一代人只能干一代人的事

李鸿章生活的时代中国正在经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历史的浪潮就把这样一位时代的“英雄”推上了历史舞台。

李鸿章发迹于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最初在曾国藩的帐下做一名幕僚，对曾国藩以师事之，并且曾国藩的为人处事影响了李鸿章一生，李鸿章对于这位恩师的知遇之恩，梁启超说：“故有曾国藩，然后有李鸿章，其事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李一生傲视群雄，极其自负，但其恩师毫无出格之举，在攻破太平军首都——南京的时候还主动谦让，让曾国藩首先攻破南京城。

初期的太平军士气高涨，所到之处攻无不克，暮气沉沉的八旗官军远远不是太平军的对手，曾国藩只好回老家湖南招募团勇组建新军——湘军。与之同时，在曾国藩的授意之下，李鸿章也回到了合肥老家组建新军——淮军，也就是后来北洋军的主力。

平长毛、与后期太平军残余李秀成的作战以及剿捻军，李鸿章开始显露头角，逐渐显示出了自己的军事才能，基本上消除了威胁清朝统治的内部势力。

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到甲午海战这段时间是李鸿章一生最辉煌的时刻，也逐渐认识到了要学习西人的技术来富国强兵，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李鸿章与那些因循守旧的顽固派相较还是开明的多，能够认识到洋人坚船利炮的厉害。开办了江南制造总局、开平煤矿等一系列军事、民用的现代化企业，派遣留洋学生，组建北洋新军，这一系列的举措都在中国近代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

可惜的是李鸿章有他自己的时代局限性，永远只能西人器物的强大，不能看到西方思想的先进，始终认为中国的思想文化相较西方要优秀的多，只能停留在“中学未体，西学为用”层面，与同时期的日本“明治维新”有天壤之别。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清政府腐朽落后的路面，只是在做“裱糊匠”的工作，为这座暴风雨中飘摇欲坠的清朝大糊上了一层保护纸而已，在历史的进程之中，这些没落的，落后的东西终将被淘汰。

李鸿章：一代人只能干一代人的事

甲午海战是李鸿章生涯中的一个巨大的转折点。在战后，日本就说此次战争是以李鸿章一人来对抗日本全军。战前李鸿章是主和派，算得上是清朝廷里最会与洋人搞外交的人，他最擅长“以夷制夷”，利用洋人之间的利益纷争来使他们互相制约。战前他想利用俄国来给日本施加压力，让德国从中调节，避免中日交战。于是他和俄国在天津签订了《日俄密约》，出人意料的是，这个仅仅日俄双方少数当事人知道的密约竟然被上海《字林西报》花重金购到手，并且全文登出。此次密约几乎把东三省的一切主权全部转让给了俄国，饿狼似的列强都想效法分一杯羹。一步棋错，步步就错，这次的中俄密约为后来《马关条约》乃至《辛丑条约》埋下祸根，《马关》和《辛丑》两条约内容很多是效法《中俄密约》。

中国到底能不能和日本打这一仗，恐怕难说。战前朝廷里主战派居多，很多人被洋务运动刚刚取得的一点成绩冲昏了头脑，原本就是以天朝上国自诩的自信心又回来了。虽然当时北洋舰队已经达到了世界前列的水平，很多战舰都是从德国购买，吨位也是世界排名靠前。但是，军队的整体素质远远比不上日人，原本淮军将士也开始在腐朽堕落，李鸿章也是对旧部多有包庇，士气显得暮气沉沉，更新船舰、购买炮弹的军费朝廷也是迟迟发不下来，更是挪作他用修了颐和园。而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之后则是士气饱满，整体装备也要先进，日皇甚至将自己的私人财产捐用军费。相较之下，谁胜谁败，一目了然。

所以说李鸿章是战前较为清醒之人，只是错不该与俄国签订密约，落后就要挨打，洋人何其狡猾，能让“以夷制夷”的手段得逞吗？李鸿章和洋人搞了大半辈子外交，但是却很少没有不吃亏的，梁启超说：“李鸿章外交之历史，实失败之历史也”。

大厦将倾，再能干的“裱糊匠”也无济于事，甲午海战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李鸿章洋务运动几十年攒下来的心血全部打了水漂。之后李鸿章逐渐失势，被派去治理河道，治理广东，一直到义和团运动，导致八国联军侵华，光绪和慈禧逃往山西，又不得不召回李鸿章收拾烂摊子，认命他为全权议和大臣。此时的李鸿章已经是以为八十老翁了，并且重病缠身，还要负担如此沉重的担子，可能除他之外也没有人有与洋人打交道的气魄吧。有了《马关条约》的经历，再一次在议和书上写上自己的名字他已经感到非常羞愧了，在签名的时候故意把自己的名字三个字写在了一起，难以辨认。议和条件商定后不久，李鸿章就病倒在床，更心酸的是在李鸿章去世前几个小时的弥留之际，俄国使者还在病床前逼迫李鸿章在协议书上签字。

李鸿章：一代人只能干一代人的事

论及李鸿章一生的功与过，梁启超先生有严肃的批评，也有高度的赞扬。他说 ：“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在书末梁启超列举了霍光、诸葛亮、伊藤博文……古今中外十五位政治人物与之对比，逐一评点，对于李鸿章一生之人品、学识进行了深入的总结：“李鸿章有才气而无学识之人也，有阅历而无血性之人也。”梁启超的评价还是非常准确、客观的，为我们展现的事全面立体的形象。

时代的局限性注定李鸿章无法做出更为出色的成就，他的洋人朋友就曾劝他：“中国今日如此情形，终不可以立于往后之世界，除非君自取之，握全权以大加整顿耳。”李鸿章听后“舌挢而不能言”，吓得说不出话了，虽然他位极人臣，手握重兵，但是思想上始终不敢越雷池一步，不敢有非分之想，我想这一点还是受他恩师曾国藩的影响特别深。

对于李鸿章我是有批判，也有同情和理解，梁启超说“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我对于李鸿章有批判，也有同情与理解，我们看历史事件，评价历史人物要充分考虑到当时的社会历史大背景，把自己置身于历史之中，而不能把历史事件和人物放在现代思维中去评点，这样才能更客观，更全面，更立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