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资治通鉴随笔感悟】系列的第4篇文章

商鞅变法是先秦时期最重要也是最著名的一次变法，这次变法的成功让地处西北的秦国不断强大起来，成为战国首屈一指的强国。作为秦国变法富强第一功臣的商鞅，迎接他的不是全国上下的称赞与如日中天的权势，而是突如其来的车裂灭族。这样的结局着实让人唏嘘不已，因此济安不得不对商鞅变法后的事情再做一番描述，从而能更加深入的了解和体会两千四百年前那场震古烁今的变法改革。

变法成功，身首异处

秦国地处西部边陲，本身实力弱小，文化落后，战国时代诸子百家没有一位是秦国人。若没有商鞅变法可以说秦国的前途已经被地域和文化双重锁死，难有破解之法。秦所在之地本就是戎狄之区。恰如张荫麟先生所说：“西周的京畿虽然建在秦土之上，但文明的透入始终不深，就好比一件锦衣覆着褴褛，周王室东迁洛阳后，锦衣一去，便只剩褴褛。”秦国地道的音乐，直到战国晚期，还是在“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参见李斯《谏逐客令》）没有受到文明的雅化也就没有受到文明的软化。在战国七雄中秦人是最犷野矫健的，商鞅制定的征战爵赏制度使得对外战争是秦人向外破开千古死局的唯一出路。不破不立，大破大立，用最强悍、最有纪律的民族，全力向外发展，秦人遂无敌于天下。

经过两次改革后，商鞅到达了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候，在秦国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高，权势越来越大，在秦国的威望仅次于孝公。

                                                 商鞅（图片来源：大秦帝国剧照）

可惜好景不长，不久秦孝公去世，其子即位为秦惠文王，也就是前文所说犯错误被处罚的那位太子。惠文王上台后，公子虔的门人指控商君要谋反（大凡想毁灭位高权重者，造反永远是最好的罪名，商鞅如是，李斯如是）便派官吏前去抓捕。

商鞅被人告发后，逃亡至边关，想投宿旅店，但是店家见他未带凭证（因为商鞅变法，为了控制民众，就实行了“户籍身份证”制度，无证者不可收留，否则店家“连坐”），告诉商鞅留宿无凭证的客人是要治罪的。这是商鞅自己给自己挖的坑，想不跳也不行。成语“作法自毙”，即源于此。

商君没办法就急忙逃往魏国，魏国人拒不接纳，把他送回到秦国。商君无奈之下只好与他手下的门人一起来到自己的封地商於，发动自己封地的势力造反了吧，起兵向北攻打郑。（说来也可笑，商鞅一生治国精明怎么最后会逃回已经被自己害的贫弱不堪的魏国呢？在这里正是看出来商鞅法家代表的同时身上还有纵横家的影子，没什么道义可言，孝公尸骨未寒，就为活命造反。再进一步想，这战无不胜的大秦雄兵是你手创，自己的家兵亲信与秦军对抗，只是以卵击石，加速死亡而已）秦军向商君发起进攻，一举击败并俘虏商鞅。之后商鞅被车裂分尸，全家族灭...

恃德者昌，恃力者亡

《资治通鉴》中记载商君在秦国做国相时，执行法律极为严酷。有一次他曾亲临渭河处决犯人，血流得河水都变红了。他任国相十年，招致了很多人的怨恨。当时的一位名士赵良来见商君，商君问他：“你看我治理秦国，与当年的五羖大夫谁更高明？”（五羖大夫是指春秋五霸秦穆公的第一谋士百里奚，之所以叫五羖大夫是因为当年穆公用五张公羊皮把他换到手下）。赵良说：“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仆请终烧正言而无诛，可乎？（一千个人唯唯诺诺，不如有一个人敢于直言不讳。请允许我把心里话告诉您，但您不加以怪罪，可以吗？）”商君说：“好！”赵良坦言：“五大夫百里奚，原是楚国的一个乡野之人，秦穆公把他从卑贱的养牛小官提拔到万民之上、无人可及的崇高职位。他在秦国做国相六七年，向东讨伐了郑国，三次为晋国扶立国君，一次拯救楚国于危难之中；他做国相，劳累了也不乘车、炎热的夏天也不打起伞盖；他在国中视察，从没有众多车马随从前拥后呼、也不舞刀弄剑咄咄逼人；五大夫死的时候，秦国的男女老少都痛哭流涕、连儿童也不再唱歌谣，即使舂米的人也不再唱舂杵的歌谣以遵守丧礼。

现在再来看看您，您起初以贿赂主上的宠幸心腹景监为进身之途（进身之路不光明正大）；待到掌权执政，就凌辱践踏贵族大家，残害百姓弄得公子虔被迫关门不出有八年之久；您又杀死祝欢，给公孙贾以刺面的刑罚。《诗经》中说：‘得人者兴，失人者崩。’，也就是说得到人心的人兴盛、失去人心的人崩溃。刚才我说的几件事，可算不上是得人心啊。您的出行，后面尾随大批车辆甲士、孔武有力的侍卫在身边护卫、持矛挥戟的武士在车旁疾驰。这些保卫措施缺了一样，您就绝不出行，这是为什么啊？你害怕啊，你不敢直接接触百姓。《尚书》中说：‘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就是说‘倚仗仁德的人会昌盛，凭借暴力的人会灭亡。’这几件事，可算不上是以德服人。您的危险处境正像早晨的露水，没有多少时间了，却还贪恋商於这个地方的富庶收入，并且在秦国独断专行积蓄下百姓的怨恨。一旦孝公有个三长两短，秦国用来逮捕您的罪名还会少吗？”

然而商鞅却并没有把他的话放在心上，最终造成了身首异处的现实悲剧。

消灭权臣，帝王心术

说起来惠文王当真是一位有为君主，在位26年间北扫义渠，西平巴蜀，东出函谷，南下商於。难道他真的会因为公子虔编造的“莫须有”的罪名杀商鞅吗？看他在位时仍然实行着商鞅的法令便知道不然，济安觉得秦王杀商鞅至少有四个理由。

第一，商鞅当时的状态已然威胁到了惠文王的统治。“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在秦国百姓眼里只知道商鞅，而不知道大王是谁。这已经是对君王最大的威胁了，更何况商鞅是一个跟随秦孝公一起打天下的独裁、霸道执行官，孝公能够完全掌握驾驭商鞅，所以用他放心，但秦国的二代接班人怎么会容忍有这样一个飞扬跋扈的执行官呢？

反正变法的内容都已经制定好了，还不借机除掉你等什么呢？等杀掉商鞅后，新法的内容却没有随着商鞅的死去而废除，因为惠文王也知道，这一套法令足以雄震天下，富国强兵。

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是中国历史永远演不完的连续剧。商鞅死后约莫七八十年，赵国大儒荀卿游历秦国，根据他的记载，商鞅变法的成绩那时还历历可见。

惠文王继位的时候只有十九岁，想做个有为之君，要扛起秦国雄霸天下的重担就必须把权力收揽在自己手中。而他年未满二十，在秦国的地位和名声远不如商鞅，这种情况下可以说惠文王很难使群臣信服，为了震慑群臣，他同样选择了杀鸡儆猴，杀商鞅这一秦国最大的权臣足以令秦国臣民乃至六国君主震动。

                                            秦惠文王嬴驷（图片来源：大秦帝国剧照）

第二，秦惠文王内心确实不喜欢商鞅。他的两位老师因为商鞅而受到严厉的惩罚，那个年幼的太子在心中早已种下仇恨的种子。为了泄愤也要族灭商鞅。

第三，人才只能活着进来，不能活着出去。战国时代，人才忠诚度不够，四处跳槽的有的是，惠文王知道商鞅有才能，要吸取魏惠王的教训，即使我不用商鞅，也不能让别的国家用了。既然不想用了，那就杀了吧，只有死人最让人放心。

第四，恩威并施，笼络贵族。商鞅变法已经惹恼秦国贵族，惠文王刚继位，还没有什么自己的势力，相较无根无蒂靠军功上来的臣子，和自己同血缘的贵族还是可以比较容易依靠和使用的。因此要拉拢贵族，除了封官许愿外，最好的办法就是解决他们共同的仇敌——商鞅。

通过以上几点可以了解到，商鞅在孝公死后不可能有活命的机会。同时战国策中曾记载“孝公行之八年，且不起，欲传商君，辞不受”，秦孝公曾有想法要将世袭秦王传给商鞅，济安想若此事非虚，那惠文王更没有理由放过他了。上一代秦王打击贵族，变法图强，这一代秦王拉拢贵族，巩固地位，一来一回，一开一合，平衡各个集团的利益，将权力牢牢地抓在自己手中，虽然史书不曾写明，我想这就是所谓的“帝王心术”吧。

济安曰：

在商鞅的主导下，秦国先后两次实行以“废井田、开阡陌，实行郡县制，奖励耕织和战斗，实行连坐之法”为主要内容的变法。变法真正实现了富国强兵，但商鞅治理下的秦国真的那么好吗？我想要看对谁而言了，对君主来说这样的方式明显权力更大，创造传奇和功绩的可能性更大；但对于中间贵族和下层群众来说呢？只有人身的不自由、财产的被剥夺、无尽的战争、变态的刑法，生活没有半点快乐可言，可以说当时待在秦国的人一定是战国中最没有幸福感的人。商鞅受时代的局限以及法家思想的束缚，变法中一直坚信的理念是必须“弱民”“愚民”，使人民互相监视互相告密，国家才能强盛。这种思想无论是放在今天还是放在2000年前，都是不得人心的。

每一场伟大的改革都有他的不足之处，但是它的进步意义不容抹杀。鲁迅先生曾说: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鲁迅先生还说，中国太难改变了，搬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相较于因循守旧，改革艰难万分！改革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必然会有利益的冲突，必然会触及部门利益、阶层利益、集团利益，所以改革者自身很难全身而退。商鞅的变革，是中国历史由礼治向法治的转折点。商鞅变法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成功、最彻底的一次变法之一，以雷霆万钧之势改写了华夏历史的命运，奠定了华夏文明的基础，煌煌功绩，凿凿在册，成为照亮整部中国历史的一道闪电。虽然商鞅最终不能免祸，但却没有出现人亡政息的悲剧局面，秦国后继的君臣传承了商鞅的秦法，力行法治，终能一扫六合，统一天下，而后世皆承秦制，仅仅是略作改良而已，这足以证明，商鞅变法得到了最深彻的成功。

                                                               —END—

                                 济安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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