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学义界

湘学研究丛书（绪论）

绪论一、湘学义界

近年来，随着地域文化研究的蓬勃发展，湘学研究以其鲜明的学术特征和深厚的历史传承而横空出世，成为了当世之显学。

我们认为，尽管对湘学的概念众说纷纭，人各一词，但顾名思义，湘学应该属于学术的范畴。按《旧唐书·杜逻传》云：“素无学术，每当朝谈议，涉于浅近。”学术一词系指有系统的学问。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学与术》云：“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致诸用者也。”当然有一点“经世致用”的意味。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更进一步说：

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而政策、法律、风俗及历史上种种现象，则其形质也。故欲观其国盛衰强弱之程度如何，必于学术思想丐求之。

据此，我们知道，学术思想是学术研究与实践的产物；而且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演绎，带有系统性、传承性乃至地域性诸属性。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它直接规范着我们以后将要论述的湘学的载体，以及为什么说湖湘文化、湖湘学不能等同于湘学。

自抗战时期李肖聃先生出版《湘学略》以来，人们习惯于在湘学这同一标签下，作着内容不同的表述。这是颇为滑稽的文化现象。因此，在申述本书的湘学概念之前，我们有必要略作梳理及评骘，对历史文献或流行词汇中的湘学含义，就其特定内容或指称重叠处，作一些辨析。

首先看湖湘学。明儒黄宗羲《宋元学案·武夷学案》有“湖湘学派之盛”一语，后人于是据此以为湘学即湖湘学，亦即湖湘学派。按所谓湖湘学（湖南学）是由南宋大儒朱熹及其弟子在《朱子语类》中提出来的，意指南宋绍兴年间形成的地域性儒家学派，亦即著名学者胡安国、胡宏、张栻等人在湖南的学术研究和思想传播活动。这当然实质上是指南宋理学在湖南形成的地域性学派。其学术传承是十分清晰的：当理学兴起之初，二程兄弟激扬于北方。赵构南渡，理学遂南传。后二程弟子、上蔡谢良佐传武夷胡安国，胡安国传其子胡宏，胡宏传绵竹张栻。胡宏隐居南岳二十余年，著《知言》六卷、《五峰集》五卷、《皇王大纪》八十卷。青年张栻往衡山从学，深得胡宏赏识。张栻后又主讲城南、岳麓书院，著《论语解》、《孟子说》、《南轩书说》等。他们的学术活动都在三湘四水之间，故朱熹及其弟子以湖湘学（湖南学）名之。湖湘学是大师手笔，当然非同凡响；然而如果将它等同于湘学，则颇觉其义欠缺。因为湖湘学的理学特色是由天道和人道统一建立的宇宙本体论，以形而上与形而下一体不分建立的宇宙本体论，强调体用合一。胡宏以为“性是气之本”，倡导否定“理欲两极对立”的人性论，主张恢复封建制和井田制。张栻则以为“太极即性与人性至善”。观湖湘学派诸大师宏论，程朱道学面目显示无遗。而逮及明末，王船山却大异其趣。船山远绍北宋思想家张载“理势合一”的历史观，完善了张载的学说，主张经世致用，奠定了船山学的学术基础；之后，又由魏源构建了其学术结构。遗憾的是，湖湘学恰恰没有包括船山学，没有延伸或泛指明到清中后期湖南的学术思潮，这就使得它在实质上与陈亮的永康之学和叶适的永嘉之学一样，是一个义界比较狭窄的宋代理学支派。

将湖湘学等同于湘学，虽其义欠缺，但我们以为积极因素亦是显而易见的。作为地域学派，湖湘学的代表人物均非湘人。二程是河南洛阳人，谢良佐是豫人，胡安国、胡宏父子是闽人，张栻是蜀人，只是因为他们开宗立派的学术活动在三湘大地，所以冠以湖湘学派，称雄于南宋之世。这也是从另一方面，雄辩地说明了“湘中之学”并不一定非要是“湘人之学”。

其次看看清季以来较为广义的湘学。如上所述，湖湘学也可以理解为狭义的湘学；于是，近世不少学者将湖湘学向上远绍北宋，向下延伸到清末民初，统名之曰湘学。如李肖聃写的《湘学略》实际上就是一部湘学简史，李氏的湘学内含从“濂溪学略第一”到“流寓学略第二十六”，依次评叙了周敦颐、胡安国、胡宏、张栻、朱熹、吴猎、胡大时、蒋信、王夫之、文炤、王文清、魏源、唐鉴、胡达源、贺长龄、贺熙龄、邹汉勋、邓显鹤、曾国藩、左宗棠、罗泽南、郭嵩焘、吴敏树、李元度、王闿运、王先谦、皮锡瑞、叶德辉、朱文炢、谭嗣同等人的学术成就。后之人论及湘学内含，同乎李氏者还有朱汉民《湘学原道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王盾《湘学志略》（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版）、周柳燕《湘学》（湖南科技出版社2010年版）等，诸家实质上都奉李肖聃为圭臬，他们所认定的湘学代表人物不过是在李氏二十六学案的基础上有所增删而已。

我们认为，树立这种较为广义的湘学概念，其积极意义荦荦大者亦有三：

其一，谭嗣同《论六艺绝句》云：“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杨毓麟《新湖南》中说“船山王氏以其坚贞刻苦之身，自立宗主，当时阳明之说遍天下，而湘学独奋然自异焉。”在王船山关于理气、道器、心性、理欲、知行等传统的哲学范畴全新、透辟的唯物论论证启迪下，在其“实用”的理论武器辉耀下，清代中后期至民初出现了一大批湘学名家和人才群体，前者以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王闿运、王先谦、张百熙、皮锡瑞、易顺鼎、叶德辉、杨昌济等为代表，后者主要有湘军集团、时务学堂和湖南史学家群体。在此历史时期，名家学者层出不穷，学术思潮汹涌澎湃。尤其是咸丰年间湘儒通过创立湘军，将“天下唯气”理论用于事功实践，其成就达到极盛，让南宋事功学派（应包括吕祖谦东莱的婺学、陈亮的永康之学和叶适的永嘉之学）黯然失色。这一时期的湖南学坛以经世为纲，以践履为本，以经邦济世、强国富民为价值取向，讲求实事、实功、实效，强调“致知”、“力行”。这是一段彪炳中国近代学术领域的学术思想大潮，将其纳于湘学而名世，当然不仅合乎中国学术史的实际，而且让后之湘人扬眉吐气，万丈豪情！

其二，湖湘学的一大特点是传承清晰、道统鲜明。如他们奉二程为祖师，谢良佐——胡安国——胡宏——张栻，可以说其间脉络，较然可睹。然而清则清矣，未免狭窄；明则明矣，未免偏颇。而李肖聃以及后来的王盾、周柳燕所列的湘学人物，就颇具兼容并蓄之妙。朱汉民《湘学原道录》虽然高揭道统大纛，却将二胡、朱、张、船山、魏源、曾国藩、郭嵩焘、谭嗣同一一论列，一团和气，此道彼道，论者固了然于心，读者大多不求甚解。公允平和，不立门墙。

其三，打破了“湘中之学”和“湘人之学”的界限。前已叙及，湖湘学的主将胡安国、胡宏、张栻都不是湘人，但他们著述、讲学的衡山及岳麓书院、城南书院都在湖南，而且他们都长眠在湖南，将自己学术之根连带血肉之躯都融入了湘中之地。因此，湖湘学是实实在在的“湘中之学”。在这种观念支配下，很多学者都面临着艰难的取舍。如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岳麓书社1985年版）遍论清代中期至民初的学人，从汤鹏论到章士钊，就是不收录王先谦。对此，钱氏在“余论”中解释说：

或又问于余曰：“王先谦与王闿运骈称二王，亦一时显学，成书数千卷，而著籍弟子且千人。吾子斐然有述，何遗此一老耶？”余应之曰：“唯唯，否否，不然。昔王益吾先生以博学通人督江苏学政，提倡古学，整饬士习，有贤声。余生也晚，未及望门墙；而吾诸舅诸父以及中外群从，多隶学籍为门生者。流风余韵，令我低徊。然文章方、姚，经学惠、戴，头没头出于当日风气，不过导扬皖吴之学，而非湘之所以为学也。”

可知钱氏不收录王先谦的缘由，就是认为王氏所治非“湘中之学”。而以李肖聃为代表的较广义的湘学，则对于“湘中之学”与“湘人之学”有适当兼顾和整合。应该说，这也体现了近现代湘人学者的大智慧。

最后，我们认为，除了湖湘学与湘学的关系之外，对于湖湘文化与湘学亦要有清醒的辨析。因为近年来，往往有人认为两者二而一，一而二，混淆这两个概念。

前已叙及，湘学之“学”指的是具有学理意义的知识体系与学术思想。而湖湘文化则不然。按湖湘文化，首先应是属于文化范畴。《晋书·束皙传》云：“文化内辑，武功外悠。”南齐王融《曲水诗序》云：“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可知文化的原意是指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所施的文治和教化之类的治国之术。后经历代演绎，意义渐趋丰富，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上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巨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湖湘文化将地域和文化结合，则指湖湘地区数千年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综合。它不仅包括哲学、伦理、政治、法律、文学、艺术、宗教等精神文化内容，而且还包括民风、民俗、民族心理等所谓“俗文化”，甚至还将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建筑文化、历史遗存、江山胜境、湖南地区土特产等物质文化都包括在内。王盾在《湘学志略》说：

湘学是特定时代的地域化学术思想，湖湘文化则是湖湘地区数千年来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综合体。湖湘文化是湘学发生与发展的载体，而湘学则是湖湘文化在特定时代的内核。

尽管我们不完全认同王先生的湘学概念，但王说透辟而中肯地指出了湖湘文化与湘学在特指含义和指称范围的不同，则是值得赞赏的。

本书所谓湘学义界，系在李肖聃诸家的基础上，上溯至秦汉两晋隋唐，将宋以前的湖南学术称为古湘学阶段。按《文心雕龙·史传》云：“虽湘州曲学，亦有心典谟。”《战国策·赵策二》云：“穷乡多异，曲学多辨。”可知在六朝时，湖南就以学术擅名，并有异于中原学术。我们将宋以前较为漫长的湖南地域学术名之曰古湘学，应该说是于典有征的。我们的理由简而言之，有以下两点：

其一，朱汉民指出：“如果追溯湘学的渊源，一方面可以追溯荆楚文化及湖湘之地的流寓学者的思想源头；另一方面可以关注唐宋以后中国文化重心南移，从而追溯到两宋儒家的学术形态。”湖南原本楚地，楚文化敬鬼好巫、神秘浪漫。马王堆汉墓曾出土《易经》、《老子》等二十余种著作，说明这些学术著作曾流行于长沙一带。屈原既放，漂泊湖湘，其辞赋如《天问》等篇，就对天地、自然、社会、历史提出了上下求索的力行思考。其后汉文帝五年，贾谊谪居长沙，其《鵩鸟赋》则直抒胸臆，表达了他关于天道、造化、阴阳的原道观念。到了唐代，又有著名文人柳宗元、刘禹锡流放湖南。他们深受湖湘之地求索天地的原道气息感染，柳宗元在永州撰《天对》，根据屈原《天问》，试图回答屈原对天地自然、人文社会中的各种疑问，给两汉以来盛行的神秘主义的“天人感应”说有力的反击。刘禹锡在寓湘时期所写的《天论》诸文章中，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的思想。他们均对以后两宋复兴儒学、重建儒学的道德形而上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屈原、贾谊、柳宗元、刘禹锡的主要身份都是文学家，然而，他们一来到湖湘，都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了与其他地域作家迥异的理性追求，他们潜心思考，深入探讨宇宙大本大原的天道，从而使得他们的作品甚至主要是文学作品具有学术内核。这样的学术内核当然启迪了好学深思的湘人的心智。因此说他们开启了数千年湘学，这是一点都不过分的。

其二，魏晋以后，湖南产生了为数不少的湘籍哲学家和史地学家。如罗含，有哲学著作《更生论》，其关于“天”的论述闪耀着朴素唯物论的光彩，是流传至今的湖南最早的一篇哲学著述。邓粲的《晋纪》、《元明纪》、《老子注》，车胤的《孝经注》，罗含的《湘中纪》，唐代欧阳询的《艺文类聚》等，更是确凿无疑的湘人论著。这些在宋代以前的湘楚文化的结晶，这些在宋代以前的湖南地区的学者的论著，都可以看作湘学的地域文化基础和思想渊源。

正由于以上考虑，我们将宋以前湖南地区的学术名之曰古湘学。

我们注意到，近年，方克立主张将湘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湘中之学”和“湘人之学”的适当兼顾与整合。湘中之学是指在湖南这块地方产生和传承的学问或学说，它既包括湖南人在湖南地域创立的学说，如船山学；也包括外省人在湖南地域创立的学术思想，如属于湘学范畴的湖湘学就是由二胡、张栻等外省人创立并发展的。同样，湘人之学也不尽在湘中，湖南人走向省外，走向国外，他们在学术上所取得的成就，明显地体现了湘学传统和湘学精神的，也应该包括在湘学之内。这当然是切中肯綮之论。

本书所论之湘学，系指广义的“湖湘地域之学”，具体指战国秦汉至清末在中华民族三千余年历史进程中，于湖湘大地滋生、传衍、发展，具有深深的湖湘地域烙印，并为外界基本认同的湖南学术。诚如晚清学者戴德所云：“三闾（屈原）以孤愤沉湘，元公（周敦颐）以伊尹为志，遂开湘学仁侠之大宗。”

在战国至清末的较长历史时期，湘籍或非湘籍的学者所撰述、传播的各种知识、观念、学问，均具有湖湘地域学术意义，当然应该纳入湘学脉络中来。

要之，湘学滥觞于屈骚贾赋，肇源于王充张载，发轫于罗含“更生论”，衍生于濂溪“无极而太极”，孕育于胡氏父子“知言”，激扬于碧泉、石鼓、岳麓、城南诸学院，奠基于船山“六经责我开生面”，构建于魏源“经世”、“师夷长技”之学，拓宇于道咸军兴与同光洋务，弄潮于晚清民国惊波骇浪，纵横驰骋、捭阖弛张，高标危立于中华学术文化的演进历程。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