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民武装与北府兵。

名士也需有人懂，名人也要有人教：每天三分钟，《一起来读世说新语》，写写你眼中名人的高下优劣。

42.4 灼然玉举|刘万安

《世说新语·赏誉》

刘万安即道真从子，庾公所谓灼然玉举。又云：“千人亦见，百人亦见。”

【译文】

刘万安就是刘道真的侄儿，是庾琮所说的操守鲜明坚定的人物。又说：“他在千人中也能显露出来，在百人中也能显露出来。”

01 从流民武装逐步组建为北府兵。

司马睿过江时本无多少实力，虽有法统上的依据，但在乱世，这种政治资源是必须依靠强大的实力来支撑的。

而王敦之乱和苏峻为祸从事实上，使东晋王朝感到必须在大族之外寻找新的力量支持，即将流民武装逐步组建为北府兵。

田余庆先生在《北府兵始末》文中指出，北府兵的建立其实始于郗鉴，“郗鉴本人原是来自兖州的流民帅，而他又具士族的身份，由他充任流民帅的盟主，是有资格的。郗鉴效忠东晋朝廷，由他出任北府镇将，招抚流民，联络流民帅，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也是非常适宜的。”

田先生在文中还指出了北府兵的一些重要作用，如控制三吴、抵御上游等。但笔者认为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关节点，就是北府兵的兴起并非流民的突然崛起，也并不意味着流民帅的身份地位因此忽然大大提升，流民武装兴起的前提仍然是士族的控制和流民帅对于王室的臣服，因此流民武装兴起的主要作用还是首先捍卫了门阀政治，使得虚弱的东晋能够绵延一百多年。

42.4 灼然玉举|刘万安

02 士族的控制和流民帅对于王室的臣服。

北府兵的正式建制要到淝水战前，当时前秦在北方已经取得统一，因此南下是必然趋势。

东晋为此作战备而将北府兵变为一支强大的拱卫京师的力量，也是出于战争需要。

据《晋书·刘牢之传》载：“太元初，谢玄北镇广陵，时苻坚方盛，玄多募劲勇，牢之与东海何谦、琅琊诸葛侃、乐安高衡、东平刘轨、西河田洛及晋陵孙无终等以骁勇应选。玄以牢之为参军，领精锐为前锋，百战百胜，号为‘北府兵’，敌人畏之。”

可见当时北府兵已经是东线一支精锐部队。

北府兵之起，对内可稳定政局，对外则能抗击强敌，正是有了这样的部队，依靠长江、淮河的地利优势才能以少胜多击败前秦军队，而淝水之战也使得北府兵的声望达到了鼎盛。

也许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循环真是应了《易》中的说法，飞龙在天之后必然是亢龙有悔。

不但王朝如此，一种制度、一个民族都难以摆脱盛极而衰的宿命。

北府兵也同样如此。淝水之战后的政局成了其盛极而衰的转折点。

直观地看，可以发现北府兵衰落的若干原因，如在战后卷入了朝内纷繁的争斗中去，先是成为孝武帝和司马道子父子争夺的工具，后又成为主将刘牢之政治投机的筹码。

《刘牢之传》说刘牢之“本自小将，一朝据恭位，众情不悦”，谢安更言他“不可独任”。

他先叛王恭，再叛司马元显，后又欲叛桓玄，终为桓玄所杀。

而桓玄继之又害北府旧将高素、竺谦之、竺朗之等众人。

北府兵之所以为朝廷倚重，是因为其军事实力，一旦在内争外伐中丧失大量兵将，元气大伤，其特殊地位必然不保。

东晋末年，刘裕的崛起使得北府兵一度重振声威。

北府兵之兴，是东晋王朝不得不对流民武装倚重的结果，更是门阀大族走向衰落必须借重“寒人”的结果。

刘裕因势利导，以北府兵为己所用，才能有所建树。

刘裕死后，谢晦、徐羡之等废杀少帝，迎立文帝。

檀道济所领北府兵在关键时刻又维护了皇权，攻灭谢、徐等人，却造成文帝的猜忌，终于在元嘉三十六年自毁长城，杀了檀道济一家及其左右心腹。

此事是北府兵衰败的征兆。

再回到北府兵兴起之时，做长时段的回顾，不难发现皇权的强弱与变迁是北府兵兴衰的重要因素。

当初皇权虚弱，大族弄权，给北府兵兴起创造了有利条件，而刘宋前期却是皇权欲振，世家大族政治威势下降之时，此时的皇室，首要之事是加强中央集权。

刘裕靠了晋末政治混乱和手握兵权而上台，自然要防止声名显赫的北府诸将效仿他，被错杀的檀道济除了威望高且有兵权之外，他的多个儿子贤能竟也成了皇室猜忌的原因。

可见皇权一旦振作，功高震主之事立即出现，北府兵的盛名竟然成了自身的负累，其衰落也就在所难免了。

参考文献：

〔１〕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２〕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

〔３〕房玄龄等．晋书〔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

〔４〕章义和．地域集团与南朝政治〔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42.4 灼然玉举|刘万安

【评价】

自从汉末群雄割据以后，中国经历了长达数百年的乱世，这种乱世纷争局面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一个稳定而强有力的统一政权的缺失。这种情况究竟给中国历史的发展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在当时是很难看清的，只有将目光放得更长远一些，才能摆脱简单的王朝更替、杀伐纷争，寻找到一些历史发展的内在脉络。暂且只看南方的几个朝代。自孙吴开始，此后的数朝几乎全都依托淮河、长江对北方采取守势，间或有一些“北伐”往往虎头蛇尾，“北伐者”的目的本身也值得怀疑，因此瞻前顾后，难成大功。而自东晋至南朝的数百年里，朝代更迭如此频繁，主要原因当是由于皇权不振、统治者尚未找到有效的内政外交策略所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