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生活不止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

“我认识的这些演员、主持人，真的是爱读书，他们之所以能把各自的荧幕形象塑造得那么好，之所以声音能够有那样优雅的气息和气质，其实离不开他们的阅读。”

一个多月前，著名作家、南京大学教授毕飞宇的音频节目《毕飞宇和你一起读经典》上线了。

在音频节目的发布会上，毕飞宇提到了上面所说的明星——郭采洁、祖峰、江一燕、周一围、郝蕾、梅婷、林海、王雪纯、路内，他们在毕飞宇的节目中自愿担任了经典篇目的领读人。

曾凭借《青衣》走入人们视野、又以《推拿》获得茅盾文学奖，如今的毕飞宇已是中国文坛炙手可热的人物，连前不久天津高中生的期末考试卷中都出现了他的文章。

他靠着自己的一支笔，让世界记住了这个从苏北走出的文学少年。

渴望

当时间回到1994年，毕飞宇本有机会在那年便一炮走红。

当时，张艺谋已是国内外著名的大导演，而毕飞宇的名字以编剧的名义出现在张艺谋执导、巩俐主演的电影《摇啊摇，遥到外婆桥》中。

毕飞宇成为媒体争相采访的对象，但一切的采访都被他拒绝了。毕飞宇不想依靠别人的名气来宣传、推介自己，这在他看来“极不体面”。

那时，毕飞宇30岁，他不在乎“成名要趁早”，他在乎的是：“我必须得靠自己的一支笔把自己写出来！”

此时，距毕飞宇发表处女作已经3年过去了。

1991年，《花城》杂志上出现了一个陌生的名字，这个作者就是毕飞宇。

此前2年，一篇题叫《孤岛》的小说从南京寄往广州，被塞进了《花城》编辑部堆积如山的来稿中。

幸运的是，一个年轻的女编辑朱燕玲蹲在地上处理稿件的时候，翻出了《孤岛》，最终让它得以见光。凭着字里行间的感觉，朱燕玲认定了这篇小说的作者是一个七十来岁的人。

而将视线重新转移到南京，在南京特殊师范学校里，《孤岛》背后的作者却是年仅二十来岁的一位姓毕的老师。

这个刚刚工作的青年，还处在“一无所有、一事无成”的阶段，一周只要上八节课，时间剩得太多，没有电视、没有电脑，到晚上就更加没事干。

于是，一到夜里，毕飞宇就埋头写小说。写起小说的毕飞宇精力无限充沛，像一只时刻预备着引吭高歌的小公鸡。

孤独的岁月，让毕飞宇承受了孤独的痛苦，也享受了孤独的利益。在一篇篇小说中，他逐渐让自己饱满起来。

写完小说，毕飞宇就立刻投出去，《人民文学》《收获》《钟山》《花城》《作家》这几家当时最有份量的文学期刊都不断收到毕飞宇的来稿。

然而，等待毕飞宇的是一封封退稿信。不比当下的互联网时代，那时退稿就意味着一个作家的文字完全没渠道被更多人知晓。

毕飞宇在收到退稿后又反反复复地投，在他快要被退稿退疯时，《花城》编辑朱燕玲向他伸出了第一根橄榄枝。

拿到《花城》样刊时，毕飞宇的内心却异常平静，那是长期的焦虑之后突如其来的平静。那时，他也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人生即将改变。

狂人

在接下来的许多年，各大文学刊物上都频繁地出现了毕飞宇的名字，而在现实生活中，毕飞宇却度过了情绪最为低落的6年。

1992年，毕飞宇离开南京特殊师范学校，来到《南京日报》，每天骑自行车上班需要八十分钟。在《南京日报》工作的第二个月，他就后悔了，因为这注定不是一个属于他的集体。

“我写不了新闻。我能把假的东西写得像真的，但我也能把真的东西写得像假的。我最痛恨的三个字就是‘本报讯’。写下‘本报讯’这三个字我就会处于弱智的状态，全世界都缺氧。”

现实中越压抑，毕飞宇就越想通过写作来逃避。这6年，毕飞宇几乎是生活在一篇又一篇的小说里。

截至1998年毕飞宇来到《雨花》杂志工作，他已经发表了《叙事》、《雨天的棉花糖》、《哺乳期的女人》、《上海往事》、《楚水》等作品，也囊获了不少文学奖，包括在文坛极具份量的“鲁迅文学奖”。

在写作中，毕飞宇称得上是一个狂人。写到不能自拔时，堪比演员彻底入戏时的癫狂状态。

写《玉米》的四十天里，毕飞宇在夜深人静时，曾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批评家李敬泽：“我写得好啊！我怎么就写得这么好呢？”

写作的高潮，一点也不亚于生理的快感。

在写《祖宗》期间，毕飞宇曾感到一种十分怪异和鬼魅的力量。深夜两三点，窗外电闪雷鸣，毕飞宇被惊得蹲在地上，灵魂出了窍，真实世界和想象世界的氛围在那一晚浑然一体。

“在写作状态特别好的时候，你其实不是人。你能感受到你在日常生活里永远也感受不到的东西，这也是写作的魅力之一。”

相比于现实生活，想象构筑了作家的另一种真实，一个小说家往往要经历着双重生活，而在想象的这一重生活里，甚至比现实生活的经历更加触目惊心。因此，毕飞宇的每一次精神成长也都是在写作中完成的。

“在写《玉秀》之前，我是上帝，100%地控制着笔下的人物，到了写《玉秀》的时候，我意识到了，我不是上帝，虚构里的人物也是人物，她是有权利挑战我的。”

从1991年发表处女作《孤岛》到2001年发表《玉秀》，这10年时间，毕飞宇都无意间扮演了自己小说里的“上帝”。然而，在他写《玉米》时，意外却发生了，“那个叫玉秀的姑娘老是站在一棵树的后面，在盯着我，目光很不本分。”

小说里的人物有了自己的生命，她撩拨得作家毕飞宇蠢蠢欲动。40多天后，《玉米》竣工了，第二天，毕飞宇就在电脑上开始了《玉秀》的创作，生怕耽搁。

正是玉秀，让毕飞宇从上帝的角色回归到作家本身，他塑造了玉秀，而玉秀也再造了他。

“我做了十多年上帝，有一天我醒悟过来了，我是作家，不是上帝，做作家的感觉比做上帝更好。”

疼痛

《玉秀》改变了毕飞宇对权力的认识，因此，他把《玉秀》看作是对一个作家的提升，也是对人的提升。

然而，在写《玉秀》的过程中，毕飞宇却独自经历了难以忍受的煎熬。按照小说内部的逻辑走向，死亡是玉秀的结局，但玉秀又偏偏是毕飞宇所写小说人物中最爱的那个。他觉得自己就像杀人犯一样，一个字一个字地杀死了最深爱的玉秀。

鲁迅说：“所谓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撕碎给人看。”毕飞宇却认为悲剧里最让他心痛的是“把所爱的东西撕碎给人看。”

难以释怀玉秀的死，毕飞宇选择放弃已写好的作品，又重写了一遍，把玉秀——一个已经死亡的女孩重新拉回了人间，“否则，我可能永远不得安稳。”

在写关注盲人的小说《推拿》时，毕飞宇同样遇到了折磨。由于小说采取的是散点透视结构，如何让小说能构成一个整体，毕飞宇一度深陷困惑。    

《推拿》前后一共写了13个月，其中90%的内容都在前4个月里完成了，剩下的9个月都在不断调整最后的两三章，甚至因为写不下去，毕飞宇差点决定放弃这部小说……

写作，让毕飞宇收获了荣光，却也必须忍受常人无法体会的疼痛。但疼痛，对一个敏感的作家来说，是唏嘘的，又是迷人的。

在毕飞宇童年的时候，就尝尽了漂泊的滋味。因为父母工作的调动，从童年到少年，毕飞宇每隔三四年就被迫搬一次家，随着每一次搬家，他的生活也一次次被连根拔起，在男孩最需要群居的年纪，毕飞宇却几乎是在孤独中度过。

在《苏北少年“堂吉诃德”》中，毕飞宇形容当年说：“十五岁少年一下子就老了，他的沉默布满了老人斑。”

儿时的毕飞宇还经常目睹着自己的父亲被红卫兵架着推出去，在万人批斗会上，父亲被批斗、被迫作出投降的姿势，而毕飞宇作为红小兵代表，还要在大会上作批判发言。

随着毕飞宇慢慢长大，想起童年往事，他说：“即便在文革那样的环境下，父亲也从来没有丧失他的尊严，他从没求饶、说不得体的话、做有辱自己的事情，即使站在那被批斗，底下有上万人在呼口号，父亲依旧站在那纹丝不动。”

父亲的骨气、知识分子气影响着毕飞宇，让他深刻意识到，人的尊严、做人的体面是第一要紧的事。

然而，父亲终究是一个被时代耽误的文人。他在很年轻时就被从城里送到乡下去，等到1979年回城的时候，父亲人生里最黄金的岁月已经永远失去了。

父亲的不甘心和无奈被身为儿子的毕飞宇看在眼里，在他2000年发表的小说《青衣》中，通过筱艳秋这个京剧人物，表现了人生的大苍凉和大无奈。《青衣》是毕飞宇在世纪末作出的一声长叹。

文学就如一方良药，治愈了成长路上的疼痛。

毕飞宇也希望更多的人能爱上阅读，享受文学。在《毕飞宇和你一起读经典》的音频节目中，毕飞宇庖丁解牛般地解读了《红楼梦》、《阿Q正传》、《项链》等中外经典作品。

他说：“如果我的行为能为推动全民阅读哪怕做芝麻大的贡献，我也是高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