妖言三国：挟天子之相爱相杀
文 | 乄妖乀
《三国演义》中因作者极力将曹操刻画为反面角色，故而刻意将其优点渺小化，缺点无限化。其中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更是被作者极端阴暗化……
然所谓‘挟天子以令诸侯’并非始于曹操，最早行此事者却是李傕、郭汜。《三国志·贾诩传》中有云，“董卓兵败后，校尉李傕、郭汜、张济等欲解散，间行归乡里。贾诩劝其率众而西，以攻长安，幸而事济，奉国家以征天下……”这里的‘国家’指的自是天子刘协了。
而自献帝向洛阳而来，当时河北第一谋士沮授首次提出‘西迎大驾，即宫邺都，挟天子以令诸侯，谁能御之！’然而袁绍并未采纳……
毕竟前文亦有提及，袁氏门阀的威望遍及宇内，完全没有必要依靠汉室余存的光辉提升自我。到时一统天下，代刘而立亦不过水到渠成之事，没有必要多此一举，请个皇帝供着。其弟袁术更是直言不讳道，“今海内鼎沸，刘氏微弱。吾家四世公辅，百姓所归，欲应天顺民，于诸君何如？”
然袁绍未曾想到，即使献帝无用，亦可用来防止对手‘挟天子以令诸侯’。故《三国志·袁绍传》中载，“会太祖迎天子都许，收河南地,关中皆附。绍悔，欲令太祖徙天子都鄄城以自密近，太祖拒之……”
且曹操迎请献帝亦并非一帆风顺，此前河内张杨就有意护送献帝回返洛阳，却被护驾诸将拦了回去，据《资治通鉴》中载，“操乃遣扬武中郎将曹洪将兵西迎天子，董承等据险拒，洪不得进。”
董承、杨奉、李乐、韩暹等人费尽心力方才将献帝护送至洛阳，自是不希望其他诸侯前来摘取胜利果实，其未尝没有控制献帝之意。然其不过是这些人相互之间争权夺利、鹬蚌相争，而曹操渔翁得利而已。其间张杨帐下董昭，不断在背后穿针引线、推波助澜，并非太尉杨彪奏请献帝宣召曹操入洛阳。
曹操奉迎天子，自是有其政治目的，荀彧曾言，“昔晋文公纳周襄王而诸侯景从，汉高祖为义帝缟素而天下归心。自天子蒙尘，将军首唱义兵……义士有存本之思，兆民怀感旧之哀。诚因此时，奉主上以从人望，大顺也；乘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
曹操虽是占据兖州。然其出身并不光彩，声望比之袁氏更是荧光比之皓月，欲继续对外扩张，急需师出有名，否则以其现有之声望，却是让其力不从心。尊奉献帝恰好能够弥补曹操道义上，政治上的不足。
然‘挟天子以令诸侯’之举，并非仅曹操一家受益……
自兴平二年(195)秋七月，献帝脱离凉州军阀的控制，一路向洛阳奔逃，李傕等人亦是紧随其后，夜焚学舍，斩杀近臣、抢夺宫人……致使献帝风餐露宿，担惊受怕，狼狈不堪……《资治通鉴》中曾描写道，“乘舆居棘篱中，门户无关闭，天子与群臣会，兵士伏篱上观，互相镇压以为笑。”
此时的各大诸侯正忙于相互攻伐，哪有时间理会这位逃难天子。甚至是如刘备、刘表、刘璋这些纵使豪强亦是对天子未加理会。经历一年的逃亡、流浪生涯，直至建安元年(196)秋七月，献帝终至洛陽。
然此时的洛阳已是宫室烧尽，百官唯有亲自动手斩除荆棘，靠墙壁间生活，皆是食不果腹、朝不保夕。州郡各拥有强兵，粮物没有运送供给，众多官员饥乏，尚书郎以下，只得亲自外出采取自生的禾类充饥，有的饿死在墙壁间，有的则被兵士所杀。
而曹操的到来，保证了献帝之安全，亦维护了汉室之尊严。
至于《三国演义》中曹操欲‘以土代火’执意迁都之由，仅是小说之言。实则洛阳已是一片废墟，若修复耗费之巨，非是目前的曹操一州之力所能承担；且就地理位置而言，洛阳北临袁绍势力，西面凉州军阀混战不断……皆需曹操派兵驻防，而曹操的兵力却是相形见绌。
而许昌西北嵩山山脉，西面石人山、白云山、伏牛山等山脉阻隔，南面大别山、博山等山脉横亘，仅东面属平原地貌，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且就献帝而言，迁都亦是暂时性质，远离洛阳其操作难度必然加剧。故而就相对位置而言，许昌亦是最佳选择。
且迁都许昌并非没有花费，大兴土木，营造宫室亦是必不可少。且据《曹操集·上杂物疏》中载，曹操向献帝进献过大量的御物，包括各种食器、文房四宝、香炉家具，以及一些日常用品、甚至是自己的珍藏品。
然曹操本人却是十分节俭。《曹操集·内戒令》中有云，曹操的衣服、被褥皆能使用十年，每年亦仅是拆洗缝补即可；严具亦是简单的皮箱，乱世后，更是改用方形竹箱；
曹操患有逆气病，即头风。需常备铜器，发病时以冷水浸头。然而铜器久置会有铜臭，于是改用银制小方器，又恐世人误会自己喜银器而竞相效仿，而改用木器盛水。
《三国志·卫觊传》中，魏明帝曹睿即位后，尚书卫觊曾上表中亦云‘武皇帝之时，后宫食不过一肉，衣不用锦绣，茵蓐不缘饰，器物无丹漆……’与《三国志·后妃传》裴松之引注《魏书》“后性约简，不尚华丽，无文绣珠玉，器皆黑漆”之言相符。
换言之，曹操给予了献帝应有的尊重，极力维护着汉室最后的尊严……非是孙策、亦非刘备。不可否认曹操向往权势，因为曹操需要权势去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需要权势去完成东汉的政治改革，需要权势去消灭身边所有的掣肘。
譬如《曹操集·陈损益表》中提出的十四项改革意见，以期富国强兵，重兴汉室。 然而改革必然会产生利益冲突，曹操的飞扬跋扈只是表象，实则是献帝及其身边的利益团体，抑或曹操改革的反对者在步步紧逼，逼迫曹操不得不反抗而已……
建安四年（199）三月，曹操击败吕布收复徐州后，进而北上攻取河内，因为官渡之战即将来临。然而献帝集团亦是看准了此次千载难逢之机，以曹操讨吕之大功，加封其三千户，同时免去曹操“行车骑将军”之职，转而拜董承为车骑将军。董承继而得以开府，置府吏、幕僚，培植势力，拉党结派。即小说中的衣带诏事件。
官渡之战绝对是曹操的生死之战，选择此时发难，完全是恩将仇报欲将曹操置于死地。曹操自是不会客气，建安五年（200）春正月，曹操大军突然返回许都，逮捕董承、种辑、吴硕三人，连同王服，全部诛杀，并夷其三族，包括怀有龙种的董贵人。
然退一步而言，以袁绍之态度，如果献帝成功了，其结局怕是更为凄惨。
至建安八年（203）冬，汉献帝刘协宣布以汉武旧制，重置“司直”官，位司隶校尉之上，以亲信韦晃任之，负责督察许都百官。
曹操此时正忙于平定袁氏兄弟，并未驳回献帝的任命。毕竟此时袁绍已死，天下已无人能够让曹操感到威胁。任凭献帝机关算尽，在绝对实力面前亦不过跳梁小丑尔。
至建安十三年（208）北方既定，曹操将目光转向了南方荆州，准备一战而定天下……
因‘衣带诏’之教训，曹操为防止献帝在关键时刻扯自己的后腿，于六月罢三公之制，复置丞相、御史大夫。而自任丞相，开设丞相府，下设十三曹，编制官员三百八十二人，于邺城另立小朝廷，将原三府台、尚书台的权力归于己手。并非小说所言，于建安元年（196）自任丞相。
遣亲曹之臣，光禄勋郗虑为御史大夫，作为许都代言人；另任长史王必负责许都宫城守卫，严密监管献帝。献帝未有伸展之机，所幸曹操未能实现一统，献帝尚可蛰伏待机。
至建安二十三（218）正月……少府耿纪、丞相司直韦晃、太医令吉本、本子邈、穆以金祎与王必善，因以间之，趁曹军主力集结于汉中与刘备对峙，纠集党羽，夜烧王必军营，欲控制许都，南联荆州关羽，挟天子而反攻曹魏。
然事已至此，成功了又能如何，刘备会奉迎献帝吗？！亦不过是汉室最后的反扑……
万事万物皆随时而转，随势而变。曹操最初选择拯救这个乱世，并没有任何过错。曹操能够称魏王，其根基是大批的拥护者希望曹操能够称王，这是民心所向，是大势所趋。曹操身在风口浪尖，唯有一路前行，否则鸟尽弓藏，等待自己的唯有万劫不复。
而献帝生于帝王之家，自是希望能够延续汉室江山，不愿放弃皇帝的尊荣，不甘作为一个傀儡，又错在哪里？从奉迎天子自始，曹操与献帝亦不是在相互利用对方而已，我们只看到了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却没想到献帝亦是挟曹操以护汉室。
毕竟政治没有对错，有的只是你死我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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