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薄情的世界里深情地活着
《皮囊》
如果你要问什么地方是这个世界上最薄情的地方，我的回答是医院，是医院的重症病房。因为，这里不相信眼泪，这里拒绝同情，这里有的只是廉价的悲伤。
这里是这个世界上最需要温情的地方，这里是这个世界上最容易被无视的地方。无论是作为病人还是作为陪护的亲属，他们是最不希望被漠视的一个部分，却因为承载了太多的悲伤，走不进其他任何一个需要这样温暖的人的心里。同样，他们漠然的目光也筑成一道高高的围墙，阻隔了所有试图侵入的同情和关怀，每个人只能攥着手里那叠薄薄的希望，战战兢兢地走向未知的日子或者死亡。
看完蔡崇达《皮囊》里的这篇短文《重症病房里的圣诞节》，我写下了上面的这段话。
《重症病房里的圣诞节》写的是父亲重病的那段日子，“我”在病房里陪护遇到的人和事。
故事从一个长长的走廊开始写起，写因为相同疾病走到一起的人们，写他们之间相互的比对，写对生命的敬畏，对肉体的重视，这个时候，灵魂变得轻飘飘的，只有这个被疾病拖住的肉体这么沉重，这么清晰可辨。
故事写了这个叫做重症病房的地方的残忍和血腥。
它占据了医院的最顶层，统治着医院里所有最脆弱的躯体。这个长长的走廊，从这一头到另一头，一路经过的一个个病房，每一次经过的时候都有可能会突然发现空了一个熟悉的病床，而那种感觉，就像按照自己的记忆走一条印象中很平坦的路，然后突然哪里凹陷了，一脚踩空，心会直直地往下坠。
通往医院的顶层有两部不同的电梯，“我”不会选择直达的那一部，因为“我”不愿意走过长长的走廊，“我”害怕踩空的下坠感，宁愿选择拥挤的充满汗味的那一部电梯，因为那一部电梯每一次打开都有人间的味道。
每一个住在重症病房的陪人都一样怀着深深的伤痛，他们懂得别人沉默之后的悲伤，他们逃避着他人灼人的目光，他们想要片刻的遗忘，却承受不了遗忘带来的负罪感，他们只有把自己隔离起来，才能够安全的蜷缩在无人的角落，一个人舔舐自己的伤口。
住在这样的病房里，不适合有太过深刻的友情。病房里有个漳州的阿伯，他风趣、乐观、幽默、豁达。可是没有人知道他给予身边的人的每一份温暖都是他燃烧自己不多的生命换来的，直到有一天，漳州阿伯不辞而别，去了另一个世界。
我一声不吭地吃完饭，一个人爬到医院的楼顶去看落日。在上面，我发誓，不和这重症病房里的任何病人交朋友了。
重症病房里有一个打扫卫生的王阿姨，她贪小便宜，说话非常刻薄，市侩，不近人情，可是这样一个人却成了这个病房里最受欢迎的人。
其实她好人缘的根本原因来自，重症病房里太少可以交往的对象。只有她，似乎是和疾病最不相干的人，不用担心，要在她面前掩饰悲伤或者承受她的突然消失。而且她的坏脾气恰好是个优点：确保你不会很深地和她发生情感。
王阿姨之所以受欢迎，还有她可以提供这栋楼上其他楼层的八卦：骨科病房在再次摔骨折的老王，产科分娩了一对连体婴儿，还是一对男婴。这给生活在这层楼苦难的人们一个无限跌宕的猜想，让他们暂时忘却了自己所处的悲伤。那对连体婴儿一度成了病房里大家讨论和追问的话题，直到有一天，大家共同熟悉而亲近的朋友带走了他们。
疾病中的人们更加敏感和脆弱，他们可以通过别人的眼神感知最细微的变化，比如从眼神里感觉到，年轻的护士长和新来的医生正在谈恋爱。他们害怕恋爱中的护士和医生因为恋爱中极端的情绪变化，对正在进行的治疗带来不利的影响，因为他们脆弱的神经实在经不起任何的风吹草动。
从局外人的角度来看，重症病房的陪护们的想法和做法多么可笑，他们居然异想天开地想要撮合护士长和主刀医生的恋情。可是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多么无聊，相反，他们觉得自己在做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在促使医生和护士长的感情往稳定的方向发展。
比如，甲负责打探护士长需要什么，乙建议医生怎么买，谁听到护士长如何地不开心，都要负责让她开口，然后集体研究解决办法。
这样的日子在热热闹闹和战战兢兢中度过，很快“我”的父亲身体条件已经到了可以接受手术治疗的阶段。
“我”被请进病房的贵宾室：手术前病人家属需要签署手术知情同意书。这是一场生死攸关的谈话，虽然知道每一个家属不可能了解这么多的医学术语，不可能接受任何一点意外导致的手术的失败，也不明白这些意外一旦发生根本不是手术成败的几率根本不是60％，而是一万个人不出现也不代表万无一失，而是，万一出现则是100％的失败和死亡。面对着几乎崩溃的家属，医生只有坚持一句话、一句话说下去。
“抱歉，这是职责。”
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考虑，也不允许逃避这个话题。
和“我”一同被请进贵宾室的还有另外一个男孩。
“一个人求生的欲望越强，活下来的机会就越大。”这是主刀医生给病人术前的嘱咐。
手术开始前，父亲罗列了许多愿望，但是这些愿望都被“我”搁置起来，“我”坚持把这些简单的愿望留在手术以后，留在他成功渡过手术以后，比如吃卤鸭，比如见一见二伯。
另外一个孩子的父亲有一个愿望，是春节可以回家，还有想看到家乡燃放的烟花。手术前的那个晚上，另外一个孩子则完成父亲最后的愿望，为他燃放了绚烂的烟花。
“我”的父亲顺利进入了监护病房，而那个男孩的父亲没能从手术室里出来。
“今天没有其他做完手术的病人送这来了吗？”
“没有，只你父亲一个。”看护的医生说。
没有人能够说的清楚，究竟怎样做才是正确的，是用最多的愿望激发病人生存下去的意志，还是满足病人手术前最后的愿望，避免让他们抱憾终生。
如果说重症病房是这个世界上最薄情的地方，因为这里每天都在上演着司空见惯的生死离别，可是这又是一个最深情的地方，因为在这里无时无刻不在见证着父子之情，夫妻之情，兄弟之情，还有萍水相逢的陌生人之间一份理解和懂得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