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与绘画（王徵明/文）

        根据物理学的解释，光是一种光子流，其光源体的发光是光源中电子获得额外的能量，我们人类依赖这种能量得以生存并做事，如绘画等，光根据能量大小分为红、橙、黄、绿、青、蓝、紫等不同颜色，为人们的生活增添光彩，因而，人类赞美光，美化光，甚至去追寻光。

        宗教画极大的展现了光。藏佛画即唐卡中佛脑后的光环，寺庙壁画里的释迦牟尼、弥勒、观世音等脑后，基督教堂的壁画里圣母玛利亚、耶稣等诸神后首都有强弱不同的光环，人物衣着形态清晰可辨，画面整体清明通透，光彩熠熠。为什么脑后有很强烈的光呢？因为大脑是精神的主宰，精神的回归往往根据自身修行的高低而选择一种光道实现，脑后的光正是修行的成果。因此，很多人一心修行，参拜，渴求精神的回归。

        宗教是人们神灵通往圣洁之地的通道，绘画是思想的凝结，为人们指明通往圣洁之地的方向，宗教和绘画密切相关，但光是两者共有的，感官上也必然明净。佛家修成正果，即是灵魂向往五道光之一，或蓝或白或金或紫或绿，涅槃坐化一瞬间随光而去，前往极乐世界。各自的修行程度，被设定为六道中光，或天道微白光、或人道浅黄光、或修罗道淡绿光、或地狱道黑烟火、或恶鬼道淡红光、或畜牲道浅蓝光。绘画将修成正果即得道之相清晰的描绘出来，以供瞻观，作为训诫。鲁迅说“肚里无食无人知，身上无衣受人欺”，无论宗教修道呈现还是现实中人着装的光鲜亮丽都意味着美好。在古代，衣服的色彩艳度决定了人物身份等级，如中国画《韩熙载夜图》的韩熙载服装颜色艳丽且面积最大，其他无色或色少则代表仆人，唐宋元明清基本一致，对于无色或少色被称为皂隶或农民。在古代西方也是如此，如意大利《大浴场》，尤其《英诺森十世像》中人物发光的红色僧袍、法衣和洁白的衬衣、绸裙构成了画面鲜明而变化丰富的色调。背景是暗红色的天鹅绒帷幕，座椅上镶嵌的金银宝石闪烁着光芒，整个画面既沉着厚重又金碧辉煌。这里指出，在中国秦朝以前，黑被视为主色调，根据《礼乐》记载，夏人以黑色为贵，凡涉及丧事、战争、祭祀等非常严肃的场合都是以黑色为主，而陪葬品可以是彩色，如刚出土的秦兵马俑。汉朝时，皇帝为了从玄学思想上说得通，即五行中「土」克「水」，将「土」的属性与自己相结合，主调黑融入了大量的黄色，从此，后世各朝代开始全面用黄；在古印度传统的苦行沙门们不讲究卫生，并且有意识不讲卫生，比如说穿粪扫衣，睡在粪堆上，这种与美好相违背的刻意行为，在他们看来可以净化内心，而与之类似的13世纪以前的西方天主教的神父与修女身穿黑袍，是想表明「罪人披戴基督的义」来证明自己修行的决心。无论怎样修行，其最终目的都是向往美好，只是形式迥异罢了。

        绘画作为实用性是从美化人类生活环境开始的，尤其是居住环境，她是美好的愿景，要求光鲜亮丽，干净纯洁，内容积极向上。因此，画者首先要精神饱满，有激情，有热情，内心充满阳光，带着阳光的画面自然也有活力，读者愿意感受，自己也开心快乐，室内氛围也尽显活力；再次，画面要干净明亮，充满光感和温馨。在绘画时必须使用高明度色调。反之，大量的暗色调会使人压抑沉闷。试想，暗无天日的画面谁愿意接受，即使作者再精神饱满，再有活力；最后，画面内容要积极向上。积极是作者思想健康，有活力，有热度，对生活充满热情，表现在绘画中是选材，我们宁可选择莫奈贴近自然的《麦草垛》和维米尔有生活气息的《倒牛奶》，也不要梵高又破又脏的《一双皮鞋》或贝克辛斯基恐怖的《爱》或八大山人翻着白眼的《孤禽图》，谁喜欢和孤独、冷漠、压抑、苦闷做伴呢，如果非要，那么生活必然会失去光彩。

      光与绘画都有治愈作用。长期生病的人脸色苍白，免疫力差，乏力，等各种健康问题，医生叮嘱多晒太阳，适量运动，放松心情。多晒太阳必然有益于健康，对于光这种重量极轻的物质很容易穿透皮肤，尤其红光和黄光，当穿透皮肤时会消除体内的白细胞和细菌，也同时触动神经末梢，从而激发全身器官联动，促进血液活力，身体逐渐康复。如同汽车的发动机开始预热膨胀时，车身开始抖动，只要稍给油即可出发。所以，病人必须吃好喝好加强锻炼，同时放松心情，减轻心里负担，身体自然日渐康复。当然，好的心情必然需要良好的环境，绘画就承担了这一责任。室内外悬挂清新雅致，阳光明媚，积极纯美的画面给予心里相同的能量，反之亦然。因此医院、老年健康中心、疗养所、幼儿园、大型公共场所、家庭客厅多选择这样的绘画作品，也称色彩治愈，同时，也考虑室内更多的采光。

      光与绘画的关系非常密切，光影响着绘画，也影响着人的生活。

莫奈《麦草垛》 维米尔《倒牛奶》 梵高《一双皮鞋》 贝克辛斯基《爱》 八大山人朱耷《孤禽图》 王徵明《憩》 圣女与良天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