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廊上的病人
有点不敢相信眼前这个人是我的父亲，一身蓝白条纹的病号装，手里顺着导管提着尿袋，倒是手脚尚觉灵便地穿过人群接踵的大厅与我会面，而这回是迄今为止首次陪他来医院做检测，在遥远的记忆深处我还曾记得跟他一同在医院看病是小学年代，只是那时候是他带着我安抚着我，而我则撕心裂肺泪水横飞地喊着：不要打针不要打针。而今他头发已剃光了，我也人到中年，人生这趟快车不经意间已搭载我们飞驰了几十年… …
坐在走廊外的椅子上发呆，走廊病患一如既往地多，不久推来一个病床，一个骨瘦如柴的老人蜷缩在床上，头发皮肤如树皮一样干枯，全身似被脱水过一样形如枯槁，整个身体缩小到只有7-8岁小孩大小，看得出已时日不多。对面的椅子上一位年轻姑娘颇为不耐地在等候，体格健硕像是北方人，我无聊地观察着这一躺一坐的两位病患，两个女人以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命力在这里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似乎是毫无意义的，然而在这样一种氛围下却是值得让人深思的。人，究竟是意识决定物质还是物质决定意识？只有在面对生死的时候才会认真去思考，这短短十几米的走廊如雕塑一般拥挤着种种不同的人生角色，他们每个人背后都有一段曲折跌宕的人生故事，他们因为生病而在这里汇合。然而，这些景象都是真的吗？是外部对我的感知映射，还是由我个人主观的意识推导？无论此刻心中信仰的是佛也好，是上帝也好，回溯到意识的原点——“我”又从何而来？我的爱从何而来？我的痛从何而来？我的泪又从何而来？我为什么会感觉压抑？为什么会感到无力？我也病了吗？如果是，那我与这走廊上的病人有何不同？如果不是，我的思想与呼吸基于何处？我又甘愿类同于这走廊上的桌椅吗？这种内心的迷乱开始越发纠缠？为了安抚了等候中的焦虑，将思索不由地蔓延深去：生命的意义何在？特里.伊格尔顿说：人生就像一篇华丽的演讲，看上去很有意义，实则了无趣味。人生又像一位演技拙劣的演员，看上去要表达什么，但能力又不够。刚才两位走廊中的女性，一位演讲已谢幕，一位才开始试镜…此刻我的头脑中几乎在同步播放着《探索与发现》：一个女孩如何从蹒跚走路演变到眼前这位呼吸都困难的阿婆。每个人都需要经历这样一个残酷的过程，时间似乎是一只贪婪的貔貅一直在无情地吞噬所有美好的记忆。此刻我突然发觉自己似乎正在编排一个更恐怖的剧情，猛然惊醒过来又在惴惴不安中等待印象中简朴刚直的父亲快些从诊室出来。
门打开了，呼唤家属协助将病床推回病房，床上刚做完检测的父亲似乎为衣冠不整有些手忙脚乱，这个在我面前一直以严肃古板示人从未流露出铁汉柔情的男人，此刻让我感觉出了一点英雄迟暮的味道。曾经一位算命先生看过父亲手相，说他的命格是位将军，就可惜出世未带帅印，父亲深以为然并时常扼腕叹息，感慨命运弄人。眼前这位将军正一边利落地把我手拨开，一边急切地把导管塞回裤筒…我蓦然感觉鼻子有些发酸，抑着情绪回头望了一眼后面，阿婆已经被推进心电图室，北方女孩也不知何时已走开了，人与人许多时候交集就在一瞬。而上一次我推着这种活动病床似乎是在十年前母亲的病榻边上，也是那种内心无力又无助的感觉…舍离一直以来都是我心一道中最难跨越的坎。跟父亲的感情就像一只猫，你可以让它若即若离的存在，却会因为它某一天突然的不见而抓狂。而这一刻它已经开始预示着它的不见，我心底也开始由慢到急地擂起了十面埋伏。
从小的隔阂一直影响到今天，在我的印象里似乎少有与他的温情片断，更多的是严厉的训斥和教导，80年代筒子楼的早出晚归，全副身心都投入到热火朝天的“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建设中去，根本难得让他与我有更多的相处时间，楼下邻里一句玩笑似的“你爸回来了”便将我吓得屁股尿流，赶紧从犄角旮旯里探出身子一抹额头的汗就往家里跑…仅有的欢快时光几乎都是屈指可数的，他的育儿格言简单而朴素甚至还省心省力：“对孩子的爱要藏在心里！” 可是似乎是藏得太深太久了以至于他似乎都忘了要偶尔翻出来晒下霉味了。这些在我心里尚算遗憾的东西在他心底似乎还不及他那奉献一生最终破产倒闭的单位所带来的伤感。而我却在遗憾中迈入他当时的那个年纪，他却还在固执地“把爱藏在心里”不肯流露一点气息。所以,抱歉如今我实在积攒不出十年前的那份沉重。但是可以预见，真要那一天来临，那种心脏上针炙的那种痛还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如休谟所说，所有情感的归结并不是因果的关联为脉络线索的，很多时候事情的缘起缘灭都是无由的甚至是偶然随机的。也正是残缺的童年组成了如今充满矛盾的我，否认了缺失的父爱便否认了已然残缺的自我，这显然是我不愿意去面对的。
叔本华认为：虽然生活包含苦难，却不能通过苦难有任何积极意义来弥补。很多生命事实上能在苦难与满足之间保持平衡，这样才足以使人忍受生命。
尼采问：一旦看清了生存的真实状态，我们该如何使它变得可以忍受？
我的父亲和母亲恰恰就是这样的一类人，他们用最朴素的人生哲学验证了二位哲学大师的提问，当生活的艰难与挫折已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道日常的时候，他们跟多数传统中国人一样只能默默地接受并适应，因为做为一个卑微的个体，他们已习惯在各种困难和挫折中咀嚼出自己的人生哲理并强迫自己认同并接受。这个过程虽艰辛，可是历尽重重磨难之后回首过往却又有一种不舍，因为人生无论美好还是痛苦，一个意识的存在就会如枝蔓一般衍生出各种各样的牵绊与纠缠，不是一句舍弃可解脱的，即便都知道人生的终途无疑都会指向刚才那张病床上的阿婆，但人是贪婪而又会懂得如何麻痹自己的，此刻那位青春朝气的北方女孩有太多需要去经历的人生苦乐了，以至于腾不出过多的心思去为几十年后的人生去劳费心神。纪伯伦在书中借先知口述：你的痛苦乃是你知性的外壳在破裂。正如果核必须破碎，果仁方能见到阳光，你也必须品尝痛苦。
人尝到了苦的滋味才会明白无恙的人生状态是多么珍贵。推着病床再一次穿过人来人往的大厅，等到为卧床病患专门开设的电梯，人相对来说少了很多。带着口罩感觉很憋气，然而透过口罩却又吸不到一丝能让人冷静的空气，我不敢去想那前日检验单上一排排冷峻残酷的文字，又不得不思考接下来的应对，我很想回到一个月前，即便以为那时就是霉运的天花板，谁知更多的崩溃正在接踵而来。电梯里红色的数字在闪烁，几乎每一层都有一个病人或家属进出，而每一层又代表一个科室一类病症一个身体上零部件出现故障，我看了看数字板看是不是正好十八层，这每一层又何尝不是代表一层地狱呢？既然每个人自身都必将经历地狱的试炼，那么又何必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推卸到“他人即地狱”呢？
“我们感官中的某一个感官
感到了痛苦或是快乐，
灵魂就贯注在那个感官上，
似乎把其他的能力一概都忘了；
这和那种认为我们不止有
一颗灵魂发光的错误看法相反。
因此，我们听到或看到什么，
使灵魂全神贯注于上面时，
时间过去了，我们却没察觉到。”
——《神曲》
在海德格尔看来，人在哇哇落地那一刻起便到了可以去死的年龄，话虽雷人实则无非是让人不要去逃避死这个概念和话题，因为只有意识到自身死亡的可能性时，才会在焦虑中淬炼出坦然。在面对死亡时或许会焦虑，但并不会感到害怕——虽然这需要一个艰难的过程。这个意识或许也就在最近这段时间里会让这个一向豁达耿直的老人作为一个亟需面对的问题来思考，从他的举止动作上我能感受到这突如其来的病情给他内心带来的沉重打击。…而我自十年前起这种焦虑就一直在心中萦绕。“…他看着自己所处的境况以及境况所呈现给他的诸种可能性，并借助意识，在中间作出抉择”只是可以让我抉择的选项少得可怜，或者说“接受”更为贴切。
托疫情的福，现在的住院部人少的几乎让人感觉在国外，每个病人只能有一位经过核酸检测的家属陪护，各种探望的送礼的亲朋好友都被拒之在门外。走道很干净冷气也很强劲，与刚才楼下熙熙攘攘的门诊走廊形成强烈反差，清净的反倒感觉有些像是疗养院了。虽然走廊里静下来了，我却没有刚才胡思乱想的沉静来错开焦虑了。病房医生一脸凝重地把我叫入办公室将病情对我详细地说了，并说到父亲原本也一脸轻松地对他说看淡生死，而后又随着话题的深入不自然地揾了二回英雄泪，面对生死谁能淡然？不记得自己是怎么走出医生办公室的，又是如何在走廊故作淡定地将病情委婉又缓和地改编一遍复述给父亲的。这里太安静了，以至于我不知如何掩藏自己的手，这一刻我不知如何安放自己微微颤抖的双手。一位护工从外面进来，同护士说着刚才在楼下的某件趣事，带来一丝轻松的感觉。把病床整理到位，搀扶着他坐下躺好嘱咐好住院的诸般事项，总算捱到离开的时候了，道别之后向电梯走去，一瞥眼看见正在合上的电梯门里有一张病床，还有刚才那头冒出床头的灰白枯萎头发。
诚如爱是一件令人劳累和沮丧的事，充满挣扎和挫折，而不是笑嘻嘻的傻头傻脑的满足感。我深知此点，不敢轻易与人熟稔，故而友人渺渺，而曾经仅有的几个又渐行渐远最终只见到通讯录里那熟悉的名字，甚至连一个文字都不敢去打扰。顾忌太多的人总是活得压抑，只能在偶尔纵情酗酒之后才能真情流露，可惜很多时候当你说假话的时候很容易获得欢声笑语，而当你真正来说真话的时候却发现不是听者寥寥就是一笑而过了。很希望刚才的医生对我说的是假话，却又发现自己没有一笑而过的勇气，如果人生的旅途需要有一种执念以支撑自己能够坚强的活下去的话，那么何不早早地在自己心中竖立起一座灯塔，就像伍尔芙笔下的詹姆斯，从小念叨着要去海峡对岸的灯塔，可上帝开玩笑似的让他耗费多年都未能如愿，直到多年磨砺历经沧桑母亲去世之后才终于达成此行，当小船乘着波浪慢慢靠近灯塔，这才发现母亲的形象逐渐与越来越近的灯塔逐渐重合。这样一种深层的爱以一种执念形式表达出来，润物无声，弱小而温暖的灯光却一直以来都在默默地守护和照耀着自己身边的家人，在最痛苦寒冷的深夜支撑着爱与被爱的人相互依存蹒跚前行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心中的那一点萤火…父亲没读过那本书，但是他的格言却巧合似的说出了同一个主题。
终于走出了医院的那扇玻璃门，外面正午烈阳闪耀地让人睁不开双眼，一层玻璃却隔出了冷暖两个世界，遮阳的手还微微有些颤抖，高温却在一瞬间蒸发了眼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