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而精致的生活者——钱钟书

【齐帆齐微课12】（非主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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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个博古通今的人；他又是一个学贯中西的人。他是一个看透围城的人；他又是一个热爱围城的人。他是一个矜持清高的人；他又是一个低调从容的人。他——就是钱钟书。

博古通今，又学贯中西的钱钟书。

1910年，钱钟书出生于江苏无锡的一个教育世家。自幼好读书，书痴一枚。过目不忘，尤喜文史类读物，对数理类科目没有感觉。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入校不久就名震校园。

1935年，以第一名成绩考取英国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赴英国牛津大学艾克赛特学院英文系留学，与杨绛同船赴英。1937年获牛津大学学士学位。之后随妻子杨绛赴法国巴黎大学从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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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秋，携妻子、女儿回国。先受聘于清华大学（时为西南联大一部），后由于父亲的要求辗转至蓝田师院担任英文系主任。其间开始构思《围城》，并开始写作《谈艺录》。1941年回到上海后，不久“珍珠港事件”爆发，受困于上海。这可是钱钟书生活中最拮据的一段时光。任职于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校。其间仍然嗜书如命，并完成《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著作，长篇小说《围城》也展开写作。

1945年抗战胜利。钱钟书也迎来了他人生的一个辉煌时期。他的文艺评论著作《谈艺录》得以出版。小说《围城》也顺利出版，并引起读者巨大反响。由此，钱钟书学者兼小说家的地位得以完全确立。

1949年，钱钟书回清华任教。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钱钟书被委以重任，调任毛选翻译委员会工作，同时兼带研究生。后因为院系调整，清华文科部分并入北大。钱钟书摆脱教务，专职于文学研究所的工作。其间出版《宋诗选注》。五十年代末，钱钟书又成了《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定稿小组组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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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爆发后，有人写大字报说钱钟书轻蔑领袖著作，钱钟书和同时代许多学者或作家一样，受到不公正批判。他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夫人杨绛也未能幸免，和他戴上了同一类让人心惊胆战的帽子。

1969年11月——1972年三月。钱钟书在“干校”（干部劳动改造的地方，形同犯人劳改）度过了他人生中的黑暗岁月。回京后，《管锥编》开始动笔。这将是钱钟书文艺论著的新的高峰。1976年，《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出版。1979年，文艺巨著《管锥编》（1——4册）得以出版。

钱钟书不愧为二十世纪杰出的学者和小说家。他学识渊博，出口成章。嗜书如命，勤奋写作。贡献最大的当属两部作品：《围城》和《管锥编》。用杨绛一副戏作的对联可以作出评价：“中书君即管城子，大学者兼小说家。”（“管”即《管锥编》，“城”即《围城》）。

看透围城，又热爱围城的钱钟书。

在小说《围城》中，钱钟书有句名言：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就婚姻而言，二十世纪的名人中，有许许多多的人都成了钱钟书笔下的模特儿：郭沫若、徐志摩、郁达夫等，都可算得上在“围城”中进进出出的角色。那个时期，新旧恋爱和婚姻思想激烈交织。自由恋爱结婚渐成主流。家庭的分合渐成常态。钱钟书通过一些列人物的生活描写，准确把握了人们在婚姻生活中的心态。所以，当小说发表后，立即产生了轰动效应。连恩师吴宓都连连称赞。直到今天，这本书的魅力还有增无减。可见作者对人生，对社会，对婚姻的透视力是非同一般的。

那么钱钟书在自己的家庭之“城”中又是如何表现的呢？从1932年，在清华大学古月堂前结识杨绛。到后来结婚，两人一同出国留学。钱钟书都和杨绛几乎是形影不离。除了少部分时间因为上课离开外，钱钟书对杨绛都是钟爱有加的。甚至，从那时起，他一生很长一段时间，钱钟书都会早上先起床给妻子做早餐。要知道，在那个年代，男子“下厨”的事，应该是很少的，人们多认为，下厨煮饭之类的事，应由女人操持。许多男性名人的作品中，似乎也少有提及自己亲自进厨房煮饭之类的事。尽管在钱钟书在作品中借人物口中说出“女人是男人的衣服”，但现实中，他却是非常尊重妻子杨绛的。据杨绛《我们仨》一书中记载，钱钟书和杨绛一生中只吵过一次架。此后两人都是协商解决问题。如有分歧，就“求同存异”。留学回国后，钱钟书因为去外地工作，杨绛留守上海，钱钟书除了给妻子写信以表思念，还专为她写下了厚厚的日记。上海沦陷时期，两人一起努力，度过了一段艰难时光。直到抗战结束，《围城》的发表，生活中拮据的局面才得以改善。

建国初，钱钟书的工作担子很重，但他仍不时关心妻子、女儿。他甚至在自己忙不过来时，提醒自己的女儿钱媛照顾妈妈（其时钱媛才是一名十几岁的初中生）。在家里，因为两人都有自己要看的书或写的东西。钱钟书和杨绛互相尊重，各有天地，互不影响。

1972年从“干校”回京，为了给家人做早餐，钱钟书下了“决心”，终于学会了划火柴并为自己会划火柴感到非常自豪。女儿工作后，有时和他们在一起，更是“三分天下”，各自在自己的世界里遨游。除非遇到必须讨论或商量解决的问题，大家才开口。一家人在一起，都是追求精神生活高于一切的“书痴”，这种和谐而又彼此尊重的家庭生活堪称精致到极致。即使到了今天，也堪称知识分子家庭生活的坐标。

钱钟书对女儿的关系也是非常令人称奇的。两人留学时，钱媛还未出世时，钱钟书就对杨绛说：“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足见钱钟书的心中，是绝没有某些人心中的重男轻女的思想的。须知，在那个年代，人们的思想还未完全开化的。重男轻女的思想还是很严重的。女儿出生后，钱钟书多了一份乐趣：逗女儿玩。讲故事，做游戏，学单词，一样都没有落下。甚至钱钟书还搞恶作剧，在女儿的肚皮上画人脸。这种平等的朋友似的父女关系相伴终身。按照杨绛的说法，钱钟书和女儿钱媛之间就是“哥们儿”关系。1997年，钱媛患癌病重，钱媛当时已近六十岁，给父亲钱钟书写信时，还在信封上标注写信人为“牛头”，并在信件中插入有趣的头像图。可见，钱钟书与女儿的关系是多么融洽！

杨绛在《我们仨》中有一段话，可以概括他们一家人的亲密关系：

“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碰到困难，钟书总和我一同承担，困难就不复困难；还有个阿瑗相助，不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都能变得甜润。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快乐。所以我们仨是不寻常的遇合。”

矜持清高，又低调从容的钱钟书。

早年的钱钟书，很有些自负。还在清华读书时，作为清华“三才子”之一的钱钟书，吴宓教授就非常器重他。但钱钟书上他的课似乎并不认真，或看课外书，或作画。但考试起来却不含糊。毕业时，校长冯友兰亲自找到他，要保钱钟书留校就读西洋文学研究硕士学位，却被钱钟书拒绝。有人传出（后杨绛澄清钱钟书并未说此话）话，说钱钟书不愿留校的原因是他认为“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吴宓教授听说后却并不觉得气恼。后来，吴宓结婚，钱钟书在一篇文章中调侃师母“徐娘半老，风韵犹存”，一时让吴宓成为笑柄。

后来，钱钟书学术、人品日渐成熟。留学回国后，受聘去了云南西南联大。吴宓见了他，毫无芥蒂，热情地和钱钟书谈学论道，下棋游玩。钱钟书想起曾经写文章调侃师母的事，红着脸向恩师道歉，说自己当年年少轻狂，对不起恩师。吴宓却不以为然，笑说自己早就忘掉这事了。

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某高官曾提出让钱钟书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职，被钱钟书拒绝。杨绛问他原因，他的回答是，他不喜欢“胡萝卜”。这个职位就是一个“胡萝卜”。他不想受“胡萝卜”的诱惑，也不想受“大棒”的驱使。

文革时期，有人想起要钱钟书参加“国宴”，钱钟书拒绝参加。来人说是江青同志点名要你参加的。不料钱钟书并不买账，以“我很忙”加以拒绝。

学术上，钱钟书对历代诗词作者都自己的独到评价。他拒绝人云亦云，坚持自己的见解。所以，钱钟书就有了“毒舌”的美名。

有人慕名想要拜访他，他却婉拒推卸。他的理由简单明白：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很好,何必一定要去找这只下蛋的鸡呢?

看起来，钱钟书似乎非常另类。他似乎是非常高调、很不在意别人看法的人。但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低调从容的人。

杨绛曾经写过一篇散文《老王》，其中提到默存（钱钟书字）和自己有时坐老王三轮的故事。老王是北京一个穷苦的三轮车夫。没有老婆，无儿无女，连家都没有。钱钟书和杨绛之所以做他的破三轮，主要还是出于对他真诚的关心和同情。

人妖颠倒的文革时期，钱钟书和杨绛都受到批判。包括老舍等许多文人都被迫害致死。钱钟书和家人互相鼓励，淡定面对。简书中一位叫“追心逐悦”的网友记载了他们的表现：“一次他们被剃了阴阳头，脖子上还挂着黑牌。两人不但不生气，反而彼此取笑谁更丑。每次出门前，杨绛还会帮钱钟书把脖子上的牌子挂正。”——这是怎样一种超然和从容的态度啊！当我看到这段文字的时候，心里掀起了巨大的波澜。在这种畸形的环境中，钱钟书和杨绛演绎了一场令人捧腹，又令人痛心的“黑色幽默”剧。

钱钟书的出众就在这里；钱钟书的魅力就在这里。

岁月悠悠，斯人已去。但钱钟书的影响却弥久常新。作为中国二十世纪的杰出的文化人，他的贡献值得铭记。他的人品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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