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是阳明世纪吗？

侄儿问：在伯父谈起关注阳明心学缘由时，伯父曾提到现代大儒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说过“二十一世纪是王阳明世纪”，对此，伯父您是怎么看的？

伯父答：可惜，至今我还未看到现代大儒杜维明教授，对其提出的“二十一世纪是王阳明世纪”的具体说明，不知其所指范围和依据是什么。我觉得，如果要求大家都去做王阳明式的人物，极少数自愿追求的人或许可以，但极大多数是做不到的。

马克斯.韦伯说：“现代化就是法理权威对个人权威的取代。”换句话说，人类的进步就是从人治走向法治的过程。展阅人类文明发展史，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有两个转折点不可忘记：

第一个转折点是公元1500年。在这之前，中华民族创造了世界最辉煌的农耕文明。无论是经济、科技、文化，都处在世界前列。英国学者李约瑟曾说：“那时的中国，在技术水平上，在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上，以及在对辽阔疆土的管理上，都超过了欧洲。”在这之后，欧洲因为经过长期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终于发生了工业革命，发展了资本主义，逐步走向现代文明。而中国则停滞不前。在明朝实行闭关锁国以后，与西方不断拉开差距。明朝是个流氓社会，政治极端专制，思想禁锢很严，杀尽异己，株连九族。1500年，是明朝中期，刚好是王阳明生活的时代。虽然，他提出了类似欧洲文艺复兴的观点，但不会为政府所重。这是他的不幸，也是中国的不幸。

第二个转折点是二战后，联合国的三个人权文件：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1966年《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均是由各国政府代表和学者，不分东西方，共同制定的。《世界人权宣言》，当时的中国政府参与制定；1966年出台的两个公约，中国政府分别在1997年和1998年签字。哲学家、史学家袁伟时教授，根据这三个人权公约，归纳出4条：一是要有市场经济；二是要有民主政治，要保障公民的自由；三是思想上要坚持个人的独立、个人的自由；四是思想方法要理性化，不要极端。袁教授所讲的这4条现代社会应具备的特征，如能成为一个普遍制度、普遍习惯，那就是每个人生所需要的、最佳的社会生存环境。可惜，离现实太远。

中华要复兴，也一定能复兴，但复兴不是复古。民族文化是立国之基，中国的传家之宝，就是中华文化。但传统文化中，有精华，也有糟粕。我们要吸收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以鉴别和改造传统文化。这样，中华民族才能融入现代文明，走在世界前列。这才是真正的中华复兴。我坚信，只要坚持改革开放，不折腾，在发展中求进步，步子慢一点可以；做到不止步，更不倒退，就有希望。一个宪政民主大开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文明中国，一定会出现在世界东方。到那时，只有在那时以后，学王阳明的人才会越来越多。在这之前，还是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