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不该告诉得癌症的亲人病情真相
在省城的医院做了第二次气管镜,父亲的肺癌确诊了,庆幸的是,还在中期,没有扩散。医生已经开始制定化疗方案,有AB两种可选。妹妹一连几个电话打过来,跟我商量该用哪一个。我是老大,我一下子感觉责任重大。我不敢擅做决定,又找老公商量,我们三个最后商量定了A方案。
挂上了化疗袋,父亲还以为自己只是得了肺炎。我和妹妹都不忍心也不敢告诉他。看着打着化疗的父亲,跟病房的其他病友谈笑风生,高兴自己只是得了一场小病。我心里说不上什么滋味。一直瞒下去,还是如实告知?
拿不定主意的我和妹妹就去问医生,问了两个医生,得到两种答案。A医生说:“可以告诉病人。”B医生说:“告诉病人恐怕会影响病人心情,对治疗不宜。”还是选择题。
父亲住的是个六人的大病房,公开表示得了肺癌的只有父亲左边床位的12号。是个老头,八十二岁了,当时在做化疗。四个女儿两个一拨,轮流照顾。他一个女儿说:“原本在我们县医院做化疗的,他知道了病情后,坚决要来省城,说省城治的更好。反正我爸有退休金,报销比例也很高,就依着他了。到现在看病没花过我们一分钱。”老人躺在病床上,神态安详,气色也算红润,白发虽然稀疏,却没有掉光。一点不像传说中的癌症病人。
父亲斜对面的床位9号是个五十岁的国家干部,单位体检时查出肺部有阴影,当地医院做气管镜两次也没能确诊病情,就来到省城医院,跟父亲一前一后又做的气管镜,父亲很快确诊,他却需要做第四次。气管镜是一种很遭罪的检查,要把一根管子从鼻孔插入肺部,提取里面的病灶,来确认是不是有癌细胞。9号的妻子在医院陪着他,我不知道他对病情知道多少,他少言寡语,但总是神情自若,好像在等待着是无罪释放还是判了死缓。
父亲右边床位14号是个乍一看像五六十岁,其实只有四十五岁的女人,气色暗黑,一脸浮肿,不带氧气管就呼吸困难,总让人担心有了上气,就没了下气。一直在医院照顾她的丈夫在她面前跟大家说,是得了严重的肺气肿。他们来自农村,我在走廊,看到那个丈夫一脸愁容的打电话:“医院又让交钱,这几天已经花七万多了……”
医生们每天上午来查房,我注意到,到了父亲这儿,他们说到敏感字眼,就用英语或术语,让病人听不懂。我因为到互联网上临阵磨了几次枪,偶尔能听懂几个词。确诊肺癌后,有个大夫还好心的对我父亲说:“你这病好治,挂几次水就好了。”跟我们家属谈论病情更是背着病人,不是在走廊就是医生的办公室。
以前看电视剧常会出现的场景,就这样真实的发生在了我的生活中。医生支开病人,留下家属,一脸严肃的说:“是癌症,你们做好心理准备。”
妹妹开始坚决反对告诉父亲病情真相,她怕他接受不了,都说癌症病人一多半不是病死的,是吓死的。可我觉的父亲没这么胆小,他一直是我们家的顶梁柱,而且很独裁,大事小事都得他说了算,母亲因为一直听他的,到现在变得没有一点主见。
一个做主一辈子的人,如今大病临头,为什么要剥夺他为自己做主的权力?我主张告诉父亲病情真相,其实父亲对我和妹妹的鬼鬼祟祟早有察觉,疑虑心加重。但我一直开不了口。
直到有一天早上我赶到医院时,看到14号病床前站了一圈人,是病人的姐姐妹妹还有十几岁的小女儿,她们连夜赶来,都在抹着眼泪抽泣。14号还在高一声低一声的呻吟,听病房的人说,已经叫唤一夜了,这会估计是没有力气了,声音小多了。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病危的病人,她严重的肾衰竭,几次挣扎着说要小便,却尿不出一滴。她的声音变得怪异,含糊不清,她丈夫都要辨认几次,才能听懂。
她痛苦的断断续续的不死心的说着:“也没查出来得了什么病,怎么就是查不出来得了什么病?”
下午14号坐救护车转去了她家当地的县医院,人快不行了,家里人也实在支付不起省城医院的高昂医疗费了。同病房有家属帮着他们拿行李,回来后说:“她家人说,她是得的肺癌。”
我不知道那天是怎么走回住处的,只有二十分钟不到的路,我走了一个小时。让我心乱如麻的除了我亲眼见到了疾病的可怕,还有那个可怜的女人,临死前竟然还不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
我决定告诉父亲了,对自己身体最负责的人还是本人,人都怕死,但人也都惜命,我相信父亲能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对抗病魔。
我尽量轻描淡写,把病情说的不那么严重。父亲听完很平静,沉默半天不语。妹妹当时坐在他的床头,她忽然站起来,拉我去走廊,“姐,我感觉床在颤动。”
化疗结束,出院回家后,父亲对我们母女三人大发了一顿脾气,埋怨我们为什么不在一开始就告诉他实情。然后他坚决不住原来的医院,自己跑到省肿瘤医院复诊。父亲的理由很充分,之前那家是综合医院,治肿瘤还要去肿瘤医院。
住进省肿瘤医院第一天,医生就重新给父亲调整了化疗方案,说之前的A方案不是效果最好的,价格却还要贵一些。妹妹恍然大悟说:“怪不得当时医生使劲给我推荐这个方案。”
现在遇到关键的检查和治疗,需要做决策时,已经用不到我这个老大了,父亲自己就能做决定。父亲知晓了病情,没有被吓倒,心理状态反而越来越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