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来谈谈“减负”

        文/敬超

        关于中学生“减负”。减，还是不减，似乎已不成其为问题了，减。怎么减，减到什么程度。教师、学校、所谓一些教育“专家”们，甚至包括发文件的这“委”那“部”恐怕也没底。有人说，咋没底呢，不是规定不准给学生买参考书，控制规定书包重量，限制布置作业，还派人去学校突击检查学生书包嘛……应该说，这些都是挺“辉煌”的壮举。然而，我还是想问一问：“减负”，是个什么事情？如果连“减负”是个什么事情都没搞清楚，就大张旗鼓的这样那样“减”，将会是学生的一大不幸！学生的幸与不幸，在咱们国家，似乎并不十分重要，这要让历史来说话。就不说远古的所谓“封建礼教”“科举取仕”了吧。单从解放后的1949年10月1日算起已六十余年了。咱们办教育，先学苏联，后随美国，这应是活着的人们都“清白”的事实吧？十年“文革”红旗一收，高考恢复，仿佛又看见咱们自己的背影了，然而且慢，那是“科举”的遗招也说不定。如此看来，您说是幸还是不幸？“存在决定意识”。幸与不幸，天知地知，只能先由它去。但这个幸与不幸对现今“减负”的影响，就不能不探讨探讨了。还是来分析一下现实与历史吧。眼下议“减负”，似乎存在两个派系；一派主张“减负”。减吧，减下来就得了。这堆人，多半是所谓“少壮派”，而且人前人后混得还像个摸样，至少自以为这样。他们有子弟正在学校就读，可谓感受着学生负担的“切肤之痛”。他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认为：我们那时候，读什么书呀， “闹革命”，念毛主席语录，如今不一样活得有滋有味？有的人还同样上“工农兵大学”成大“文化人”哩！哪需要咱们这般负担重重？持这种主张的人们，他们大都正处在“有滋有味”之中，他们有权，或者有钱；特别是这权这钱都不是凭“十年寒窗”熬出来的。所以，“负重”实在不值；所以“减负”势在必行。这大约正是“减负”风起云涌的重要原因。其实，他们也曾“负重”过的，只未曾意识到那是怎样一种“负重”。比如，大批判，耍聪明，弄手段整人等等。这“负”得难道还不算重吗？要不，这些“少壮派”们恐怕也难有今日的“像模像样”。所以，同一代人中，也有少数人认为应该让孩子们有一点学习负担，甚至认为如今的学生并不十分“负重”。第二种主张则认为，给学生适当的学习压力是必要的，一味地“减负”会影响后代的质量。应视其为“忧虑系”。持这种主张的人，大多是解放初期，五六十年代毕业的大学生，他们大多夕阳已至，儿女们已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毕业，那十几年都是不大讲究“减负”的。他们是以自己加儿女两代人“负重”的亲身经历来构成“忧虑”的原由。能简单指责这种原由的无理吗？但这种主张，显然有点不合时宜，大有被“减负”的浪潮淹没之势。如此就正好成为“改革家”们“历史是残酷的”慨叹。看来，“减负”和“不减负”或者“缓减负”，虽黑白分明，功过千秋，但都是有其历史的“渊源”的。所以，发了数不清的文件，“减负”又不无例外地陷入了“打雷不下雨”的泥沼，难哪！――这，不说是教育的不幸，至少也算得上是“减负”本身的不幸！要我说，何以抓住“减负”这个具体的事情呼风唤雨啊。我可爱的“专家”“学者”“委长”“部长”们！你们的心思咋不多用到“定盘子”、“拿方针”、“指方向”上面呢？研究出一个上好的教育方针来；几个字，几句话，不足以影响好几代人吗？这样的事例古今中外不是没有。又何至于此呢？！ 

                2019.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