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大秦帝国》的三点感悟

我最喜欢读孙皓晖的《大秦帝国》。该书重塑了那个“求变图存”的时代，抒写了从七国争霸到秦一统天下150年间的历史演变。小说以秦国为主线贯穿了秦国的兴衰，瓦谷雷鸣，百家争鸣的形势，描述了秦与六国之间的政治、军事斗争，穿插了儒、法、墨、道、阴阳诸家为代表的诸子百家的思想文化竞争，掺杂着朝廷、战场、商场、学堂、都城、山野、酒肆、密室等生活。全书的整体面貌虚虚实实，真真假假，阴谋与阳谋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副多姿多彩的战国生活画卷。

韩非子在《韩非子·有度》中提到：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秦国从商鞅变法开始，一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一直遵奉着法律，整整持续了六代君王一百余年，最终成为一个强国。秦国的变法时间很长，整整持续了六代君王一百余年，秦孝公商鞅变法，奠定了根基而使秦国崛起。秦惠王铲除世族复辟势力，导致国家多头的久远的封地制在秦国彻底完结，才完成了真正的法治转化。秦昭王遏制外戚势力的膨胀，使邦国权力的运行有了一套完备的法则，同时又将战时法治充分完善，以至秦国在与赵国惊心动魄的大决战中能够凝聚朝野如臂使指，以至秦国后来的三次交接危机都能够成功化解。吕不韦时期欲图以“王道为轴，杂家为辅”在秦国实行宽政，毋宁说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变法。然则吕不韦不擅势治，导致权力大乱，秦国真正地出现了第一次法治危机。秦王嬴政自亲政开始，立即着手理乱变法：其一整肃内政，先根除乱政叛逆的嫪毐太后党，再根除治道政见不同的吕氏党，一举使势治（权力结构）恢复到秦法常态；其二整肃内廷，在天下开创了不立王后的先例，根除了太后王后外戚党参政的古老传统；其三富国强民整军，使商君秦法中的奖励耕战更加完备也更为变通，一举成就关中天府之国的奇迹……因此，当六国碰见秦国，就只能是一盘散沙与泰山压顶的区别。

左右为难者，法令相左之故。秦国的法治信仰从商鞅徙木立信开始。及至秦王嬴政，也面临秦法与实情大势的冲突。一方面，秦法规定，庶民必须完成赋税，完不成的可以通过赋役替税的方法，绝对不能免税；另一方面，荒年无收，庶民几百万又没有赋役可顶，山东六国又免除了赋税，同时，秦王嬴政又坚决拥护商鞅的法不愿意接受吕不韦的宽刑缓征。书中描述：“左右为难者，在秦法与实情大势的冲突。也就是说，要免除赋税，得再破秦法；不免除赋税，又违背民情大势；而这两者，又恰恰都是不能违背的要害所在。秦王并没有立即更改法律，而是召廷尉、国正监等执法六署会议，于法令斟酌权变之策。但是大家还是认为法律不能更改，如何处理这件事，既可补秦法救灾不周严之失，又能成为一个长期法令让后世遵守迫在眉睫。最后，秦王采纳了李斯的建议，向全国百姓下达了一个王书，王书的开篇就写：“法不可弃，民不可伤，昭示秦法护民之大义，使朝野些许臣民的更法之心平息，使山东六国攻讦秦国法治的流言不攻自破！随后写荒年赋税不免不减，然则可缓；赋税依数后移，郡县记入民户，许丰年补齐；三，日后年景的赋税处置之法，分歉年、平年、丰年三种情形，确定缓赋补齐之法。”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秦王嬴政继位五年，日日纠缠于国中的琐细政事，迟迟不能去统一天下，国人暮气多生，于是想做几件令天下变色的大事，震慑山东六国，长秦人志气。这时，李斯以荀子《强国》篇来劝解秦王。李斯认为，强国富民一天下，世间最大功业也欲成此千秋功业，寻常人皆以为，办好大事是根基所在。其实不然，大功业之根基，恰恰于认真妥当地做好每件小事。因为小事日日在前，疏忽成习，必致荒政而根基虚空。大事一旦来临，必是临渴掘井，应对匆匆，世故，欲王天，积微速成。于是，这个《积微》篇章就刻在了大柱子上，篇章是这样写的：“积微，月不胜日，时不胜月，岁不胜时。凡人好敖慢小事，大事至，然后兴之务之。如是，则常不胜夫敦比于小事者矣！何也？小事之至也数，其悬日也博，其为积也大。大事之至也希，其悬日也浅，其为积也小。秦王将一统天下的大事构建在努力做好每一个小事上，用日复一日的琐细政务，作为攀上大政的阶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