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 周 逃离不平等 思维导图及知识笔记
不平等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密切关注的问题。我给你推荐的书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写的《逃离不平等》。迪顿教授告诉我们,只要有经济发展,就会有收入不平等。适度的不平等有助于促进经济发展,但过度的不平等会对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甚至会毁掉社会。
思维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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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笔记
大逃亡:一部老电影
迪顿的这本书名英文原文是The Great Escape,直接翻译成汉语就是《大逃亡》。《大逃亡》是一部老电影的名字。这是一部以二战时期的战俘营为题材的电影。这部电影是根据二战时期的真人真事改编的。罗杰·布谢尔是一位空军飞行员,他驾驶的飞机被德国军队击落,他本人被德国人俘虏,关进了战俘营。战俘营里有几百名来自各国的战俘,他们都想逃出去。罗杰成了他们的首领,他打算组织大家挖一条地道,从战俘营中跑出去。这就是电影里面的"大逃亡"计划。
为了能够逃离集中营,战俘们想尽了各种办法,他们能偷的东西都偷,能伪造的东西都伪造,不管怎么样都要逃。就在监狱看守的眼皮底下,他们挖了一条地道。但是,在大家偷偷为即将到来的自由庆祝的时候,德国人发现了这条地道。这也没有动摇战俘们越狱的决心。罗杰带领大家抓紧时间又挖了另一条地道。不巧的是,这条地道没有按照原计划挖到森林里,出口就在集中营门外的开阔草地上。虽然罗杰沉着地指挥各位难友从洞口爬出来,但他们的动静还是被德国人发现了。虽然有几个人胜利地逃掉了,但大部分人不是被打死,就是被抓了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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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有经济发展,就会有不平等
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逃亡,就是是摆脱贫困和疾病的逃亡。虽然我们现在的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但是不平等的程度也在提高。你可以认为,这种不平等程度的提高是由于富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更快,那你就会觉得不平等的后果可能也没有那么严重,你也可以认为,这种不平等程度的提高是由于穷过的经济增长掉队了,那你就会觉得这种不均衡的增长是不公平、不人道的。迪顿告诉我们,只要有经济发展,就会有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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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不平等
不过,敌人的巡逻兵还在附近,我们不能掉以轻心,真的以为从此就摆脱了疾病的困扰。展望未来,必须看到,21世纪传染病可能会卷土重来。
首先,即使传染病在发达国家已经得到了相当有效的控制,但是在发展中国家,传染病仍然在危害人类的健康。欧洲每年死于传染病的人口仅占总死亡人数的5%,但是在非洲,60%以上的死亡人口是由于染上了传染病。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发展中国家的传染病将随着商品和人员的跨国界流动传播到发达国家。其次,过去已经控制的疾病如霍乱、鼠疫、疟疾、肺结核和白喉等开始重新出现。原有的一些传染病如疟疾、登革热传播的范围大大扩大。再次,一些"新"的传染病粉墨登场:比如艾滋病(HIV/AIDS)、SARS、埃博拉病毒等等。
传染病死灰复燃,也是健康不平等的一个体现。在全球30多个贫穷国家,五岁前儿童死亡率仍然高于10%。降低儿童死亡率很难吗?其实不难。有很多能够有效地降低儿童死亡率的办法是非常简单、廉价的。
1973年在孟加拉国和印度的难民营爆发了一场霍乱,大批儿童死亡。最后,人们发现能够挽救这些孩子生命最好的办法就是一杯干净的水,再添加一些盐和葡萄糖,这就能治好孩子的脱水和腹泻。减少健康不平等很容易吗?其实很难。
迪顿讲到,个子矮小可能是由于营养不足,母亲由于营养不足个子矮小,又会影响到下一代,个子矮小的母亲很难生出来高个子的孩子。丹麦女性平均身高是171厘米,委内瑞拉的女性平均身高是148厘米,秘鲁和尼泊尔的女性平均身高是150厘米,印度和孟加拉国的女性是151厘米。落后国家的女性平均身高要是想赶上发达国家的女性平均身高,可能需要一两百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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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市场上的竞赛
收入不平等又可以分为劳动收入不平等和资本收入不平等。我们先来看看劳动收入不平等。
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丁伯根教授有个著名的观点,他认为收入不平等没有历史规律,也不取决于资本和劳动之间的谈判力量,而是技术发展和教育之间的竞赛。哈佛大学的劳伦斯·卡茨和克劳迪娅·戈尔丁就沿着这条思路,研究了美国劳动力市场的演变。简单来说,如果教育跑赢了技术发展,那么收入不平等程度就会下降,如果技术发展跑赢了教育,那么劳动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就会提高。
什么时候教育会跑赢技术发展呢?美国有个很奇特的时期,二战之后,很多军人脱下军装进入大学,后来在越战时期,美国年轻人的反战情绪高昂,很多不愿意服兵役的年轻人大规模涌入大学,于是,技能的供给就增加了,技能的价格出现下降,这是一个收入不平等下降的时期。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基础教育做得相对较好,我们不仅有廉价劳动力,而且是廉价而质优的劳动力。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妇女文盲比例非常高,但中国的“factory girls”基本都是中学毕业。
什么时候教育跑不赢技术发展呢?那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技术发展速度太快,能够适应技术发展,拥有相关技能的劳动力太少,这样的劳动者就“物以稀为贵”,收入相应提高,但没有赶上技术发展的劳动者收入相对下降,劳动收入变得更加不平等。这就需要我们人人都有危机感,“为了保持原地不动都要拼命奔跑”。从某种程度上讲,不同职业、不同技能之间的收入差距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信号,引导我们去学习最紧缺的知识,变成逐水草而居的知识游牧民族。所以从这个角度看,适度的收入不平等是好事。
但是,有的时候,这种收入不平等不是由于你努力不够,而是由于竞争是不公平的。在顶级富人中,出现了一批拿天价薪酬的企业高管。他们真的值这么多钱吗?这里有很大的争议。假如说企业高管是稀缺人才,所以才能挣得多,那么,为什么英美的企业高管挣的钱远远比欧洲或日本的企业高管挣得多呢?难道是说英美的教育不行,没有培养出足够多的人才?这道理是说不通的。或者,你会说,好的企业家能决定一个企业的业绩,可是,我们看到的却是,只要油价上涨,石油公司的高管薪酬就会上涨。难道说他们本事这么大,能把国际油价顶上去?事实的真相是,企业高管的薪酬是由企业的薪酬委员会决定的,而薪酬委员会的成员互相都是哥们儿,也就是说,企业高管自己决定自己该拿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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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收入不平等的小道理
在一个收入不平等的社会里,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都会受到影响。相反,在一个收入分配相对平均的社会里,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都会活得更为快乐、健康。
大道理是美国著名大法官布兰戴斯告诉我们的,他讲到一个悖论:
政治民主和财富的极度集中是不可兼得的,所以维持市场经济良性发展、维持社会稳定的最佳办法是节制资本,减少一个社会的收入不平等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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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错觉
我们先来简单地算一笔账。2008年,世界上大约有8亿人处在贫困线之下,也就是说,他们每天的生活费少于一美元。事实上,这些人实际平均生活费是每天0.72美元,也就是说,只要他们每天多0.28美元就能够脱贫。我们来算个数。0.28美元乘以8亿贫困人口,那就是2.2亿美元。
2.2亿美元是个什么概念呢?如果只让美国出钱,需要每个美国人,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每天拿出0.75美元。如果不算孩子,每个成年美国人每天需要拿出1美元。如果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的成年人也算上,一起出力,每人每天大概要拿出0.5美元。其实还不需要这么多,因为我们还要考虑到实际购买力。贫困国家的收入低,但物价也低,生活在印度的穷人用1美元能买到相当于在美国用2.5美元买到的东西,考虑到这些因素,每个成年美国人每天只需拿出0.23美元就能消灭全球贫困,如果让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的成年人都一起出力,要想消灭全球贫困,只需要每人每天捐出来0.15美元。
这样一算,你是不是觉得消灭贫困其实很容易呢?迪顿教授说,这是一种错觉。这种“援助错觉”认为,只要富裕国家多给贫困国家一些金钱援助,就能够消除贫困,事实上,援助并非消除贫困的良方,恰恰相反,援助可能会成为阻碍穷人改善生活的绊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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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援助会面临一个悖论:
在消除贫困方面做得最好的国家对外部援助的依赖反而不高,最需要依赖外部援助的国家在消除贫困方面往往做得最不好。这就好比成功的企业往往不需要借太多的钱,需要借钱的企业有可能是经营不善、资金链条会断。 我们对穷人的理解,对穷人的社会是如何运作的理解都是不足的,这就会导致好心办了坏事。上帝只帮助能够自助的人,一个人如此,一个国家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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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读
安格斯·迪顿,《逃离不平等》
我们读的书是迪顿的《逃离不平等》。讲不平等的书很多,迪顿的这本书观点更加乐观,这跟他个人的经历有关。迪顿自己就是逃离不平等的典型代表,他是他们家族里第一个上大学的。在短短的两三代人的时间里,就能完全改变自己的经济社会地位,所以迪顿对经济发展充满了感激,也很有信心。
顺便插一句话,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必须重视收入不平等,善待来自底层的聪明而勤奋的孩子。我在读米尔顿·弗里德曼夫妇的回忆录时深有感触。他们自称是“两个幸运的人”。弗里德曼夫妇都是第一代难民的孩子。米尔顿·弗里德曼上大学的时候想考个会计,想有一份能混饭吃的工作就行,但在老师和朋友的鼓励下,最后读了经济学,变成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
终其一生,尽管米尔顿·弗里德曼受到很多批评,而且说实在话,他的很多观点也不完全正确,但他能够如此忠诚地捍卫自己的社会经济制度,这不能不引人深思。要想让一个社会制度更为人们接受,更受人们欢迎,就必须解决不平等问题。否则,一个社会会变得更加离心离德。
迪顿这本书融汇了他做过的很多研究。他的文风比较平实,看起来好像很不经意地讲了一些平平常常的观点,但每一个观点的背后都有他多年做的研究作为支撑。如果你读过他的学术论文,再来读这本书,感触会更深。
尽管这本书影响很大,但也有争议。比尔·盖茨也读过这本书,但是对迪顿最后一章颇有微词。这最后一章批评的是全球援助,比尔·盖茨的基金会就是致力于做全球援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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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读
辅助书籍
要想了解不平等,你只读迪顿的这本书是不够的。我还介绍过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我们还讲到其他两位诺贝尔奖得主,一位是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一位是阿马蒂亚·森关于不平等的书。在上五节课中,我们还介绍了《不平等的痛苦》这本书,这是两个流行病学家写的书,角度非常独特,能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启发。
在19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关心的问题不是经济增长,而是收入分配。到了20世纪,收入分配这一问题被经济学家忽视,主流经济学几乎都不讨论这个话题。现在,收入分配再度回归,成为了经济学里的显学。以后,关于不平等的书会出得越来越多,也请你关心这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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