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姨的故事之《下放东北》

自从在肃反中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后，父亲就被北京电信局除名了，转由北京市公安局五处管理，1952年被发配到河北保定监督劳动改造，1956年结束四年的管制后回到北京，又被安排在五处下属的八宝山砂石厂做了筛沙工。1958年，在净化北京的政策下，父亲又一次被清理出北京，这一次地方有点远，是去东北农村当农民。

这一政策是针对有历史问题的人，让他们去北大荒继续劳动改造，按规定家属可以不去。但是父亲当时己经50多岁，去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干从没干的农活，母亲很不放心，决定和他一起去。而我好不容易盼到了和母亲在一起的机会，自然也不肯独自留在北京，就这样，我们一家三口全都踏上了去东北的路。

1958年的三月，春寒料峭。我们与同有历史问题的十几位北京老乡一起被送到了吉林省梨树县孤家子乡西河套大队分散安置。我家被分配到了第五生产队，住在新婚不久的赵善廷家的对面炕。赵善廷一家人很善良，对来自北京的我们很好奇、很同情也很照顾。两家人住在一个房间里，白天是一家，晚上拉个帘子是两家，起初很不习惯，但是因为关系处得好，倒也找到了一家人的感觉。

刚到东北，自己还没有打下粮食，我们每月必须要全家出动去30里路外的公社粮站拿回分到的口粮。父亲30斤，母亲20斤，我是10斤。我们一家人天不亮就出发，一路上走走歇歇，走到天黑才能把六十斤皮粮扛回家。

父母开始种地，我也转入了西河套小学上学，上了二年级。从没种过地的父亲，50多岁从头学习种地其困难可想而知。每当看到父亲从水稻田里回来，腿上被蚂蝗咬的到处是伤、流血不止的样子，我的泪水也会跟着那一溜一溜的血水一起流淌。为了减轻父亲的负担，我和母亲把种菜、砍柴、挖野菜等零活全包了，只让父亲干队里的农活。

我们从北京来到北大荒，吃住条件都极为艰苦。东北人家家都要做一大缸稀黄酱，每顿饭离不了生葱生菜蘸黄酱，这就免不了生寄生虫。一次我上厕所，怎么也便不利落，原来肛门塞满了蛔虫。我用手拔了半天才把十几条蛔虫拔干净。听说蛔虫在肠道钻孔，会导致肠梗阻的发生。我是幸运的，这么多蛔虫没有对我造成大的伤害，只是极度缺乏营养罢了。

北大荒的生活不光艰苦，还处处充满危险，我就曾经有几次死里逃生的经历。

一次，我独自一人去挖野菜，路上竟然遇到一只狼，这只狼身材高大，双眼闪着绿光盯着我。我吓坏了，手里拿根棍子站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我想起村里人告诉过我，遇到狼不能跑，只要手里拿着棍，独狼是不敢上来的。又说狼腿是最脆弱的地方，俗话说麻杆打狼腿，两头害怕，如果它冲上来，我就先打它的腿。就这样，狼瞪着我，我拿着棍也瞪着狼，两个对峙了好一阵后，狼转身离开，我也飞奔回家。回到家告诉妈妈后，自己倒没怎么害怕，妈妈却吓哭了，她紧紧抱着我，泣不成声。

还有一次，我放学回家过独木桥。独木桥上漫上了河水，人走上去脚底打滑，我一个不小心，打了个趔趄人就掉到了河里，书包带挂在了桥桩上，我漂在汹涌的水面上大喊救命。这时恰巧来了一位大婶，她一只手拉着我的胳膊，一只手扳着桥面，一点一点挪着把我拉到了对岸。回到家，母亲看到我湿透的衣服和书包，问了我的遭遇后又哭了好半天，她埋怨我为什么没问清那个大婶家在哪村，叫什么名字，想要感谢救命之恩都找不到人！

第一年的秋天，我们收获了自己种的粮食，一家人终于能吃饱饭了。当哥哥特地从新疆回来探亲，看到我们有饭吃时很是欣慰。

哥哥走的那一天，母亲送到村口，一直泪流不止。哥哥走得没影了，母亲还呆呆站着不肯回家，嘴里不停的念叨着“这是最后一面，这是最后一面，我再也看不到我儿子了！”我当时理解不了母亲的心情，埋怨她在说胡话。

现在想来，母亲在冥冥之中有感知，这一次见面，果真就是母亲和哥哥的最后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