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利益之上
编者按：
1998年5月，英国剧作家迈克尔·弗雷恩（Michael Frayn）创作的《哥本哈根》在伦敦上演，以后又相继在哥本哈根、纽约、伯尔尼等地上演，造成了一时轰动。轰动的原因主要与剧中人物、特别是所依据的历史事件有关。
1941年9月，海森伯以战时德国的官方身份访问了哥本哈根，与玻尔会面，两位伟大的科学家之间作了一次重要的谈话，其中涉及到决定战争胜负的原子弹。这次谈话从未向外界正式披露，两位当事人也从未作过正面交流，但两人对此却有着不同的记忆。这就成了半个世纪以来科学史上最重要的“悬案”，引出了无数的争论和辩驳。毫无疑问，当年玻尔站在同盟国的正确政治立场上而海森伯的政治不正确，而且玻尔亲身参加了原子弹的制造，而海森伯的德国未能制造出原子弹。这决定了二次大战的结局，也多少决定了海森伯的德国科学家不愿或不积极参与原子弹制造的说词无人理会。可历史的吊诡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热战冷战以后的今天，尤其是核武器仍威胁地悬在人类头顶之时，人们是否还需要固持当年的政治观念？仅限于民族国家的立场是否能解决当今核控问题？具体而言，海森伯的说词是否有可能以及更重要的有其合理性？人类应该如何对待核武器之类的科学发现？《哥本哈根》也就在这一基础上，对当年这场谈话作了新的开放性的解读。
考虑到《哥本哈根》曾在我国京沪两地上演，考虑到我国读者对这一历史事件背景及其最新发展可能还不了解，特发表此文予以介绍和评价。
在国家利益之上
（一）
1941年9月，海森伯往哥本哈根与玻尔会面。
这是两位科学家之间的一次重要会面。
重要不仅在于玻尔和海森伯，尽管这已足够重要，玻尔和海森伯，再加上爱因斯坦，差不多就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重要也不仅在于特定的时空，尽管这也足够特别，其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进行了两年，玻尔的丹麦和海森伯的德国“正陷入生死决战两方面”（玻尔语），地点是已被德国占领的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但更重要的，是两人关于这场战争的立场，而重中之重，是两人对其时刚起步的研制原子能军事利用的认识和态度。他们是人中之杰、科学精英，是公众景仰的榜样和楷模，他们将如何对待事业和友谊、祖国和战争？他们的理智、道德和精神境界将引领他们作出怎样的选择？
（二）
纳粹德国对已征服欧洲国家，坦克大炮之后，继之以“文化怀柔”，在占领国设立“德国文化研究所”，一方面宣传其侵略政策和德意志文化，另一方面引诱各国文化学术界人士与其“合作”。为此，战时德国不时派出“文化大使”，去参加或举办当地的文化学术活动。能代表德国文化学术的头面人物，海森伯自然是最佳人选。最佳不仅在学术地位，还在于他的立场，海森伯赞同或至少认同德国的侵略战争政策。德国自战争起始，即组织力量研制原子核能的军事利用，海森伯即参与其中，这也是海森伯战时的主要工作并持续战争的始终。
作为被占领国公民，玻尔对这场战争的态度自然与海森伯完全不同，他与海森伯，既是侵略被侵略之差，同时也是正义和非正义之别。丹麦被占领后，玻尔仍坚持留下，苦苦维持着他的研究所。哥本哈根的“德国文化研究所”离玻尔研究所不远，“德国文化研究所”每举行活动都给玻尔送来请柬，但玻尔从不去参加。在玻尔看来，参加侵略者的活动无异于迎合和投降。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1941年9月，海森伯应哥本哈根“德国文化研究所”之邀，来此发表学术演讲，魏茨泽克与其同行。魏是海森伯学生、同事和亲密的朋友，也是玻尔熟识的科学家。海森伯在“德国文化研究所”发表演讲时，玻尔没去。海森伯当即向听众表示，他为玻尔没有在场而感到“遗憾”。玻尔听说后让人传话，请海森伯到自己的研究所来。于是，海森伯来到了这个他昔日曾在此学习和工作过的地方。据说在午餐桌上海森伯夸夸其谈，说什么战争是生物学上的必要，又当众宣称德国必将在全世界获胜，为时不会太远。海森伯意犹未尽，希望和玻尔两人单独交谈。玻尔几经考虑，答应了他的要求，就这样，两位杰出的物理学家之间进行了一次重要的会面。
（三）
这是一次重要的会面，却又是一次人言言殊的会面。
记述这次会面的文章著作无数，却多有歧异，莫衷一是，且不说对谈话内容，就连两人会面的确切地点和时日，都不相一致。其他相关不相关的人如此表现还不奇怪，可就连玻尔和海森伯本人都有不同的记忆。可以肯定的只是，这次谈话是不愉快的，两人之间产生了隔阂，从此，他们的友谊再没有恢复，即便战争结束后的数十年间也是如此。
这次会面，究竟谈了什么呢？
两人是单独会面，没有其他人在场，而两人当时都没有书面记述，事后也不曾公开讲过。1947年，海森伯又回到哥本哈根，试图与玻尔一起重建有关那次会面的共同基础，可惜未取得成功，用海森伯的话说：“我们终于觉得最好不要再去打搅过去的精灵”（见《哥本哈根》后记）。直到战后十多年，海森伯才公开回顾了那次会面，玻尔则从未正面谈过，但玻尔对海森伯的回忆却是不同意的。
玻尔没有公开反驳海森伯，他直接给海森伯写信。玻尔的信写成了，而且不止一封，可这些信始终没有寄出。这些信在玻尔去世后收藏在玻尔文献馆内。玻尔写了信却不寄出，自然有他的考虑。可在玻尔去世后，这些信和文件仍未公布，玻尔家属宣布，这些信要在玻尔逝世五十年后公布。
这就留下了一个悬案，不由人不从各方面去推断、揣测和猜想。
这也就成了二战后科学史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为此出版的书刊无数，众说纷纭，议论杂多，这一状况整整持续了半个多世纪而不衰，最后，连局外的剧作家也参与进来，创作了一部话剧《哥本哈根》。毫无疑问，正因为对这次会面的众说纷纭，成了剧本产生的基础，自然，也为其提供了想象的广阔空间。
（四）
峰回路转，事情又有了新的进展。2001年9月，玻尔家属宣布提前10年公开玻尔文件，2002年2月6日，所有玻尔记述那次会面的十一个文件全部在玻尔官方网站（http://www.nbi.dk）上予以公布。
这一决定与《哥本哈根》直接相关，按照玻尔文献馆的说法，那次会面，“最近不仅成为史学家而且成为公众极感兴趣的主题，这一兴趣更特别被英国剧作家迈克尔·弗雷恩（Michael Frayn）所创作的戏剧《哥本哈根》所刺激。”因此，玻尔家属决定“完整地公布这些材料，以避免对其内容的进一步误解。”
十一个文件的第一个那封早有传闻的玻尔写给海森伯的第一封信。玻尔写这封信的直接动因是：1956年，德国记者、作家罗伯特·容克（Robert Jungk）出版了《比一千个太阳还亮》一书，书中基于对海森伯的采访，赞扬了德国人在原子弹问题上表现出的科学道德和政治远见，为避免原子弹可能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以海森伯为首的德国科学家在战时有意延缓并最终阻止了德国的研制进程。容克的书出版以后，海森伯给了容克一个备忘录，其中谈到他1941年去哥本哈根与玻尔会面的情况。1957年，《比一千个太阳还亮》丹麦译本出版，首次刊出了海森伯备忘录的节选。玻尔给海森伯写信，就是读了这本书、特别是海森伯备忘录后的即时反应。这封信的草稿，在玻尔去世几年后才被发现，夹在属于他个人藏书的《比一千个太阳还亮》1957年丹麦版中。
这封信虽未寄出，玻尔却未放弃此事，仍以他一贯严谨审慎的作风反复考虑斟酌，仍在一次次试图重新写信，这一写，就写了五年之多，直写到他逝世的1962年，可临到末了，他所写的信仍然一封也不曾寄出！
对于这次提前十年的“解密”，人们期盼过度了，因为，玻尔文件并未超出已往争论意见无论是正是反两方面的幅度，并未提供独得之秘式的确凿证据，若想据此对那次会面的争论做一个终结性的结论，仍是不可能。
仅从魏茨泽克的评价即可明白这一点，魏茨泽克是海森伯当年访问哥本哈根的同行者，他在这些文件公布的第二天，2月7日即对记者说：“玻尔在记忆上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
（五）
有一种偏袒海森伯的意见认为，从过去的材料和这次公布的文件来看，玻尔没有将海森堡的公开表态与私下朋友间的谈话区别开来。海森伯作为文化大使，在公开场合必得站在官方立场上，而在与玻尔私下会面时，则有着不同的个人态度。海森伯出于对玻尔的尊重和友谊，希望在这非常时期能够帮助玻尔。他劝玻尔放弃抵制德国的态度，乃至指出德国的战胜前景等等，只是为了说服玻尔“合作”，以免受到德方的迫害。这可以看成是海森伯“劝降”，也可以看成海森伯出于好心的私下劝告。
这话对也不对。
说对，因为玻尔确实不曾区分，他把海森伯与他两人的私下会面，也当成了公开场合，他不曾考虑海森伯与他个人的友情，不曾顾及海森伯远地跑来与他会面可能有的善意。所以，这次谈话，海森伯并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想，当魏茨泽克问其结果如何，海森伯气恼地答道：全弄拧了。
说不对，因为玻尔的不曾区分，不是不能而是根本不想区分。显然，玻尔认为，战争其间无私谊，两国处于敌对的战争状态，个人之间的友谊无论如何只是第二位的。海森伯的好意他能理解，但他在这种时候不能领受，领受就须合作，合作那就无异于投降了。
不过，对海森伯当年的立场和态度，玻尔其实是不太计较的，即便当时当地计较，战后也就事过境迁了。在这一点上，玻尔甚至可以说原谅了海森伯。据说，战后有一年，魏茨泽克在美国遇见玻尔，当他问起那次会面情况时，玻尔说：随它去吧！我知道，在战争期间，人人都是为了自己的祖国。
这次会面，令玻尔真正感到意外而且震惊的，不是海森伯的立场和态度，而是原子弹！是海森伯参与原子弹的研制，以及在其背后所代表的德国关于核武器的立场和态度！如此关头，玻尔完全不可能再讲私谊了。
这，才是这次会面中最重要的。
（六）
所有关于这次会面的众说纷纭，问题的焦点不在玻尔，而在海森伯，在海森伯与玻尔谈及原子弹，其用意究竟何在？
《哥本哈根》剧中，安排了三次海森伯到玻尔家叩门的场景。
按照《哥本哈根》中译者戈革的说法，剧作者“在创作此剧以前确实下了很大的功夫，作了许多的准备。仅就有关材料的阅读范围之广而言，他显然大大地超过了一般的科学史专家（而非玻尔专家）。作者的写作态度也是十分认真的。由于下了很大的功夫，他写的虽然是‘剧本’，但却无愧于‘学术’两字。……作者在剧中安排了三次海森伯到玻尔家叫门的场面。也就是说，他对海森伯来访的意向，提出了三种可能的解释。在角色的交谈中，他巧妙地运用了三人的传记材料和一些流传的掌故，简直有点韩退之所倡导的‘无一字无来历’的味道！”
所谓“无一字无来历”，就是剧作者基于阅读之广和研究之深，几乎使剧中的人物对话都能找到出处。尤其巧妙的是，剧中虚拟的海森伯三次叩门，形象地提供了对海森伯意图的三种可能的解释。剧本虽被推崇为“学术”的，但终究还是剧本，不是论述，免不了需要许多铺垫和过渡。而且，剧中的三种解释，要比科学史家的实际争论要温和含蓄得多，不能包含或穷尽所有的议论，特别是对海森伯此行用意的最好和最坏的推断。因此，这里我们只能撇开剧本，而从有关争论中自行概括出三种可能的解释。
（七）
第一种，也是最坏的一种，海森伯此行担当着类似间谍和说客的角色。间谍是因为他想通过玻尔，打探英美国家原子弹研制情况，从玻尔处得到一切可用的情报。说客，他想说动玻尔往德国，帮助他一起研制原子弹。
第二种，海森伯与玻尔会面，不是想刺探情报，而是想以玻尔作为中介、作为斡旋者传话给英美科学家，停止原子弹研制。海森伯是德国原子武器研制的组织者，当时德国的研究遇到了种种困难已难有进展，与英美相比，德国未必能走在前面。出于现实考虑，海森伯想通过玻尔向英美科学家传话，共同停止原子弹的研制。
第三种，最好的一种，海森伯与玻尔谈原子武器问题，是出于科学家良知和对核武器发展后果的远见。他到哥本哈根与玻尔会面，是想让玻尔传话以唤起英美科学家的警惕。海森伯此行不是作为德国政府代表，也不单作为德国科学家代表，而是作为整个科学家共同体的代表向英美科学家表达自己的良好愿望。鉴于原子弹可能对人类生命财产造成的巨大危害，为了避免出现这一史无前例的灾难，海森伯建议双方科学家不要在此项目上努力，为表示德国一方的诚意，他们首先从自己做起，停止或延缓原子武器的研制。
哪一种，最可能是海森伯的真实意图呢？
如果是第一种，海森伯就是个十足小人，不但降身以求自取其辱，而且玷污了他和玻尔之间的友谊，利用两人谊兼师友的感情来刺探最为机密的情报。假如玻尔真地了解英美研制的情况，假如玻尔不慎将情况和盘托出，海森伯也就使玻尔成为间接帮凶，将损害玻尔的一世令名。不过万幸，这种推断最没有根据，相信此说的人也最少。至于说客，那更是荒唐，即便海森伯真有此想，德国当局也决不会接受，试想，德国怎会将最机密的研究交与一个他们正排斥的半犹太人呢？
第二种，这种意图如果说好过第一种，也好得有限。因为海森伯试图通过玻尔向英美科学家传话共同停止原子弹研制，只是出于其政治现实主义，只是一种权宜和缓兵之计。因为德国原子武器研究已陷入一筹莫展之地，考虑到德国的研制未必能走在前面，出于无奈，海森伯这才想通过玻尔向英美科学家呼吁共同停止研制。这一意图与海森伯在战时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致的，尽管并没有直接证据，相信此说的人却不少。更由于德国的研制确实弄错了方向，战后英美科学家发表了不少诸如“德国为何没有研制出原子弹？”之类的文章，有的更以嘲笑的口吻、轻薄的态度指责海森伯的无能，这就从反面坐实了这一推断，使之更令人深信不疑了。
第三种，这是对海森伯意图最好的推断，这在战后最初几年还少有人理会，但随着时间推移，随着核武器日益成为世人的威胁，这一意图逐渐为人所相信，更得到道德上的大力推崇，容克《比一千个太阳还亮》的出版可作为其标志。容克以海森伯的战时表现为依据，说明以海森伯为首的德国科学家出于良知、出于科学道德，出于对人类负责的态度，在战争中没有尽力去完成军方所要求的研制任务，不仅不努力，而且有意拖延和阻止原子弹的研制，这说明和证明了德国科学家在原子武器问题上有着更高的伦理准则。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海森伯根本就不应该受到指责，岂止是不谴责，而是恢复名誉，大加赞扬和推崇。无疑，海森伯是一个爱国者，但他不仅仅是一个爱国者，他更超越了狭隘的爱国立场而持有更高的原则，持有广阔得多的人道主义和人类共同体至上立场。他不仅是一个杰出的科学家，而且是一个具有博大胸怀和深刻远见的科学家。他预见到原子弹可能造成的毁灭人类生命财产的后果，为了避免这一空前惨剧发生，为了免于无辜的人的惨死，他呼吁双方科学家来共同阻止原子弹项目的研制，取消或至少延缓。海森伯在德国已经这么做了，他现在亲临哥本哈根，想通过玻尔传话，呼吁英美科学家也不要放任这一研制，共同达成一个停止原子弹研制的协议。如果科学家无法制止战争，那就让战争双方还是使用他们的常规武器进行较量吧！
（八）
可惜，由于海森伯的战时态度和立场，更主要由于德国确实没能领先于英美研制出原子弹，直到今天，对海森伯的第三种意图仍然少有人相信，有人更以胜王败寇的心理嘲笑：这只是研制失败、退而求其次的一种托词。当年站在正确政治立场上的英美科学家似乎更愿意这么看，他们不相信海森伯会具有更高的道德原则和卓越远见。
对此，具有关键性影响的，是当事人之一的玻尔。玻尔不相信海森伯当年具有第三种意图，玻尔不是根据间接材料，而是依据自己与海森伯的谈话而做的判断。当看到《比一千个太阳还亮》对海森伯的赞扬，当看到此书摘录的海森伯信中的自赞，玻尔立刻给海森伯写信，尽管这些信最终没有寄出，但玻尔不同意海森伯的态度是明确无误的。
我读了最近在丹麦出版的容克的《比一千个太阳还亮》, 我想我有义务告诉你，我极其惊异地看到，在你给作者的信中——丹麦版中有此信的摘录，你的记忆是如何欺骗了你。
我个人记得我们谈话的每一个字，……我也很清楚地记得在研究所我的房间里我们的谈话，在某种意义上，你所用含糊语言表达的只能给我一个确实印象，在你的领导下，在德国一切已安排妥当开始发展原子武器，你还说没必要谈论细节，因为你完全熟悉这些并已花了两年时间，或多或少在独立的状况下为此而做准备。……
我的沉默和严肃，正如你在信中所写，被看作对你制造原子弹是可能的消息的震惊表示，这是十分离奇的误解，这一定是由于你自己心中的极度紧张所致。早在三年之前，我就知道只有铀235和238中的慢中子能够引起分裂，……如果在我的行为中有任何东西可被理解为震惊的话，那不是因为这样的报告，那对我不是新闻，而是因为我明白了，德国正积极参与首先发明原子武器的竞赛。
…………
这就是玻尔写给海森伯的第一封信，也是早有传闻的那封著名的信。不过，玻尔在这封信中并没有明确指出，海森伯当年不持有第三种意图。只是在以后的信中，玻尔才愈来愈明确和直率地指出海森伯当年并不具有第三种意图。玻尔写于逝世那一年的最后一封信中说：
然而，我特别想到的就是在研究所我办公室里的谈话，谈话中，因为你提起的话题，我在脑中仔细准备了自己要说的每一个字。谈话一开始，你就声称，你确信如果战争延续得太长，它将由原子武器来决定，这给我留下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印象。那时，我完全不知道已在英国和美国开始进行的准备。在我没有答话且可能显得怀疑时，你告诉我，我必须理解，在最近几年你几乎独自沉浸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可以肯定事情将会如此。另一方面，你那里没任何暗示表明，德国物理学家正作出努力以避免原子科学的如此应用。
玻尔的记忆和判断就是：“你那里没任何暗示表明，德国物理学家正作出努力以避免原子科学的如此应用”，即海森伯及其他德国科学家并不具有第三种意图。这样，玻尔就对海森伯是否具有第三种意图以及容克《比一千个太阳还亮》一书，作出了根本否定。
（九）
这，是否就是铁证呢？
玻尔的人格无庸怀疑，可记忆呢？还有那在战时特殊背景之下的理解呢？魏茨泽克的两次指证，不象是全无缘由的。
海森伯曾抱怨玻尔没有追随他谈话的意思。两人原本关系密切，以致可互相说完对方的后半句话，海森伯赶来哥本哈根与玻尔交谈，大概以为，只要稍微暗示一下，玻尔就能理解它的意义。可他没想到的是，环境已变，两国的敌对状态已使旧日的容易沟通变得完全不可能了。
毫无疑问，《哥本哈根》对海森伯是注以深刻同情的，也正为此而给海森伯可能的意图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对一部分人的反感，作者辩护道：“我也看不出为什么我的海森伯不应该有自由来表达真实海森伯一直秘而不宣的那些更加深刻的感受。他为什么不应该有我们全部有的同样那些互相矛盾的忠诚和彼此交混的动机及感情呢？他为什么不应该像我们大家那样试图审度守经和从权呢？他为什么不应该害怕他的国家的战败，害怕它被核武器所摧毁呢？他为什么不应该因为它的沦为废墟、因为它的公民的被屠杀而痛心呢？”
可能，对于海森伯，以往仅基于政治正确的单线条理解是过于狭隘了，即便我们以上所作的三种意图分类也过于简单，按剧作者的推论，甚至所谓间谍的指控也不是那么不可想象和难以容忍的。关于是否存在一种同盟国的核计划，海森伯当然想请玻尔给予“某种暗示、某种线索”，他当然想知道同盟国会不会向他的国家扔原子弹，并以此作为自己应该干什么、怎么干的前提。如果他不这么想、这么做，倒是难以想象的。而这和他自己宣称的此行目的，即讨论德国科学家集体有没有理由为核武器而工作完全并不矛盾。这应该予以太多的指责么？须知，海森伯将德国正在从事的工作性质暗示给了玻尔，他还在冒被自己同胞指控为间谍的危险呢。
（十）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玻尔能做到的，海森伯为何就一定不可能呢？
玻尔在原子武器问题上是有远见的，但并不是一开始就有远见的。
玻尔早在战前就理解，原子能的军事利用有其现实可能，但他知道这有许多技术上的困难，完全无法预知什么时候成功。当玻尔逃出丹麦到瑞典后，他并不急于前往英国，而只让儿子奥格·玻尔尽快赶去，因为奥格“知道英国人必须在第一瞬间就知道的一切东西”。奥格知道什么呢？就是德国已开始研制原子弹。所以，玻尔派儿子去即可，因为需要传递的只是一个消息。直到玻尔抵达英国，他才明白自己陷在丹麦的孤陋寡闻，美国此时已建成巨型反应堆，英美两国早已开始合作原子弹研制，事实上，在美国的原子弹制造已在顺利进行之中。
如果没有玻尔的原子结构理论，原子弹就是不可能的，但没有玻尔参与，第一颗原子弹肯定也能如期制成，可玻尔还是加入了“曼哈顿计划”。玻尔在英国稍事停留后就去了美国，去了洛斯阿拉莫斯。他参加了第一第二颗原子弹工作，并帮助解决了某些疑难如扔在日本长岐那颗原子弹的引爆问题。
就在玻尔亲身参与之际，他的希望英美尽快制成原子弹、打败法西斯的单纯想法逐渐发生了变化，他想到了更深层的问题，想到原子弹一旦制成以后的控制以及对世界和人类安全的后果，为此，他开始了自己个人的另一方向的努力。玻尔先走上层路线，他给英国大臣写信，给丘吉尔写信，又去拜见了罗斯福，提出了“开放世界”的设想，他建议英美将研制原子弹之事通知苏联。他认为，盟国之间应该互相信任，这样，战后世界各国才能共同走向和平合作的前景。不过，玻尔仍然认为，战胜法西斯是当务之急，研制原子弹是必要的。其时，爱因斯坦曾寄给玻尔一封有关战后世界军备竞赛问题的呼吁书，要求自由世界一切科学家联合起来，向政治领袖施加压力，实现世界军事力量的国际化。玻尔接信后立即去见爱因斯坦，向他说明此举在战时的不宜。
可玻尔的努力遭到了冷遇，政治家不理睬他的建议，不仅不理睬，反而怀疑玻尔的用心。丘吉尔大发牢骚，指责下属怎会让玻尔混到这件事里来的。由于苏联曾邀请玻尔访问、玻尔与苏联科学家的联系，丘吉尔甚至认为应该拘捕玻尔，至少要予以警告。一度流传的玻尔为苏联间谍的谣言，就是由此而来。玻尔在第一颗原子弹试爆前就离开了美国，当美国在日本投下原子弹时，他表示了深深的遗憾，他说：“可怕的是，这是完全不必要的。”
战后，玻尔仍继续为建设“开放世界”而呼吁，为和平利用原子能而努力，1957年，玻尔被授予福特基金会“原子为了和平”奖，美国总统出席了授奖仪式，这才多少算是弥补了当年他身受的冷遇和怀疑。
同样际遇，以后在“原子弹之父”奥根海默身上又重演了一次。
奥根海默，洛斯阿拉莫斯实验所第一任所长，第一颗原子弹主要研制者和组织者，据说美国在日本投了原子弹后，奥根海默深为遗憾，可他与玻尔的遗憾不同，他不是遗憾原子弹所造成的灾难，而是遗憾德国比日本早投降了几个月。但很快，奥根海默的态度就发生了转变，他开始为美苏两国的核军备竞赛而担忧，他坚决反对美国首先研制氢弹，大力呼吁原子能的国际控制和和平利用。为此，麦卡锡主义盛行期间，奥根海默受到了安全审查，并被剥夺了安全特许权，酿成了轰动一时的“奥根海默事件”。
这样的境界，玻尔参与其事后能够达到，奥根海默经过曲折也终于达到，为何海森伯就一定不能达到呢？
令人颇感讽刺的是，1949年海森伯去美国访问，许多物理学家，包括那些参与洛斯阿拉莫斯计划的物理学家拒绝出席招待会，他们不愿与海森伯握手，亲自制成原子弹的手，不愿去握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没制成原子弹的手。
（十）
对我们今天而言，海森伯的真实意图究竟如何，其实已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哥本哈根》已提供了海森伯三次叩门的可能选择，更重要的是，玻尔已经具有而海森伯可能具有的第三种意图，今天已成为一切善良正直的人的共同崇奉的信念。因为，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仍未离我们远去。
在战后迅速形成的冷战格局中，在美苏两大国核竞赛、核讹诈翻云覆雨的争斗中，核战争的毁灭性后果始终如利剑悬在人类的头顶。当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世界两极化格局突然终结，当基于意识形态分立而可能导致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渐趋消失，尤其是在国际关系逐渐以经济问题为主导而走向一体化，世界似已迈向欢快的新世纪。
可是，核战争的阴影并未在蓝天白云下消散。
问题的实质其实并未改变多少，甚至更趋复杂。当世界处于两极化，拥有核武器的力量是明显的，维持均衡也是简单的。可今日世界，核武器已遍布全球，除美、俄外，有英、法、中，还有后起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其对峙和平衡远不是意识形态分野所能明显区划的，既有政治原因、经济原因、种族原因，还纠缠有领土、资源、历史，霸权和报复，欺负和抗争，莫须有的已经过去的伊拉克，正在解决的朝鲜核武等等。核威胁离我们不是更远，而是更近了。
应如何应对呢？
历史提供人以智慧，哥本哈根，可作为我们的起点。哥本哈根会面给人的最重要启示就是，愚蠢而又危险的，就是以国家利益为名义的狭隘民族主义，就是专制政府最擅于挑动和煽起的愚民蒙昧主义。在国家利益和整个人类的命运和前途之间，在政客的空洞叫嚣和千百万生命之间，何去何从，一目了然。对一切善良正直的人而言，这里不存在什么两难，不存在吊诡的民族利益和国际社会的冲突，在其他问题诸如领土、贸易或大而化之的文化问题上，可能有，但在核武器问题上，绝没有。
爱因斯坦曾愤慨道：“在人生的丰富多彩的表演中，我觉得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是人格；只有个人才能创造出高尚的和卓越的东西，而群众本身在思想上总是迟钝的，在感觉上也总是迟钝的。……由命令而产生的勇敢行为，毫无意义的暴行，以及在爱国主义名义下一切可恶的胡闹，所有这些都使我深恶痛绝，在我看来，战争是多么卑鄙、下流！我宁愿被千刀万剐，也不愿参与这种可憎的勾当”。空洞的爱国是最容易被滥用的，乃至成为无数正义非正义战争的口号和口实。如果说，千百年来人类的无数战争有若干可冠以正义之名，那在核武时代再难有正义战争的可能。核战争，甚至取消了战争结局的胜负，因为，核战争的结局就是千百万生命的毁灭，乃至人类文明的毁灭和整个人类的消亡。以这样的后果权衡，爱国与否根本无足轻重，正义非正义也难有立足之地，所有政客的蛊惑人心更是不值一顾的废话。
人的生命，整个人类的生命，这是所有原则中的最高原则，是所有必须考虑利益的最后底线。决不能容许任何人假借任何名义、为任何原由，将人类拖入核战争的深渊，这是人类命运之所系，也是我们所有人当下的生命和安全之所系。
海森伯在叩门！
2005/1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