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让例外成为常态的收容所——《我的凉山兄弟》
我花了四个小时，一口气读完了刘绍华博士历时十年田野调查完成的人类学著作《我的凉山兄弟》。之后顺手在微博查询框里输入了“凉山”这个诗意的地名，跳出来的是格斗孤儿和两年前引爆舆论的“世界上最悲伤的作文”《泪》。小学四年级女孩在作文里写到“我把妈妈接回家，坐了一会儿，我就去给妈妈做饭。饭好了，去叫妈妈，妈妈已经死了。”有人认为作文里的这位母亲可能是因为感染艾滋而死亡的。凉山，除了贫穷落后、留守儿童、扶贫、NGO，当然还有那绕不开如梦魇般挥之不去的“毒品”和“艾滋病”。
这本书的英文标题是“Passage to Manhood”，可理解为男性的成人仪式。20世纪80、90年代出生的诺苏男子，多经历过相似的生命阶段：离开家乡到都市闯荡，闯荡，这个过程往往伴随毒品、盗窃、坐牢，也有病痛、死亡的记忆，诺苏青年把这个过程视为“男子气概”的展演，一场让人兴奋的青春冒险，“他们一定要出去耍一耍”，而毒瘾和艾滋，是这种成年仪式可能带来的永久伤痕。这个题目已经解释了我在初读此书时的疑问：毒品和艾滋是怎么可能在这个保守且落后的乡村蔓延的。
一. 一种被强加的现代化与被裹挟的全球化
凉山诺苏人命运的转折始于半个世纪前的“现代化”浪潮。20世纪中期，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计划中，无数少数民族由政府划界命名，凉山的诺苏人和云南、贵州其他较接近的族群一起，被整合分类成为一个由国家创造的新兴民族——彝族。轰轰烈烈的民主改革运动完全打破了诺苏社会族群固有的传统，政治仪式取代了传统的宗教仪式和家支活动。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脚步的加快，凉山的诺苏人再一次被市场经济的大潮席卷。在市场改革时期，金钱和物质消费已经变成了日常生活的游戏规则。诺苏的年轻人开始向往一个现代、文明的“美丽新世界”，开始渴望走出大凉山，拥抱城市。大字不识一个的诺苏年轻人前赴后继的走出了大凉山，他们“要到一个很大的城市去耍”。
这些加入了农村“流动人口”行列的诺苏青年，几乎没有受过教育，不懂汉语，他们带着盲目和冲动进入城市，却无法适应、融入当地的社会和文化，隔阂与排斥，一系列社会问题随之而来，吸毒、抢劫、盗窃、坐牢，在城市人的眼中，诺苏族人成为了“野蛮民族”的代表。出走凉山，本是为了融入主流世界，但最终却为主流文明所拒绝。诺苏人在“野蛮人”文明化的道路上步履维艰。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毒品侵蚀了贫瘠的大凉山。由于19世纪，以售卖鸦片为业的诺苏人获得的利润和地位，使得他们对鸦片拥有正面记忆。因此当海洛因卷土重来的时候，年轻人对它毫无防备，甚至认为那是一种时尚奢侈品，对毒品购买力的高低反映出年轻人在都市里生存本领的高下。
就是这样，当这些曾经兴冲冲去看世界的年轻人，辗转回乡的时候，他们便从外面的世界为依旧贫瘠的家乡带回了新的灾难。1997年，利姆乡发现首例因毒品注射不当而引发的艾滋感染。
二.普适本身就是一个难以达到的状态
最初，面对艾滋病，诺苏人同样没有恐惧，只是作为普通的病痛来看待。这源于诺苏的传统文化认知。传统的诺苏文化认为疾病是由鬼怪或者失魂落魄所引起的，毕摩对于人世的不安与病痛自有一套诠释体系，并据此分类疾病、执行治疗仪式。在诺苏社会，关于疾病的污名，最严重的有三类：麻风、肺结核、狐臭，诺苏的病因论认为这三种疾病具有遗传性，若族内有人得此恶疾，近亲必须处理，以挽救家支名誉。相较之下，艾滋的处境却不同，在这个传统里，艾滋尚未成为一种疾病类别，所以，诺苏人并不相信这种病的存在，当然也就不存在歧视。在艾滋病感染者的门上贴上“模范病人”的牌牌，在利姆的村落寻常可见，家人当然也不排斥和他们共同展开家庭生活。
但是，当一个旨在帮助中国控制艾滋病的扩散，并提升中国传染病防治的应对能力的“中英项目”落户利姆后，却彻底改变了艾滋病在传统诺苏社会中的认知，用大量标语和反复宣传教育使“艾滋病患”成为另类“标签”，造成恐惧和歧视。并最终导致了这个计划的失败收场。
中英项目团队漠视地方文化，忽略地方社会组织在疾病防治上可能扮演的重要角色。在诺苏社会中，调节是解决各式冲突的重要社会机制，传统的权威人士包括毕摩、苏尼、德古和头人等肩负了不同的社会调节公用。例如：头人调解家支内的纷争，德古调解不同家支成员之间的纷争，毕摩和苏尼则负责人世与鬼神间的调解。而这一切，在计划执行者的眼中，都充满了落后和迷信的色彩，是与其所倡导的现代文明相悖的。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天然的偏见，在计划的具体执行中，执行人员根本不会考虑将这些传统权威人士纳入他们的计划当中，国家代理人坚持着“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使一个原本对艾滋病并无歧视的社会，开始对艾滋产生不必要的恐惧。
的确，在全球化浪潮下，世界各地的行为模式、社会制度、伦理规范等逐渐由趋向一致的倾向，也就是所谓的“普世价值”。这种“普世价值”对诺苏人来说却是陌生的，甚至有些不可理解，所以这种以“普世价值”为参照的操作手段并不可行。比如说由国际组织在当地推动的艾滋防治计划，其中包含反污名的标准作业，但这看似善意的前置作业，不仅对利姆乡民毫无帮助，反而影响了当地的乡干部、卫生人员和小学老师，首先造成他们对艾滋感染者的道德责难。进而，由于对艾滋病了解不够，感染者和亲属很难在这个问题上达到国际组织所期待的效果。
刘绍华在中文版后记里有一句话：“在历史的洪流中，边缘的独特性从不讨好，这是世上众多弱势族群逐步被卷入现代性旋涡中的殊途同归。”凉山诺苏人一直处于现代性和传统的撕扯状态中，贫困、毒品、艾滋，这些都是现代性强制介入的副产品，如果简单地把诺苏人的生活现状归因为所谓“与生俱来的民族性”，既没有道理也不负责任。
最后只有一句话，现代化对那些被外面的世界视为偏僻落后的地方带来的冲击，就好像艾略特的那句诗一样：“这世界倒塌了，不是轰然一响 而是唏嘘一声”。
1.遗留一个对人类学提出的古老问题：作者用感染艾滋病人数3%的利姆乡作为田野，进行20个月的田野研究，指出全球化浪潮下，现代化转型的诸多弊病，用单一样本进行研究，是不是有所局限，有失全面。
2.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作者只解决了前两个疑问，关于大凉山的现状，也绝不是多投点钱，多建几所学校，强制戒毒就能解决的，毕竟大凉山目前遭遇的是吸毒，艾滋的问题没解决，“越扶越贫”，空巢老人等问题又全面爆发。
3.这本书已经找不到印刷版了，它可能还是被禁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