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家百年历史
樊姓居中国《百家姓》第102位，若是严格限制在100之内，樊姓名落孙山。实际上《百家姓》一共有500多姓氏，这样算来，樊姓还算是靠前的。樊姓属小姓，不能与“赵钱孙李”相提并论，但樊姓也占总人口的0.2%左右，算下来有200-300万。凑到一块，其规模可以构成一个中等城市。在湖北襄阳，樊姓居多，构成一个城区，取名樊城。解放后，政府将襄阳镇和樊城镇合并，命名襄樊。由于古襄阳名气颇大，出于旅游城市的需求，当地政府又将襄樊改名襄阳了。
樊姓起源于西周时代，一般人都知道周文王有个儿子姬发，后来一统天下，成为周武王。其实，文王儿子众多，其中一个儿子名叫虞仲，虞仲膝下有一孙子名叫仲山甫，他辅佐周宣王南征北战，使西周统治的疆域扩大。由于仲山甫功勋卓著，宣王封他为侯，封地为“樊”（今河南济源县东），仲山甫的子孙即以樊为姓。樊姓历史上名人不多，中学时期批林批孔，有一名叫樊迟的人，是孔子弟子，属于72贤人之一。曾经问老师如何种田种地，孔夫子当面说：“不懂，我不如老农”，背地里骂樊迟小人，种田种地没什么出息。还有一名将叫樊哙，跟随刘邦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尤其在鸿门宴上保护了主子，否则刘邦危矣。虽然封侯，但出身卑微，当年以屠宰狗为业。从历史上看，樊家的祖宗都是实在人，跟对了主子、凭着自己的本事也能够立足于人世间。
相同姓氏聚一块拉关系，中国人常说500年前是一家。换句话说，大部分姓氏上朔500年，追到同一个祖宗了，而樊姓有3000年历史，可谓历史悠久。樊氏族人到处游荡，在全国各地留下了踪迹。本人祖上源自江西省进贤县架桥乡樊家，当年距樊家3-4里开外有一集镇-茌港，由于抚河大量商船经过茌港，这里3日一小集，5日一大集，热闹非凡。家境尚好、又有经商头脑的人，便向此地云集。到了明末清初，茌港已经成为繁华的集镇了。本人祖上早就离开了架桥乡樊家，移居于茌港街上，历经了多少代已无从考证了，他们在这条街上经商做买卖，有过拼搏发家的年代，有过富裕风光的岁月。俗话说：“穷不过五服，富不过三代”，到了我高祖父时期，樊家的经济状况也就是一般普通人家，勉强有饭吃有衣穿就算不错了。当年在乡下，“发家”和“发人”都算 “发”，经常可以看到，有钱人家三妻四妾就是生不出儿子，穷人家哆来咪法唆拉西，儿女一大堆，个个张着嘴要饭吃。高祖父膝下有6个儿子，由于老大脸上有疤，人送绰号“疤老大”，老二、老三，一直到老六，便被称为“疤老二”、“疤老三”、...，本人太公（曾祖父）大号樊希椿，1885年出生，由于排行老六，绰号“疤老六”。高祖父为了养活这一大家子人口，终日劳作、积劳成疾而早逝，可怜家境贫寒，连付棺材也买不起，只能将家中仅有的衣柜权做棺木，才算勉强下了葬。樊家这六个儿子可就没人教、没人管，随着时光的推进，逐渐长大成人，看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也不知当年是行善还是作恶多端，在当地可是名声赫赫。1971年奶奶带我们回家乡时，路过此地，奶奶过去问路，指着我们向指路人说：“他们是疤老六的后人”，那人不过20-30岁，居然说：“认识、认识”！六兄弟中，以老三最为能干，发家最早，有田有地有店铺，家大业也大，生意一直做到了南昌市，日子过的红红火火。父亲常常羡慕他们家的孩子，一大清早刚从睡梦中醒来，就嚷着要吃开了口的糖炒栗子。我太公是个老实本份厚道人，在自己三哥的店铺里当伙计，帮着照看生意。
太公在店铺里一周工作7天，早晨5-6点摸黑起床，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虽说是老实本份、做人厚道，但不蠢不笨，工作中愿意多出力、不计较个人得失，多年来也算是累积了一些钱财和工作经验。40岁左右（大约在1925年），离开了三哥家，自己另起炉灶，开始创业，与人合股，做起了米粮生意。毕竟是在商业界摸爬滚打了20余年，可谓老道稳重，所谓行里行外、白道黑道、商会章程、清规戒律，一切的一切，对太公来说，都是轻车熟路。这样，生意是越做越好，家业也越来越大。赚了钱，第一件是就是置办田地，太公在架桥乡一共买了100多亩田和地，以水田居多。江西人，以吃大米为主，水田产稻谷，转手较为容易。旱地产杂粮，脱手相对困难。太公的收入主要来自几个方面：1、土地出租，将自家的田地全部出租出去，每年可以收入100多石租谷；2、放债，做生意的盈利以现大洋的形式放债，年底回收，加收利息；3、做生意，继续与人合作，做米粮生意，买进卖出；4、囤积居奇，将一些大众需要的物资。比如大米、棉花囤积起来，待到青黄不接、供不应求时，拿出来高价出售，赚取差价。
太公膝下有三男两女，按当地习惯，女儿生下来就送给了人家当童养媳。三个儿子中，我的祖父樊顺斋是老大，1910年出生，二十岁娶妻周氏，就是我的祖母，大号周云清。周家住茌港附近的西周村，由于江西第二大河流-抚河流经此处，周家以水上运输为生，家境尚好。樊家出于生意上的需要，经常需要将货物运往各地，与周家有长期合作关系，便成就了儿女亲家。奶奶在家中排行老大，下面有三个弟弟。奶奶的父亲是船老大，在当地名号非常响亮，他带领众船家走南闯北，见过世面，做事与常人不一样，有自己的主见。按当地习惯，凡是女孩子都是送与他人做童养媳的，奶奶是在自家长大的，芳龄二八才嫁到樊家做媳妇。奶奶的父亲并没有什么文化，但是肯花钱给儿子读书，据说大舅公就读了十多年私塾。当然周家最有出息的当属三舅公周正显，年轻轻就离开了家乡，独闯天下。在南昌市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凭手艺和技术生存下来，其功德惠及子孙。祖父年轻时染上了痨病，现在称肺结核，当时属于不治之症，于1935年去世，时年25岁，父亲当时只有4岁，对祖父都没有什么印象。父亲手下还有一个妹妹，年幼夭折，所以父亲是独子，奶奶倒是守了一辈寡。老二樊康斋，1919年出生，是个天生罗锅，腰杆就没有直起来过。康斋天性憨厚本分，与世无争。我两三岁见过他，印象中他端个大碗，夹点菜，蹲在墙角闷头吃饭。家里出钱为他娶过一房媳妇，解放后也给跑掉了，他本人40来岁就过世了。老三樊惠斋，我称细公，1923年出生，樊家那一辈最有出息的属他了，当然，解放后他也是最倒霉的。细公娶妻傅志清，比细公年长一岁，膝下有5个儿女，大女樊淑茹，1946 年5月生，长子 樊裕民 ，1948年10月生，幼子樊礼民，1951年11月生，二女樊淑玲，1956年9月生，小女樊淑娟，1964年12月生。细公读了很多年私塾，由于聪明好学，真正学到了知识和本领，其学问相当于当年的初中毕业。上面两个哥哥都没什么用，太公自然将樊家的重担放到了细公身上，好在细婆精明能干，一家人同心协力，将家中的生意做的红红火火。鼎盛时期，细公压船，带着一帮伙计，将米粮通过抚河、赣江、长江运送到南昌、武汉、上海去买，并从大城市采购时髦物资来当地出售。
父亲于1931年出生，自打懂事起，正是日军侵华之时。那年月，穷人没处跑，也就不跑了，烂命一条，任人宰割。太公一家也不算穷，听说日本人杀人放火，实行三光政策，心里发怵，白白死于日军刺刀下也不上算，于是带领全家逃难，当年他们称“跑反”。从三九年到四五年，在抚州呆了一半时间，在黎川呆了一半时间。在抚州时期，每年派人回家乡收租谷，也收一些前期的放贷，一家人不用出去做事，靠吃老本可以活命。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收入是一年比一年更少，就像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在黎川期间，所收租谷已经不能够维持一家的基本生活，于是，摆了个香烟摊子，做做小买卖，奶奶、细公还要到一家书店里帮助装订书报，稍得酬劳维持生计。父亲的小学和大部分中学学习都是在抚州和黎川完成的，每到寒暑假，父亲也会上街卖香烟、糖果、瓜子，有时也卖油条早点什么的，以补贴家用。父亲当年也算是聪明乖巧，很小的时候，站在账房先生旁，尽管先生算盘珠子拨的飞快，是对是错，父亲一眼便能看出。每每此时，太公都是吆喝着：“小屁孩，一边玩去”，可先生一核对，果然是有差错。小时候卖油条香烟，父亲也会动脑筋，一帮小朋友出去，父亲的货物总是比别人的出的多、出的快。最为关键的是父亲有自己的主见，坚信：“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在最困难的时候，都没有放弃读书。由于父亲在家属长子长孙，仅比细公小8岁，太公曾有心将家业传给父亲，想他早日回来帮助照看生意，并以断绝经济来源做威胁，但父亲已经铁定了信念，一定要外出读书，并离开家庭，到了南昌市。父亲从小并不看重家中的产业，也没有打算分得家中的财产。
太公家里有100多亩田地，兼做生意，放债收息，应该说家中日子过的红红火火，不说花天酒地，倒也应该应有尽有，纵情享受了。其实不然，太公没有分得祖上的遗产，完全靠自己拼搏，依靠自身的节俭和积攒，逐渐发了家。太公深知创下一份家业实为不易，所以生活极其节俭，能省则省，其节省程度令常人无法想象，更不能接受。尽管是不愁吃、不愁穿，然而，日子过的还不如一般贫苦农户家庭。举几个典型例子可见一斑。父亲小时候读书学习，练字时吵着让爷爷买本字帖，老地主舍不得花钱，让细公写几个子照着练。父亲曾说过，小时候他能光脚走玻璃渣子路，说明脚上有老茧，经常没鞋穿，哪像地主家的公子。虽然一家人没有饿过肚子，但一年下来也是很少见过荤腥，只有过年时，家中备上“四盘两碗”，还要待几拨客人。父亲身高1.63m，而我身高1.78m，弟弟身高1.86m，说明基因没有问题，显然是小时候营养不良嘛。父亲说，小时候看见人家吃大肉包子真香，馋的直流口水，发誓今后有了钱，一回吃个够。更有甚者，家人冲着父亲说：“谁能跟你比，长子长孙呀，吃豆腐乳都能下两只筷子”。试想，用一只筷子如何夹菜，老地主对家人要求过于苛刻了，恐怕这也是父亲下决心离开家庭的原因之一吧！
1945年抗战胜利后，太公带着一家人重新回到了茌港，此时的太公已经是年过六旬。“跑反”中，看到人的生命如草芥，昨天还好好的，今天说没就没了。在沉重的事实面前，太公算是想开了，钱财生不带来、死了也是带不走的，何必活的如此清苦呢！此时的太公做了三件事。1、盖房子，在茌港街上重新拿了一块地，盖了一幢豪华大宅院，前后加起来也有五进，亮瞎当地土豪的眼。2、改合资为独资经营，太公花了大把的银子在茌港做了一个铺面，准备大展拳脚。3、为长子长孙筹备婚礼，豪华家具、瓷器古董、金银首饰、绫罗绸缎都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之中（后来被政府抄家没收了，父亲没福消受）。没过多久就到了48-49年，听说共产党、解放军即将打下天下，政府要打土豪、分田地，没收地主家的全部财产。这下老地主急了、慌了，急的晕头转向、慌的不知所措。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一辈子辛勤劳作，一辈子遵纪守法，一辈子没干过损人利己的事，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一家人都跟着他吃苦受累，千辛万苦积攒下一份家业，就要被政府充公了。这且不说，自己还是被专政对象，还要殃及子孙后代。此时的太公仰望上苍，企望天公做主，主持公道。从此一病不起，不久便离开了人世。太公死于解放前，算他有福，当时家境尚好，樊家为他风光大葬，用了上好的棺木、请和尚来家里超度亡灵。
解放后，父亲继续在南昌读书，中学毕业后，由于没有了家庭的经济来源，考取了国立中正大学土木系（后来改名为南昌大学），这所学校不收学费，还给学生生活费，所以父亲能够顺利地完成大学学业，1953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湖北黄石。父亲本人成分是学生，直到文革前，并没有因为家庭受到太多的冲击。我曾问父亲：你的家庭出生是地主，又是知识分子，为什么当年没有打成右派。父亲说：当年共产党确实是大鸣大放，真心邀请各界人士提意见，但大家意见提的过头了，甚至有攻击共产党、让共产党下台之嫌。后来，共产党明显改变了态度，舆论媒体也转变了方向，一些人政治嗅觉迟钝，看不到风向已经转了，还在没完没了地发闹骚，等着人家来收拾。当然，地主家庭也确实对父亲有一些影响。父亲一辈子被共产党拒之门外，只好退而求其次，加入了九三学社。父亲一辈子没担任过什么官职，仅为一名主任工程师，以他的能力和文凭远不止如此。父亲参编过一些规范标准，也撰写过工程项目方面的研究论文，但没有他的署名。
由于父亲很早就离开了樊家，家中的责任就历史地落在了细公的肩上，所谓“父母在，不远游”，没有选择的余地，细公不得不挑起家庭的重担。1949年，太公已经去世，家中主事的男人也就细公了，可怜那时他也只有26岁，背上了工商业兼地主的成份，成为被专治的对象。对樊家第一件较大的冲击便是“土改”，所谓“打土豪，分田地，农民翻身做主人”。家中所有的田地都被没收，自家的店面也被政府没收，若还想做生意，只能在街边支个摊子，早上摆出来，晚上收回去。接下来就是抄家，有政府和国家机器做后盾，农民协会放心大胆地修理地主。其实当年的政策规定是可以分田分地分房产，但地富家的金银细软不在瓜分之列。但下边人对政策也吃不透，一些地方把人家地主的小老婆都给瓜分了，更有甚者将地富批斗一通，在乡里游街一圈，也不走司法程序，直接枪毙了。完事之后，政府只能是睁只眼、闭只眼。经过几次抄家，樊家所有值钱的东西全部被拿走。抄家者还是不依不饶，怀疑老地主会将金银财宝埋在地底下。就像鬼子进村找地道口一样，在房内及周边掘地三尺。你还别说，当年樊家还确有其事，将大量的财宝埋在大门门槛之下。鬼子开挖时，细公倒是镇定自若，装作若无其事。细婆心里噗通噗通跳个不停，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门槛处，结果暴露了目标，地雷让人家起走了。没过多久，一家人被赶出了自家宅院，扫地出门，分配到一间茅草房，夏不蔽日，冬不挡风，春秋之时，房外下大雨，房内下小雨，十个脸盆都接不过来。在茌港的日子里，奶奶替人家洗衣做饭，细公细婆支个摊子，还在做点小生意，驼背公公早出晚归，在田间地头捡粪，过着凄惨而悲凉的日子。那年月，国家对阶级斗争这根弦抓的紧，下边也发现不了什么阶级斗争新动向，只能将这些地富分子带上高帽子批斗、游街，有事没事训斥一通，遇上火气旺盛的年轻人，难免拳脚相加。
太婆和驼背公公于1960年相继去世，可怜死的时候连一副棺材都没有，用床板钉起来，能够盛下尸体就行，也不敢出声，草草下葬了事。时间来到1968年，国家政策规定城镇人口以家庭为单位，下放农村，接受劳动改造，政府首先从地富反坏右动刀子。当年给细公两条路，自己联系农村，举家搬迁，或者听任政府安排，到最贫穷的地方去。细公联系了架桥乡樊家，希望他们能够收留，但樊家说安排不过来，一口拒绝。结果由政府安排到最为贫困的徐桥村，距茌港13 km路程。在此之前，淑茹姑姑和裕民叔叔已经年过18岁，作为地主家的狗崽子，提前下放农村了，好像他们并不属于毛泽东号召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属于什么性质我也不清楚，应该属于受教育、受管制、接受改造的对象。我只记得当年的淑茹姑姑对人生十分悲观，她说过一年，少一年，距死亡又进一步，20来岁的大姑娘几乎看破红尘，前途渺茫，希望渺茫。当然，现在的淑茹姑姑已经年过7旬，依然健康地生活在南昌市。裕民叔叔因为从小调皮捣蛋，他下放后倒是自由自在没人管。他聪明能干，有主意，也善于与人交往，做事不怕自己吃亏，若是谁敢欺负他，敢跟人玩命，他反倒活的比姐姐潇洒。后来，他所在的五星垦殖场来了许多上海知青，算他走狗屎运，娶了个上海知青做媳妇，文革后夫妻俩带着一双儿女举家移居上海了。
与细公细婆一起下放徐桥村的有礼民叔叔、淑玲和淑娟姑姑，淑娟说当年下放所吃的苦、受的罪不可胜数。这个不用她说，闭上眼睛都能想到。地富家庭，下去就是接受改造，穷山恶水出刁民，那帮刁民们会变着法儿修理你们的。哀大莫过于心死，细公一家人在徐桥村看不到任何前途和希望，体累、心累，只能在黑暗中祈求老天开眼、上苍保佑。礼民叔叔到了成家的年龄，但是，地主家的狗崽子，谁也不愿意嫁过来，只能找个门当户对的地富家庭，将淑玲姑姑嫁过去，换取对方的女儿过门做樊家的媳妇。1974年在邓小平主持工作期间，刮了一股右倾翻案风，细公得到了实惠，离开了徐桥村，安排到南昌县塔城供销社工作，而全家迁回塔城则是在1981年，此时国家已经拨乱反正，一切都回到了正常轨道。
细婆96岁高龄（2017年10月）
后记：
打小起，对我来说“地主”就是个贬义词，中国有四大地主，黄世仁逼债打死杨白劳，强占了喜儿；刘文彩大斗进，小斗出，征收租子，一把斧头榨出了油；周扒皮半夜鸡叫，逼长工下地干活；南霸天动用私刑，毒打吴琼花。中学期间学英语方知，祖国是母亲的土地（Motherland），地主是土地的主人(Landlord)，原来它们是一公一母，刚好配成一对，若是说祖国伟大，地主也一样伟大，此后，从骨子里感觉地主没有那么坏了。实际上中国的地主分为两类，一类属大地主，有政府官员的背景或支撑，有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的事实。例如薛蟠为抢英莲，纵豪奴打死冯公子，跟没事人一般。另一类属小地主，他们靠辛勤劳作、省吃俭用、苦心经营、常年累积挣得一份家业，成为了地主。这一类地主占绝大多数，比如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自己经营有方，将他爹顶出去的田地全数赎回，还购进了20多亩地。若毛顺生活到49年，自然是地主，有没有人敢做这件事又另当别论。
樊家家庭划分为地主，按政策是没有出错的。但太公到底错在什么地方，他始终没有明白。
1、收租谷：提到收租，自然想到了刘文彩的收租院，记得佃户的一句悲惨唱词：“风谷机耶，声声刺骨，地主老财狠心毒，是上等的好谷子呀，终年的血汗被吹出”。下放农村时，公社粮站就在我们旁边，农民每年来此交公粮（相当于交租）。粮站内有晒谷场，风谷机。我说，你们不是和地主老财一样吗！粮站管理员说，你们不懂，这帮农民拿湿谷子、瘪谷子来，我晒他们、吹他们，否则国家利益得不到保证。太公当年是赶着大车、撑着渔船、带着礼品到佃户家里去收租谷，佃户给什么，太公收什么。100多亩田地，也就收100多石谷子，平均一亩收100斤。就算共产党收公粮，也需按15%的收成来，按一亩地800斤谷子的收成，也要交120斤。何况还要卖余粮，毛泽东时期，国家并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农民哪来的余粮。樊家收租不但没有剥削，反倒是佃户们感恩戴德。听说太公去世，佃户们披麻戴孝前来为太公送行，延续几代人都记得太公当年的好。
2、收放贷：当年的社会是允许个人放贷的，受法律保护。但私人放贷存在极大的风险，有可能血本无归，若是没有一定的后盾，一般人并不敢轻易做这一行。就算现在的商业银行，以国家机器做后盾，也会经常遇到坏账死账，就是放出去的钱收不回了。太公是个本分人，放出去的银元，全凭信誉，还不上也就算了，不存在上门逼债的行为。就这样一个老实人，一没打手、二没狗腿子，遇上不还钱的无赖，只能自认倒霉。
3、做生意：自古以来，商贾作为不可或缺的行业，对于搞活经济流通起到重要的作用。三字经说：“曰士农，曰工商。此四民，国之良”。古人都知道商人是国家不可缺少的栋梁，是社会重要的组成部分，属四民之一。只有在荒谬时期，视做生意为“投机倒把”，属资本主义尾巴。樊家做生意也是为了赚钱，同时也为搞活一方市场有贡献。囤积居奇是有风险的，需要有眼光，看准市场商机。几年前，开发商大声叫嚷：“买到就是赚到”，又有多少人可以分得这一份红利呢！
樊家人并没有从事过多的体力劳动，但脑力劳动也是劳动，现在我们才知道脑力劳动的强度不低于体力劳动。其实中国古代就有劳心劳力的说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因为劳心者给社会创造更大的财富和价值。太公日思夜想，不知道自己错在什么地方，抑郁而亡。细公要比太公强，他能够想得通，因为细公看到周边的地富都跟他一个样的下场，错不在自家，是天时不好，该当遭此劫难，这叫命，人不能与命抗争，只能认命。但细公也有想不通的事情，因为经常戴高帽子批斗、游街、遭拳脚、棍棒、皮鞭的殴打，审讯人总是说：“老实点”、“从实招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细公想：“我已经投降了，再老实不过了，抄我的家产，挖我的祖坟，我都不敢吭一声，不知道还要怎样个老实法”，至于坦白招供，实在是没东西可招的。蒋介石有钱有枪有美国人支持，想反攻大陆都没有得逞，一个小地主，哪能有什么变天账。人家李玉和在日本宪兵队里受刑，上老虎凳、灌辣椒水，是因为他藏着密电码就是不招。革命者信仰坚定，铁骨铮铮。细公又不是共产党，骨头也不硬，还真想招供点什么，减少皮肉之苦，可是手头上确实没有密电码呀。有时，这帮家伙在细公身上打累了，看看也实在是榨不出什么油水，就把他吊在村头的大树上，一吊一整夜。
其实父亲也有想不通的地方，父亲本人成份是学生，家庭出生是地主。爷爷死的早，没有成份，奶奶个人成份是贫农。随不了父亲，应该随母亲，就算随祖父，也随不出一个地主来。因为他本人成份是学生，属中性，也就算了。轮到我们填家庭出生时，问题来了。填学生？没有这样一个说法。我只好随父亲一样填地主，立马遭到老师和同学鄙视和欺负，父亲此时下决心讨个说法。也不知道是哪一级领导终于给了父亲一个交代，他说：学生成人后当属国家干部，家庭出生有“革命干部”这一档，你家子女可以填，后来我们就在家庭出生一栏填“革命干部”。又有人出来与我们较真，说：你父亲又没有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凭什么是“革命干部”。说的也是，咱们家虽说不是“黑五类”，但也是没有干过什么“革命”。于是，我们将革命拿掉，家庭出生为“干部”，管他政策中有没有这一说法。
2018年元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