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为什么能原谅恶？
苏轼的学术以人情为出发点，所以我们不难想见，像贪婪、好色、易怒这些通常被当作“恶”的人类特质，在苏轼那里通通情有可原。
那么问题来了：我们知道性善论是儒家的一块理论基石，“人之初，性本善”。恶从何来呢？来自“性相近，习相远”。
所以必须通过教育，人才能回归善的本性，这就是“苟不教，性乃迁”。教育和自我教育都必须持之以恒，对心里边一切恶的苗头严防死守，这就是“教之道，贵以专”。
书亦泽
在《三字经》开篇这几句话里，程颐的形象已经呼之欲出了。
问题是，像贪婪、好色、易怒这些特质，怎么看都不像是后天养成的。既然它们都是与生俱来的，凭什么说人性本善呢？
这一讲，我们就通过苏轼的《中庸论》，来了解苏轼的善恶观。他的观点相当特立独行。
对于人性的善恶，最常见的解决方案就是采取二分法，比如程朱理学把性理一分为二：天命之性来自天理，一切都好；气质之性来自肉身，有各种不好。
而在此之前，学者们通常会把性和情分别对待，属于性的部分都是善的，一切的恶都属于情。
书亦泽
苏轼不做这种二分法。在他看来，性和情是一回事。所以他必须直面一部经典，那就是《礼记》当中的《中庸》篇。
儒家探讨所谓性命之学，依据的原典当中，最核心的就是《中庸》，所以后来《中庸》才从《礼记》当中被拆分出来，成为“四书”之一。
苏轼写过三篇《中庸论》，他说圣人之道如果追溯本源的话，莫不出于人情，如果学者不从本源着眼，而在枝节上下功夫的话，就会认为圣人也有勉为其难的努力，是刻苦修炼出来的。
书亦泽
苏轼所谓枝节，最典型的就是各种繁文缛节的礼仪规范。人的天性都是好逸恶劳的，不喜欢被约束，但礼仪偏偏给人无穷的束缚。
为什么非要这样强人所难呢？只从礼仪本身出发是无法理解的，但只要推本溯源，从人情的角度考虑，就豁然开朗了：
人最舒服的状态就是赤身裸体地躺着，不介意别人的观感，但不要说知识分子了，就算是普通百姓，谁也不愿意天天这么过日子，所以都觉得有必要穿点什么，也有必要注意一下言谈举止。
礼仪的出现恰好顺应了这样的人之常情，而礼仪发展到极致的时候，就自然有了那些繁文缛节。
书亦泽
苏轼这样的见解，不但特立独行，甚至是有点离经叛道的。因为就在《礼记》的《礼器》篇里分明写着：“礼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也就是说，高标准的礼就是不近人情的。为什么这样讲呢？
东汉大学者郑玄做出过经典注释，说“近人情者亵，而远之者敬”，也就是说，近人情就缺乏庄重，不近人情才有庄重感。
从郑玄的原话里，我们同样能够清楚看到程颐的模样。郑玄所谓的“远之者敬”，正是程颐高度推崇的那个“敬”，同时也正是苏轼奚落挖苦的那个“敬”。
书亦泽
如果要问谁的解释更加贴近经典文本，那么苏轼并没有多少胜算。而且，我们以今天的知识来看，苏轼的上述分析推理并不成立，但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样的见解成就了苏轼的哲学高度。一个人的哲学高度会天然形成一套方法论，用以应对各种实际事务。
如果苏轼和程颐同样去做地方官的话，我们就有充足的理由推测：苏轼的实干能力一定强过程颐。
书亦泽
苏轼的《中庸论》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内容，能让我们看到蜀学在被程朱理学逐出历史舞台之后，人们错过了什么。
举一个很典型的例子：王阳明的经典命题“知行合一”特别违背常理，“知”和“行”怎么能是同一回事呢？
不断有人请教王阳明，王阳明也会不断变换角度做出解释，这在《传习录》里有过很多处记载。
但无论王阳明怎么解释，总是很难自圆其说。普通人以为的知而不行，在他看来纯属“不知”。
书亦泽
比如今天人人都知道吸烟有害健康，但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烟民不肯戒烟呢，是他们缺乏毅力所以才知而不行吗？
王阳明会说：这是因为他们并不真的知道吸烟有害健康。
假如王阳明和他的门人弟子读过苏轼的《中庸论》，知行关系的问题其实可以轻松化解。
苏轼抛出了《中庸》的一段名言：“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
这段话如果你听不懂，完全正常，因为古人也搞不太清，这才搞出了很多版本的解释。大体来说，这段话是在阐述“诚”和“明”的关系，先天禀赋和后天教养的关系。
书亦泽
但到底什么是“诚”，什么又是“明”呢？苏轼援引孔子的一句名言：“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然后解释说：“诚”就是“乐之”，“明”就是“知之”。
简单讲，如果你对某事某物天生就有浓厚的兴趣，乐之不疲，这就是“诚”。
举例来说，我们对美食的喜爱就属于“诚”。“诚”会带来自信：当你说自己喜爱美食的时候，一点都不会亏心。
相反，当你在老板面前说自己热爱工作，巴不得每天都能无偿加班的时候，大概率上你没说实话，站在了“诚”的反面。
书亦泽
但是，在理性上，你很明白在老板面前应该表现出足够的工作积极性，并且，加班虽然既没有加班费，又很辛苦，但你找到这份工作很不容易，理应为它付出超常的努力，为的是熬到翻身做主人的那一天。这样的觉悟，就属于“明”。
如果你对圣人之道有一份发自内心的热爱，那么很自然地，你会出于这份热爱，去认真学习和它相关的方方面面的知识，只要学懂了，就一定会应用，绝不会知而不行。
从热爱到求知的这个过程，就是从“诚”到“明”的过程，也就是《中庸》所谓“自诚明”。这个过程是天性使然，所以“自诚明谓之性”。
书亦泽
相反，如果你并没有这份发自内心的热爱，只是在求知的意义上明白了圣人之道是怎么回事，那么就算你是满分高材生，你也一定经常知而不行。
如果你并没有因此放弃，而是不断提升自己的话，那么终有一天你学到的知识会内化成你的一部分，让你产生了发自内心的热爱。
从求知到热爱的这个过程，就是从“明”到“诚”的过程，也就是《中庸》所谓“自明诚”。这个过程是教养使然，所以“自明诚谓之教”。
书亦泽
从这里出发，苏轼引申出来一个重要的学习方法论：首先，“慎乎其始”，不能随随便便就开始学，一定要在开始学习之前先把学习步骤规划清楚。
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先入者为主”。先接受的信息一定比后接受的信息对我们的影响更深，所以，一定要让“乐之”在先，“知之”在后。
用今天的话说，好比家长辅导小孩子学习，与其带他背书、做题，不枋先把课本扔开，在潜移默化当中培养他对学习的兴趣。有了浓厚的兴趣就好比上紧了发条，再也不需要别人督促了。
书亦泽
苏轼拿孔子举例，说孔子就属于先“乐之”，后“知之”的人。说起对儒家知识的掌握，孔子那些高徒都很厉害，未必就赶不上孔子，但是，在遭遇磨难的时候，有的人生气，有的人沮丧，有的人动摇，只有孔子依然故我。
这种差距从何而来呢？只在于这些高徒对儒家知识缺乏像孔子那样的发自内心的热爱。
在太平无事的时候，孔子和高徒们的表现应该差不太多，但是，磨难是一块试金石，让所有人高下立判。
所以，很多人追随孔子，追随了一辈子，难道还有什么知识没从孔子那里学到吗？当然不是，他们追随在孔子身边，只是为了能多受孔子的一点感染，让自己在理性上已经完全掌握的知识内化为自己的一部分，成为自己发自内心去热爱的东西。
苏轼的这些分析，如果翻译成阳明心学的术语，就是所谓“知行合一”、“真知必能行”，但苏轼讲得实在比王阳明清楚明白太多，也合情合理太多。蜀学的湮没无闻，确实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
宋哲宗元祐年间，困扰苏轼的除了洛蜀党争之外，还有其他种种的党争和人事纠葛。这就导致苏轼很难在中央继续立足，只能去做地方官了。苏轼颠沛流离的人生，又一次上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