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氏家庙碑》局部

西安碑林游记（5）

图/文  许健

      初习书法者，自颜体从规入矩，已成为普遍遵循的规则。多次参观西安碑林中颜真卿所书《多宝塔感应碑》和《颜氏家庙碑》，为其壮美所感动。

      中国文字文字本身的发展是一个不断适用于实用的过程，又是由工具发展为艺术的过程，也就是书法艺术不断演进的过程。从艺术的层面看，文字的书写也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进化，先民创造文字时，据说源于象形，“画成其物，随体诘屈”，但可以想见，这个象形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加入了书写者的精神特性，故而同一个字有着数种不同的写法，即便是同一个书者写同一个字也是不尽相同的。书写不同于绘画的写实趋向，但书画同源，绘画中也不乏强烈地宣泄情感为主的抽象流派等等，人的情感是何等的丰富和具有感染力，所谓心生而言立、心生而字出、心生而文化成。汉文字的书写已不单纯是记录语言的工具，而是在文字的载体中彰显了书者的情绪和志向，是人的内在世界的映射，所谓“莫不随其性欲，便以为姿。”

      颜真卿出身书香门第，其祖颜腾之，善草隶书；五世祖颜之推也是北齐著名书法家；外祖父殷会名“书法不减欧虞，亦工画”。生于这样的书香名门中，颜真卿自幼受到严格的书学教育，观他44岁所书《多宝塔感应碑》，继承了多家的风采，中规中矩，成为初学楷书者必临的经典教材，然而在创新上则少有突破。

      篆字笔画较细，想是便于先民刀刻笔画，或是源于此；汉隶亦较娟秀，观赏同在西安碑林陈列的汉碑《曹全碑》便可知，而楷书又孕育于隶书，唐初的楷书有着灵秀潇洒的秀美风格。唐朝作为中国社会的鼎盛时期，奢华丰腴成为风尚，观颜真卿72岁所书《颜氏家庙碑》，则与前大不相同，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楷书风格，明显变的雍容华贵，饱满而有气势，把那种盛世雄浑博大的庙堂气象、家学渊博之大家的显耀、个体的宽厚刚直以及人生的历练全部注入笔端，有种脱开字形而成大美之意向，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无法胜有法的境界。宋代欧阳修《集古录》评价说：“斯人忠义出于天性，故其字画刚劲，独立不袭前迹，挺然奇伟，有似其为人。” 欣赏《颜氏家庙碑》时有一个秘密，是不到碑林的人无法体验的，从45度角去观看碑上的字，立刻感到其跃动之势凸显，筋络分明，仿佛真得看到颜鲁公运笔的过程，宽舒圆满，雄厚刚健，雍容大度之气势，令观者文化学养经历一次真善美的洗礼。

      颜真卿三十多岁时，曾两次专程前往洛阳拜谒张长史，这两次拜访是他主动拓宽书法艺术的学养，追求更高境界突破的重要契机。颜真卿以他和张旭关于书法的对话编成《张长史十二意笔法记》，这表明他已经开始思而创之。有关草圣的传说不胜枚举，站在他的《断千字文》碑前，被其草书飘逸狂放而震撼，我想，张旭的狂草，根源于其内心的无羁，内心的真正自由，将心之所悟的情感与灵性毫无限制地挥洒。张旭好酒，或许恰是源于此，抑制了潜意识中固有的条框限制，完全脱开字形的桎梏，甚至情绪达到极致时解开自己的头发醮墨代笔，抛却了工具的制约。这才是所有艺术共有的真正生命力所在，真得也需要我们以十分开阔的胸襟去理解。有理由相信，突破思想固有模式的顿悟，对颜体的最终产生有着重要的意义，经历了种种荣耀与磨砺，他的人品和思想开始成熟，以《颜氏家庙碑》等作品为标志的书法艺术的成熟期也终于到来。狂草与颜体，优美与壮美，异曲同工。同时从另一方面看，颜体的产生也顺应了文字实用性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因而奠定了其不可动摇的地位。

      总之，中国文字既是一种记录语言的文字，又是情感映射的一种意向，它产生于思想，又突破思想的局限。中国书法在世界各种文字中，得以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而存在，其生命力正在于它人文精神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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