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鼠，明朝灭亡的神助攻

改朝换代的原因历来复杂，但就明朝而言，如果没有明末华北鼠疫的大爆发，明朝或许不会灭亡得如此迅猛。人人喊打的小老鼠，在王朝更替之际的作用之大，绝对超乎你的想象。

一、鼠疫到底有多可怕?

上海交通大学曹树基教授和李玉尚曾在《鼠疫：战争与和平》一书中提出了“老鼠亡明”的观点。根据一些明朝的记载，崇祯十六年（1643年）8月至10月，“京城内外病称疙瘩，贵贱长幼呼病即亡，不留片刻”（《花村谈往》）。

时人口中的“疙瘩病”，即是对鼠疫患者淋巴结肿大的描述。字里行间依稀可感觉到当时鼠疫之惨烈！

然而，何谓鼠疫？

鼠疫是鼠疫杆菌借鼠、蚤传播为主的烈性传染病，广泛流行于野生啮齿动物之间。临床上表现为发热、淋巴结肿大、肺炎、出血倾向等。致死率极高。

图1 鼠疫传播者老鼠（左），鼠疫病人的症状（右）

让鼠疫从天花和流感等种类众多的人类疫病中脱颖而出的主要是两点，一是由鼠、蚤传播；二是致死率高。

致死率高不难理解，我们可以看一看人类历史上的鼠疫大爆发造成的人口大死亡。

公元前542年爆发于拜占庭帝国的鼠疫，造成的总死亡人数近1亿；

14世纪爆发于欧洲的鼠疫（也称黑死病）使欧洲总人口锐减近1/4；

1894年起源于香港的鼠疫，三十年间蔓延至全球60多个国家，总死亡人口逾千万，传播之速，波及范围之广，远远超过前两次的大流行。

在社会经济发展主要靠人口增长推动的时代，人口锐减的巨大影响无需多言。

二、为什么是鼠疫？

现代人得益于抗生素的庇护，感受不到细菌所引起的感染的威力。

其实，在弗莱明博士1928年因偶然的机会发现青霉素之前，细菌感染几乎无药可救，一直是人类死亡的头号杀手。

当然，就致死率而言，在无抗生素的时代，任何感染导致的致死率都不低。

但是，大多数细菌造成的只是单个个体的感染，因此难以对整个社会造成影响。选择老鼠和跳蚤作为传播者则是鼠疫得以成功的关键。

首先得说说老鼠。

老鼠是哺乳动物中繁殖极快、生存能力极强的物种。单从数量和分布上而言，老鼠可以说是除了人类之外，目前地球上最成功的哺乳动物。老鼠几乎什么都能吃，什么地方都可以住，一年四季都在繁殖后代。并且与人类杂居而生。

数量大，分布广，与人类密切接触，这三点使得老鼠成为人类疾病绝佳的传播者。

其次是跳蚤。

农耕时代，人类长期与牛、羊、马等牲畜杂居，加上卫生条件不好。跳蚤和虱子等小动物基本跟人类都会有所接触，甚至长期寄生于人体的毛发处。

图2 跳蚤咬过的痕迹（左）和正在吸血的跳蚤（右）

鼠—跳蚤—人是最早确定的鼠疫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

总结一下，鼠疫一般先在老鼠种群内广泛传播开，然后由寄生的跳蚤传播给人类。因此，当人们意识到疫病时，基本已经广泛传播开了，爆发点几成燎原之势，难以遏制。

三、为什么是明末？

鼠疫让老鼠成为杀人于无形的大杀器，但真正让老鼠登上历史舞台，并成为埋葬明王朝的神助攻则离不开明末独特的气候特点和社会特点。

图3 地球两千年来气候异常变化趋势图

首先，千年不遇的寒冷气候让明朝赶上了。

明朝中期以后，全球进入小冰期（Little Ice Age）气候，全球气温普遍出现下降。所谓小冰期，专业描述“全新世最暖期之后冰川中等规模复活的寒冷时期”，通俗而言“地球经历一段温暖期后期进入寒冷期”。明朝小冰期，大约于15世纪初开始，此后绵延数百年，最终结束于20世纪初期。

小冰期带来的影响，除了气温下降外，还使得植物生长期变短，土壤温度上升，粮食作物产量显著下降，造成全球各地频繁出现饥荒。

其次，就中国而言，祸不单行，整个中国在这个时候又进入了历史空前的少雨时期。

少雨引起的大旱席卷全国。全国性的灾荒不仅让明帝国的人口处于饥饿之中，也让整个帝国数量巨大的老鼠们忍饥挨饿。挨饿导致老鼠免疫力低下甚至死亡，给了寄生于老鼠体内的鼠疫杆菌大量增殖的机会。同时，土壤缺水，导致地下的鼠穴温度升高，进一步促进了鼠疫杆菌的增殖和扩散。

此外，明朝开启的汉人北迁为鼠疫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大量的老鼠原本生活于草原地区，其中不少是携带病菌的老鼠。明朝以前，草原上人烟稀少，鼠疫只能处于散发的病例中，而难以大范围传播。元朝灭亡以后，汉人逐渐北迁，尤其是明朝中期以后，人口迅速增长，北方大量的草原被开拓为耕地，人口密度逐渐上升，人和鼠的接触也日渐紧密。

史料记载，明末的几场大规模鼠疫均起始于山西，而山西北部地区的大量牧场正是在明朝建立以后才逐渐被开垦为农田的。人口密度的急剧上升填补了鼠疫大规模爆发的最后一环。

图4 游牧（左）和农耕（右）

中国是典型的农耕社会，加上中国人安土重迁的思想极其浓厚，人口流动性很低。就算鼠疫爆发了，也很可能局限于一地，不会对整个国家的存亡构成威胁。但明末的状况有所不同，连年的大旱导致全国性的饥荒，饥民沿着官道四处逃荒，大大增加了人口流动性，也大大加快了疫病的传播速度。

三、为什么是北京？

明末的鼠疫虽然起源于山西，但压垮明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却是传播至北京的大役。

人口密度大使得鼠疫如鱼得水，而人口密度大正是城市的最大特点。无论是爆发于拜占庭帝国还是中世纪欧洲的鼠疫，死亡率最高的地区均是人口密度大的城市。

图5 明朝城市市场图景（左）和中世纪欧洲城市市场图景（右）

据统计，中世纪欧洲的鼠疫夺走了威尼斯70%以上的人口。明末的中国也不例外，史料记载，北京在1643年的8月到12月间，保守估计死亡于鼠疫的人数已高达全城人口的1/5。

而其中军队更是重灾区，据记载，京城内外城墙共有十几万个防守垛口，一般每个垛口都有士兵守卫，而大役过后，一个士兵则要守卫三个垛口，军队损失近半，剩下的体弱病残居多（《明史纪事本末》）。

多说一句。虽然损失惨重，但爆发于北京的鼠疫造成的人口死亡比例显著低于爆发于威尼斯、巴黎和伦敦的鼠疫。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可能是明朝时期北京的城市卫生状况显著好于同时代的西方城市。

明朝以前的宋朝，中国就已经出现人口规模过百万的超级大都市，史料记载，北宋首都汴梁（现在的河南开封市）的人口为130万，而同期的巴黎才24万，伦敦更少，只有4万多。

而那个时候宋朝的城市下水道系统也是非常的先进。据《宋史•河渠志》记载，北宋的汴梁地面暗渠（类似于现在的下水道）四通八达：“汴都地广平，赖沟渠以行水潦。”

而同期的西方城市，人口规模远不及中国，不仅没有像样的排水系统，城市卫生也是差到了极点，交通依赖于马车，而马粪随处可见，一度到了围城的地步，与现在垃圾围城的现象估计差不多。

当然，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凡事有利必有弊。而鼠疫偏好城市的特点，导致明末北方的大城市几乎崩溃。

明朝中后期，社会生产力显著提高，工农业发展了，首先在手工业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生产者生产商品的意识明显加强，导致当时的农业、手工业都在不同程度上卷入到商品经济浪潮中去。

这时全国性的工商业城市，首推北京和南京，人口都在百万以上。手工业发达的城市，如苏、杭二州是丝织业的心，松江是棉织业中心，铅山（今属江西）是造纸业中心，景德镇是瓷器中心，芜湖是染业中心。至于商业化大城市更是多达三十余座。

图6 明朝施复夫妇经营丝织业的机房

好景不长，幽灵般的鼠疫降临了。

万历年间的《山西通志》中记载的一场大同的鼠疫，“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传染者接踵而亡，数口之家，一染此役十有一二甚至阖门不起者”。

作为帝国的首都，北京受到的打击更是首当其冲，1644年4月，李自成攻进北京时，他面对的是一座“人鬼错杂，日暮人不敢行”的死城，几无抵抗，真正替他攻下帝国首都的是平日里好不起眼的小老鼠们。

而北京的迅速陷落也使得明朝的最高统治者崇祯帝手足无措，很可能连外逃的时间也没有，最终吊死于皇宫后的煤山上。

老鼠不仅是明朝灭亡的神助攻，很可能也是明朝建立的幕后推手。

史料记载，元朝末年，气候异常，灾荒不断，疫病横行，各地农民起义不断。作为其中一支义军的首领，朱元璋才有机会推翻元朝，建立明朝。现代的科学研究发现，元末的瘟疫正是鼠疫，而多位元朝皇帝也疑似感染鼠疫而亡，由此也可见鼠疫肆虐到了何种地步，尊贵如皇帝也难也幸免。

正所谓成也鼠疫，败也鼠疫。历史真是惊人的相似，古今中外，兴亡似乎都少不了老鼠的影子。

四、科学终于揭开了鼠疫的神秘面纱

但是，科学的进步最终还是帮助人类在这场与老鼠之间旷日持久的战役中逐渐占据了上风。

图7 鼠疫杆菌发现者北里柴三郎（左）和伍连德（右）

1894年，日本细菌学家北里柴三郎在世界上首次分离出了鼠疫的致病原—鼠疫杆菌。

而我们中国人伍连德，也在这场战役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以北里柴三郎为首的科学家们普遍认为鼠疫是由鼠传染给人的，在人与人之间不会传染。而伍连德首次确定鼠疫可以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呼吸和唾液传播。

1910年，东北大役，正是伍连德的出现，使疫情很快得到了控制。

鼠疫虽然不像以前那样猖狂肆虐，但却没有被完全驯服。今年8月起，马达加斯加爆发鼠疫，目前已经造成数百人感染，数十人死亡。

鼠疫仍然如幽灵一般笼罩在这个星球的上空，隔三差五地出来宣示它的存在，也时刻提醒着人类，战争远没有结束。

（本文收录于网易蜗牛读书片刻系列《明朝为什么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