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维钧： 被误解的真相掩盖不了他的伟大

顾维钧

民国第一外交家

“Unfairness is a far more natural state in the world than fairness.（这个世界的常态是不公平，而非公平。）”Fredrik·Backman如是说。或许光凭这句话你就会觉得很不公平，但是怎么办呢？不管你是否承认这个事实，它都是无可争议的存在。正如嘴巴长在别人的脸上，你永远改变不了别人的看法一样。你可以忽略，但是你不应该无视，因为作为社会的一员，有意或无意地参与进别人的活动，是我们不可违拗的命运。

事实上，这种“不公平”或许比我们所认识的更为深远而广泛，它不仅表现在市井小民身上，而且大人物也无法避免，甚至包括国家本身。我相信，对于“弱国无外交”这句话的感受，每一个经受过积重百年洗礼的中国人都会有切腹之感。遥想己未1919年，北洋政府派遣陆宗祥、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组成巴黎和会代表团赴巴黎共商战后对德事宜，纵然他们据理力争，终无奈在山东问题上折戟沉沙——“保留签字不允，附在约后不允，约外声明又不允”——中国的合法权益，在那时的丛林法则下，根本无处伸张。在日本步步紧逼之下，西方妥协，中国一退再退，终于退无可退，只能拒绝在合约上签字。到头来，顾维钧那“中国的孔子有如西方的耶稣，中国不能失去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的博才与辨识只能化为巴黎街上的一声长叹，纵然他们赢得了全世界的同情和尊重。在丛林法则下，没有公平，只有弱肉强食。

电影：《我的1919》（陈道明饰顾维钧）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社会如此不公平，我们还常常缺乏辨识的眼光。或者说，单纯容易被人愚弄。当“拒签”的讯息传回国内，举国振奋，纷纷发文赞扬和支持代表团的决定：“近百年压迫以来，我们终于向列强说‘不’了’！”但，这是值得欢腾振奋的事吗？也许只有身处漩涡中心的和会代表才能感受到那种巨大的无奈和失落吧！“No”是振奋了，背后却是经霜累雪的极寒。这是一件勇敢的事，一件开创的事，但绝不是一件骄傲的事，至少不当作为一本资本进行颂扬。因为你要是这么做了，只是自欺欺人，因为你的贫弱在外界看来依然没有改变。或许你会说，我们的拒签虽然是无奈之举，但它昭告了国人的意志，昭示着中国任人宰割的历史结束了，这难道不是一个值得铭记和歌颂的振奋时刻？或许你会觉得不舒服，但是事实却是，拒签确实令那群围坐桌前的人感到震惊，但是这种震惊所带来的，只不过是那个“拒签的人”赢得了他们的尊敬，而不是那个人背后的政府和国家。一个人的胜利与一个国家的失败相比，孰轻孰重，一目便知！不公平吗？事实就是如此残忍。

在这样的舆情之下，虽然无奈和失落，顾维钧还是一下子成为了全民敬仰追捧的对象，只是没有想到的是，短短几年之后，这个“全民的英雄”却被国人炮制成了另一个声讨的对象。岂不是成也伯仁，败也伯仁？

起因很简单，顾维钧屡次担任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等高官显位，尤其是“贿选总统”曹锟的上位，顾维钧没有避嫌，欣然允命，成为曹锟的外交总长，并在与俄罗斯就两国建交和旧约废除问题的谈判上久久未能达成一致。在舆情眼里，北洋政府是什么政府，军阀政府，卖国政府，顾维钧在这样的政府中担纲要职不是助纣为孽吗？俄罗斯是什么政府，劳农政府，社会主义政府，顾维钧迟迟不接受俄罗斯的提议与之建交居心何在？为什么说人们缺乏辨识的眼光，在这里也可以说明一二。

北洋政府的独裁专制，造成了国内军阀之间的混乱争斗，尤其是袁政府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给人遗下的卖国印象，更加重了国人对政府的不信任。以国内的眼光看政府问题，看到的是政府的种种不堪和混乱，这样的政府对国人来说，还不如没有。但是当站在外交的角度，以世界的眼光看待政府的问题时，我们就很容易发现这样的问题，北洋政府的存在保证了国内形式的统一，使中国在对外问题上有一个谈判的窗口。何况，这里还有一个历史视角需要加以考虑。当俄罗斯主动提议放弃与华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权益时，全国舆论一边倒，纷纷无条件支持民国与俄罗斯建交。须知，国人的“无条件”里包含了“外蒙问题”和“俄罗斯在华的租地和侨民租界问题”。在谈论的过程中，俄罗斯始终以模棱两可的态度对待，没有给出撤侨的具体日期，并志在逼迫民国政府对既定现实（外蒙独立）的默认。顾维钧深知其中的厉害关系，默认的态度将使中国在外交上陷入绝境（外交常常以法理为依据，默认就会被抓为痛柄，日后要想推翻难于上青天），外蒙日后将永难收复（外蒙最后独立，是蒋介石政府的承认，北洋政府不背锅）。作为当时的外交总长，顾维钧获得了曹锟的支持，力排众议，坚决不予赞同俄罗斯的提议，这也就导致了与俄谈判久久悬而未决。以当时的舆论来看，国民只看到了第一层意义，即只是以当前的眼光站在国内的角度看待问题，片面地把顾维钧看成“国贼”而一阵“棒打”，这难道不是缺乏辨识眼光的体现？回归本人看法，顾维钧对自己当时的做法是这样看待的：“我对我们国家的政体实际是非常反对的，但是当我站在国际舞台上，面对外国人的时候，我要努力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试想，如果能者钧避嫌不为政府“卖命”，当国际需要政府出面声明或谈判问题的时候，谁来为国家争取国权和民格？对于一个外交家而言，文人的情愫对外交问题并无助益，如果实在说有，那也不过是加持在外加家身上的一层魅力而已。就像巴黎和会，列强同情中国，敬佩顾维钧，但是同情和敬佩都没有换回山东权益。

在我们的印象中，北洋政府基本都是一个负面的形象，但是军阀也有爱国情。吴佩孚力主和会拒签，马占山在黑龙江拒抗日本侵略，曹锟维护国土完整拒绝俄国提议，这些人都是北洋军阀，但是每个人心中都有民族大义。一个政府的作为，由来都是复杂的，决不能简单以“好坏”论处。一个人的人格如何，也不能只看他就任何种职务，而应看他具体所做何事，以公正的眼光辩证看待。顾维钧对这些问题看得很透，面对国人非难这样的不公平对待，他始终保持一个职业外交家的姿态，不去辩争，也不去试图改变时人对他的看法，而是在国际舞台上，继续为“外争国权”奔走努力。

在当时，因为舆情对外交决策的影响而滋生出了一个新词：公民外交。国人的爱国情怀固然值得钦佩和赞许，但是干预的做法是否值得商榷？须知，舆情一旦为野心家所利用，不管对社会还是对国家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过去是这样，现在又何尝不是如此？中国的老百姓是比较单纯的，常常会不加分辨地附和各种社会现象（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所以，我们应该擦亮自己的双眼，不管舆情怎么变化，都应该以一种辨识的眼光看待问题，以免不小心被野心家带着走，成为了别人破坏的工具。在民国那时候，尤其是刚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顾维钧能够顶住舆情的压力，坚决以国家利益为根本利益出发点，内心之强大由此可见，不愧为民国第一外交家。

2019.1.18，于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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