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读「论语」5.12-13：己所不欲勿施人，性与天道难得闻

「公治长篇第五」12-13 

【原文】

12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

13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译文】

12子贡说：“我不要别人对我作的事，我也不要对别人作。”孔子说：“赐呀，这不是你所能做到的啊。” 

13子贡说：“夫子讲诗书礼乐，是可以听到的；夫子讲性与天道，是难得听到的。”

【注释】 

“加”，施加、强加。

“诸”，“之于”的合音。

“赐”，即端木赐，姓端木，名赐，字子贡，孔门十哲之一。

“文章”，这里指孔子传授的诗、书、礼、乐等。

“性”，应指人性。后面的《阳货篇》中谈到“性”。

“天道”，应指天理、自然法则。《论语》中孔子多处讲到“天”和“命”，但不见有孔子关于“天道”的言论。

【评析】 

子贡向孔子汇报自己的心得说：我不要别人对我作的事，我也不要对别人作。别人骂我，我会不高兴，因此我也不要骂别人；别人令我痛苦、烦恼，我不喜欢，因此我也不要让别人痛苦、烦恼。

事实上，人生在世，几乎都是把自己的痛苦加诸众生身上，然后才能得到一点所谓的“享受”和“幸福”。人们享受美食，可那是以其他生命被刀砍斧斫、油煎火烤的牺牲换来的；人们与所爱结为伴侣、尽享天伦之乐，却不免令其他爱慕者痛失所爱、咀嚼痛苦；即便像孔孟这样教人仁道、使人向善，也还是有人会对他们起烦恼，忍不住要诋毁、批判他们。可见一个人要做到不恼害别人，该有多么地困难。因此，孔子直言道：“赐也，非尔所及也。”

子贡曾问孔子：“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回答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里孔子所谓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子贡所言的“不欲人之加诸我，吾亦欲无加诸人”实际是一个意思。可是上面孔子刚说过“赐也，非尔所及也”，这里又要子贡这样做，孔子岂非自相矛盾？

当然不是。正因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很难做到，所以才需要我们“终身行之”。如果像食过即饱那样容易办到，那自然不值得终生追求。

不过，今天确实有很多人以“吃”作为终生追求，这是人的精神追求之路不畅所导致的一种“症状”。《舌尖上的中国》大热，便是这种症状的反应。可见，时代发展，文明未必进步。文明进步与否，取决于文化是将人引领到“舌尖”上还是回归“正气”。

华夏文明是一种精神。孔子谓之“仁义”，孟子谓之“浩然之气”。华夏之强盛，在于精神，而不在物质；在于心灵，而不在味蕾。这就涉及到了孔子所谓的“性与天道”。

孔子之学有本性、有天道、有人道。诗、书、礼、乐、易、春秋之文与修、齐、治、平之学，此属人道，因系诸弟子日常修习之内容，故可得而闻。至于“性与天道”，则精奥深微，能知者寥寥。且孔子教育注重人道，故罕言之，是以不可得而闻也。

《论语》中孔子多处讲到“天”和“命”，但不见有孔子关于“天道”的言论。孔子虽屡言知天知命，却不深言天与命之关系。子贡因此而叹其精义“不可得闻也”。

明代著名儒家学者焦竑（音“宏”）在其《笔乘》中有云：“性命之理，孔子罕言之，老子累言之，释氏则极言之。孔子罕言，待其人也。……故释氏之典一通，孔子之言立悟，无二理也。张商英曰：吾学佛，然后知儒。诚为笃论。”“孔孟之学，尽性至命之学也。顾其言简指微，未尽阐晰，释氏诸经所发明，皆其理也。苟能发明此理，为吾性命之指南，则释氏诸经即孔孟之义疏也，又何病焉。夫释氏之所疏，孔孟之精也。汉、宋诸儒之所疏，其糟粕也”。

焦氏此言堪称是对“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的一个极佳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