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无足赤，庸亦常人

对于所写人物，作者考察了足够多的材料，还是比较公正的。

对于金庸，可以说是我们一位十分熟悉的陌生人。因为对仗剑红尘、醉卧美人的青春期萌动，我们多多少少都看过他的小说改编的电视剧、电影，甚至有些已经是一遍又一遍，一版又一版。但是对于其他的内容，可以说知之甚少。

老先生于今年10月30日去世，从此江湖少了一段传奇。虽说盖棺定论，但关于他的故事依旧还有许多未知的地方，此处只借《金庸传》的内容，斗胆说一说我眼中的金庸。

如果要给老先生一个定位，我觉得不是政治家。也并非小说家和报人，而是一个有良心的文化人。他写小说，办《民报》，其实完全是偶然大于必然。写武侠、办报是他不经意撞上的，甚至带有一点无奈。

写小说初衷，完全是为了完成工作，在“以武侠小说吸引人民来接受‘爱国主义思想教育’”此种指导思想下的工作。

“2月7日，发稿的日子到了，编辑派了一个老工友上门来等，在当夜九点前无论如何要有一千字的稿子，否则明天的报上就有一块空白了。老工友触发了他的灵感，他便从塞外古道上一个‘年近六十，须眉皆白，可是神光内蕴，精神充沛’的老者写起，先把这个工友打发走再说。”

正如他自己所说，“如果我一开始写小说就算是文学创作，那么当时写作的目的只是为做一件工作”。而在这之后的创作，大部分的考虑也是为了促进《明报》的销量，商业动机大于文学的冲动。而至于为何他的小说能够如此让我们追捧，除了他自身本有的文学素养，在刻画人物时努力的把传统的人文精神注入到小说中外，其他几个方面也同样重要：一是他在《长城画报》的工作经历。因为有了写影评、写剧本的经验，所以他的小说里经常会有许多的电影变现手法，使得小说的情节变化曲折，每有奇峰突起、令人意想不到之处，也使得他的小说远比古龙、梁羽生等人的小说改编成影视作品来的容易。二是他颠沛流离的经历。从辗转求学到寄居香港，可以说他的大半生都在远离家乡海宁之外的地方流浪，而故乡也因为曾经的伤疤，终极没有再回去过。他把自己的内心的伤痛、时代的疮疤都寄托在了自己的小说，所以我们读来都会有种戚戚然。父母双亲的早早去世，也让他小说中的主角大都是孤儿。对于江南地区风物的熟悉，也一一流于笔端。

虽然从1945年进入《东南日报》，1946年进入《大公报》，1959年创办《明报》，到1993年宣布辞去明报企业董事局主席职务宣布全面退休，他与报纸打交道的岁月足有48年。虽然《明报》成为了70年代台湾大学生呼吸自由空气的窗口，成为文革期间中华文化最后的容身之处。但是《明报》和其他杂志最终留给我们的不是猎奇、猎艳的社会新闻，而是许许多多有良心的中国人写的政论，他们以自己的笔墨在那个动乱的年代尽着自己作为文化人的责任。老先生也是一直秉持着老《大公报》，以不偏不倚的态度持续着“文人论政”的传统。

那他是一个政治家吗，我觉得也不尽然。虽然他年轻时曾有一个当外交官的梦，虽然他一直以自己的笔参与政治，甚至最终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的一员，但是在他的小说中已经慢慢流露出了他对政治的态度。《书剑恩仇录》里，他的态度是“不要相信皇帝”，不要参与政治。写《笑傲江湖》时，他对政治中龌龊行径产生了强烈反感，每个江湖中的人，都为了权力使劲各种手段，然后在权力的巅峰迷失自己。最终到《鹿鼎记》中，“为国为民”已不是大侠一己可以担当的事，而是必须靠一个开明的当权者指挥——康熙去维持一个社会的秩序。他的十五部武侠小说，“始于书剑飘零、指点江山，终于逐鹿问鼎、一争天下；始于乾隆的少不更事，终于康熙的老谋深算；始于红花会，终于天地会……始于天山，终于鹿鼎山；始于残缺的英雄，终于完美的流氓；始于查良镛自撰联语为回目，终于取查慎行的诗联为回目；始于‘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青春忧郁，终于‘却道天凉好个秋’的强自宽解；始于‘齐人有一妻一妾’的茫然，终于唐伯虎坐拥七美的坦然；始于万隆会议开幕的序曲，终于‘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尾声；始于书、剑，终于鹿、鼎；始以江山，终以天下……”从始至终也是他对政治的蜕变，相信经历过这样一番蜕变的人，不会对于政治还有过度的热衷，虽然还相信政治。

除了是一个有良心的文化人，老先生也是一个传统的文化人。对于传统的思想很有根深蒂固的念头。这也是为何晚年时“作为出色的武侠小说家，他不大愿意在大学纵论武侠。作为报人，他有长达半个世纪的报业生涯，成就有目共睹，但他也无意分享他的新闻经验，做新闻专业的博导。他最希望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被学界接受。”他还是很希望，能够被一个传统的定位所接受。这也造成了他十分矛盾的举动。虽然最佩服范蠡，但最终也只完成了偶像部分的功业，想退隐逍遥，却一直被世俗所累。

老先生给我们留下的小说，无疑是一份瑰宝，他所创办的《明报》虽然有点风雨飘摇，但也曾经坚守了一份良心。但是他也和我们一样，一个传统的中国人：深知人性的弱点，因而善于利用别人的贪婪、虚荣、骄傲、好色、愤怒等七情六欲，但也重视温情、家庭、亲谊、友谊等感情，坚守“仁义孝友”等道德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