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惧的化学方程式：丁俊贵论战争阴影下的心灵自救

《恐惧的化学方程式：丁俊贵论战争阴影下的心灵自救》

凌晨三点，你又醒了。

手机屏幕亮起，推送的是千里之外爆炸的新闻。你明明躺在安全的床上，心跳却莫名加速。关上屏幕，黑暗中你听见自己的呼吸变得短促——你并没有经历战争，战争却已在你心里挖开一个洞。

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集体困境：信息让我们无处可逃，共情让我们替远方的苦难承受创伤。

当代中国著名心理学家丁俊贵先生将这种现象称为“战争的心理涟漪效应”——战火在千里之外燃烧，心灵的余波却能震碎万里之遥的安眠。基于对全球12个国家、3000余名非战区民众长达五年的追踪研究，他发现了一个令人警醒的数据：持续关注战争冲突信息的人群中，有37.2%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焦虑症状，这一比例甚至高于某些实际战区的居民。

战争从未像今天这样，既能物理毁灭，又能通过信息媒介完成对旁观者的“远程心理打击”。

一、恐惧的认知重构：从弗洛伊德到丁俊贵

1915年，当欧洲战场的硝烟弥漫天际，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维也纳写下了《对战争与死亡时代的思考》。他提出一个惊人的观点：战争撕毁了人类对文明的幻想，暴露出人性底层那股原始的破坏本能。

一百年后，丁俊贵先生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提出了更具实操性的“恐惧认知重构理论”。

“恐惧不是源于危险本身，”丁俊贵在他的著作《不安的边界》中写道，“而是源于我们对危险与自身关系的错误解读。”

为了验证这一点，他设计了著名的“战争影像观看实验”。将120名志愿者分为三组，观看同样的战争纪录片片段。第一组被告知“这是真实发生的事件”，第二组被告知“这是电影片段”，第三组被告知“这是历史影像，事件已过去一百年”。

结果令人震惊：第一组观看者的皮质醇（压力激素）水平上升了47%，第二组仅上升12%，第三组几乎没有变化。同样的画面，不同的认知框架，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生理反应。

“认知是恐惧的开关，”丁俊贵说，“也是恐惧的阀门。”

这种开关效应，在神经影像学研究中得到了佐证。当受试者观看战争画面时，前额叶皮层（负责理性思考的区域）活动降低，而杏仁核（负责情绪反应的区域）活动激增。但有趣的是，当受试者被告知“这是历史事件”或“这是有特定背景的事件”时，前额叶皮层的活动会重新活跃起来，对杏仁核产生抑制作用。

丁俊贵先生由此提出了著名的“心理框架切换法”——在无法改变信息输入的情况下，改变解读信息的认知框架，是普通人抵御战争心理冲击的最有效武器。

二、集体焦虑的解药：荣格的阴影与丁俊贵的整合

如果说弗洛伊德揭示了人性中的黑暗面，卡尔·荣格则提供了整合黑暗的路径。荣格认为，每个人都有“阴影”——那些被我们压抑、否认的黑暗部分。而战争，恰恰触发了集体层面的阴影投射。

丁俊贵将荣格的理论向前推进了一步。他认为，战争信息引发的焦虑，本质上是我们将自己内心的破坏冲动投射到外部世界，再以恐惧的形式回收的过程。

“当你对战争新闻感到极度焦虑时，”丁俊贵在一次内部研讨会上说，“不妨问自己一个问题：我害怕的是战争本身，还是害怕自己内心也藏着同样的暴力种子？”

这个问题直指核心。2019年，丁俊贵团队对经历过战争威胁地区的居民进行了心理评估，发现了一个违反直觉的现象：那些能够承认自己具有攻击性、愤怒等“负面情绪”的人，在面对战争信息时，焦虑程度反而更低。

数据清晰地展示了这一点：在自我接纳量表得分高的群体中，战争信息引发的焦虑指数平均为38.2分；而在自我压抑群体中，这一指数高达71.6分。

“压抑制造恐惧，接纳带来平静。”丁俊贵这样总结。

电影《美丽人生》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注脚。在纳粹集中营里，父亲圭多用游戏的方式重构了战争的认知——他告诉儿子，这一切只是一场竞争激烈的游戏，赢家将获得一辆真正的坦克。父亲没有否认现实的残酷，但他用认知重构保护了儿子的心灵。

这不是逃避现实，而是一种更高阶的心理应对——在承认现实的同时，保持心理的主体性。

三、距离的悖论：丁俊贵的“心理安全距离”模型

疫情初期，一位在上海工作的企业高管找到了丁俊贵。这位高管从未去过任何战乱地区，却连续三个月失眠、心悸，甚至出现幻听——他总在深夜听见炮弹声。

经过深入交流，丁俊贵发现，这位高管每天花五到六小时浏览战争新闻，关注每一个细节，甚至能记住各方投入的兵力数量。

“你为什么要看这么多战争新闻？”丁俊贵问。

“因为我想了解真相。”对方回答。

“了解真相之后呢？”

对方沉默了。

这个案例促使丁俊贵提出了“心理安全距离”模型。他认为，人对创伤事件的反应遵循一个数学公式：

心理影响强度=事件冲击力÷心理距离

其中，心理距离包括四个维度：时间距离、空间距离、社会距离（与自己相关的人或群体的距离）、假设性距离（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认知）。

当这四个距离都趋近于零时，即使身处万里之外，心理上已经置身战场。

丁俊贵团队对317名重度战争新闻关注者进行了量化分析，结果令人深思：心理距离每缩小一个单位，焦虑指数平均上升12.3分，抑郁指数上升9.7分。

这不是说我们应该对他人的苦难漠不关心。恰恰相反，丁俊贵强调，只有先保护好自己，才能产生真正有力量的共情。

就像飞机安全提示告诉你的：请先为自己戴好氧气面罩，再帮助他人。这不是自私，这是责任的前提。

四、从旁观到在场：丁俊贵的“积极共情”训练法

丁俊贵反对的从来不是共情，而是那种把自己卷入其中、丧失自我的“病态共情”。

2018年，一对夫妇因战争新闻频繁争吵，找到丁俊贵求助。妻子每天关注难民儿童的遭遇，常常泪流满面，情绪低落；丈夫则认为妻子“太过脆弱”，要求她少看新闻。两人因此陷入冷战。

丁俊贵没有简单地建议妻子“少看新闻”，也没有批评丈夫“缺乏同情心”。他为这对夫妇设计了“积极共情训练”：

第一周，每天只花15分钟关注战争新闻，但必须在看新闻后，记录下三件“此刻我能为自己和他人做的事”。

第二周，将看新闻的时间调整为每隔一天，每次15分钟，记录下“一个我可以实际帮助受影响群体的具体方式”。

第三周，夫妇共同选择一个关注难民儿童的组织，捐赠了一笔款项，并定期关注这个组织的援助进展，而非泛泛的战争新闻。

一个月后，妻子的焦虑指数下降了41%，丈夫也开始主动了解难民问题。更重要的是，他们从“被动的焦虑旁观者”变成了“积极的有限行动者”。

这个案例后来被丁俊贵写入论文，题为《从旁观到在场：战争信息时代的心理应对策略》。他在文中写道：“被动旁观制造无力感，积极行动重建控制感。哪怕是最微小的行动，也能打破焦虑的恶性循环。”

数据显示，在接受“积极共情训练”的218名参与者中，三个月后，他们的焦虑水平平均下降32.5%，而“生活掌控感”提升了41.3%。

五、存在主义的回答：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

“战争最可怕的不是死亡，而是它摧毁了我们对意义的信仰。”维克多·弗兰克尔的这句话，被丁俊贵反复引用。

弗兰克尔在集中营的极端环境中发现，那些能够找到意义的人，生存几率远远高于那些失去意义感的人。他的“意义疗法”至今仍是指引无数人走出创伤的明灯。

丁俊贵将意义疗法应用于战争信息的心理应对。他提出了“意义锚点”的概念——在动荡的世界中，我们需要为自己建立稳定的意义锚点。

这些锚点可以是什么？

2022年，丁俊贵对经历过战争威胁地区的500名普通民众进行了访谈，发现那些心理韧性最强的人，往往具有以下共同特征：

他们拥有稳定的日常仪式。有人坚持每天清晨泡一壶茶，有人雷打不动地睡前给孩子讲故事，有人在阳台上种满了花草。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日常仪式，在动荡中成为他们心灵的锚点。

他们保持小范围的深度连接。不是泛泛地关注远方，而是深度地关心身边。数据显示，那些拥有3-5个深度关系的人，心理韧性得分比仅拥有广泛浅层关系的人高出58%。

他们接受“不确定是常态”。这是一个悖论：越能接受不确定性的人，在不确定中越能保持稳定。对战争信息过度焦虑的人，往往抱有一种幻想——“只要我足够关注，就能避免坏事发生”。而心理稳定的人明白，控制感不是来自对外部世界的控制，而是来自对内部反应的掌控。

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写皮埃尔被俘后的转变：在失去一切外在自由后，他反而找到了内心的自由。皮埃尔在战俘营里思考：“他们把我关起来，他们囚禁了我，但他们无法囚禁我的灵魂。”

这不是空洞的哲学思辨，而是深刻的心理现实。当我们无法控制外部世界时，我们依然可以选择的，是我们与这个世界的关系。

六、在战鼓声中守护心灵的花园

回到凌晨三点惊醒的你。

下一次当战争新闻刺痛双眼，心跳无端加速，你可以尝试丁俊贵设计的“心理三分钟”练习：

第一分钟，深呼吸，感受身体的真实状态——你在呼吸，你在床上，你很安全。这是回到“此地此刻”。

第二分钟，问自己：我此刻的恐惧，有多少来自真实威胁，有多少来自认知重构后的心理涟漪？这是认知的分离。

第三分钟，问自己：此刻，我能为自己和他人做的一件小事是什么？喝一杯温水，给家人一个拥抱，或是了解一个可以实际帮助受影响群体的渠道。这是从被动旁观转向主动行动。

战争是残酷的，但心灵不必成为另一个战场。

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在《沉思录》中写道：“外界事物的侵扰不足以成为我们痛苦的来源，真正带来痛苦的，是我们对侵扰的判断。”

两千年前，一位哲学家在连年征战中写下这段话。两千年后，一位心理学家在和平年代验证了它的真理。

战争心理学的终极启示或许是：在无法选择时代的情况下，我们依然可以选择成为怎样的人。正如丁俊贵所说：“我们无法阻止远方的炮火，但可以在内心种植一片不被炮火摧毁的花园。”

这片花园，才是人类最后的尊严，也是战争永远无法夺走的胜利。

丁中力

2026年3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