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吃货作家”到“文狐”的修炼之路

汪曾祺题

1.站在吃货链顶端的作家

深夜不读汪曾棋，读罢腹中饥饿，甚矣。

有人曾对现当代作家作了一个排名，论成就，汪曾棋是排在十名之外的，然，若论对吃食的研究与写作，我觉得，汪曾祺是能进前三的。

当时，写吃的文人不少，会吃的大家也多，但用既会吃又会做还写得好的作家怕是没有几个。

不同于知堂写吃的冷峻深刻，张爱玲的才气逼人，梁实秋的吃客形象，汪曾祺写吃，多了一些俗气，此俗气并非“庸俗”，而在于它的俚俗、朴拙、民俗浓重，地域风味。

市井生活之中的一草一木，一箪食一瓢饮，皆可入味。

他笔下的吃食，皆是生活中常见的角色。充满了浓厚的烟火气息，他是惯不用绚丽繁缛的辞藻来“辜负”读者的。

最有名的高邮鸭蛋:

高邮咸蛋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

高邮鸭蛋

这篇选在中学教材中的课文，当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一提到高邮，就想到鸭蛋，一想到鸭蛋，就想敲破鸭蛋一角，筷子头一扎，红油就吱——冒出来。

豆汁儿

豆汁儿

一口铜锅，锅里一锅豆汁，用小火熬着。熬豆汁儿只能用小火，火大了，豆汁儿一翻大泡，就“澥”了。

香椿拌豆腐

嫩香椿头，芽叶未舒，颜色紫赤，嗅之香气扑鼻，入开水稍烫，梗叶转为碧绿，捞出，揉以细盐，候冷，切为碎末，与豆腐同拌（以南豆腐为佳），下香油数滴。

香椿拌面豆腐

一箸入口，三春不忘。

狮子头

狮子头

猪肉肥瘦各半，要“细切粗斩”，如石榴米大小，荸荠切碎，与肉末同拌，用手抟成招柑大的球，入油锅略炸，至外结薄壳，捞出，放进水锅中，加酱油、糖，慢火煮，煮至透味，收汤放入深腹大盘。

鳜鱼

鳜鱼

鳜鱼刺少，肉厚。蒜瓣肉，肉细，嫩，鲜。清蒸、干烧、糖醋、作松鼠鱼，皆妙。

除了这些，吃货作家汪曾祺还写了很多，如:

青青蔬菜类:

拌菠菜，咸菜茨菇汤，蒌蒿，枸杞，荠菜，马齿苋，萝卜丝，韭菜花，豆芽，茄子，炒苞谷等。

肉食者不鄙:

狮子头，镇江肴蹄，霉干菜肉，东坡肉，乳腐肉，腌笃鲜，火腿，腊肉，白肉火锅，烤乳猪，黄鱼鲞烧肉等。

鱼我所欲也:

鳜鱼，黄河鲤鱼，鲥鱼·刀鱼·鮰鱼，石斑鱼，虎头鲨和昂嗤鱼，鳝鱼等

果香浓浓:

梨，石榴，桃，木瓜，地瓜，杨梅，核桃，石榴等。

食豆:

豌豆，黄豆，绿豆，芸豆，豇豆，扁豆，红小豆，蚕豆等。

茶缘:

蟹爪水仙，碧螺春，狮峰龙井，青茶、绿茶，花茶，红茶，沱茶，乌龙茶等。

诸菌:

青头菌，牛肝菌，干巴菌，鸡油菌，鸡㙡等。

汪老的神奇之处，在于妙笔，这些平常的食物在他笔下似乎都带上了一层美颜，身价倍增，迫不及待想大快朵颐。

汪老爱美食，留恋人间烟火，正他自己所说:人生如梦，我投入的却是真性情。

2.“自是君身有仙骨，剪裁妙处不须论”

自是君身有仙骨

如此一个会吃会写的有趣的人，其经历也必然是有趣的。

1920年，旧历正月十五，元宵节，汪曾祺生于江苏高邮。

其父汪菊生，才艺多样，才气逼人，擅绘画，篆刻，各类运动，为人谦和又热心公益。汪菊生对汪曾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汪曾祺的才子气息，从根源上是来自他父亲的。

汪曾祺的童年，就是一副水墨画。

高邮，水泊环绕，水多，淖也多。每逢春夏之际，水盛，淖中烟波浩淼，沙洲上长满茅草与芦荻，芦花吐着新穗，紫灰的穗儿，软软的。淖中长着青浮萍，紫浮萍，银灰浮萍，水蜘蛛。偶尔惊起一只青桩，擦着芦穗，扑鲁鲁飞过，惊艳了时光，也浸染了汪曾祺的整个童年。

  在战乱中辗转度过中学时光，汪曾祺于1939年8月考入西南联大，这段时光，是他一生最重要的时光之一。 

进入西南联大后，汪曾祺颇负盛名，因其“颇具歪才，善能胡诌”。当时的西南联大，学风自由、民主、开放，没有一套严格的“施政纲领”，各系主任都“为官清政”以近乎无为的态度管理学生。这所学校名师荟萃，群星璀璨，吸引八方学子，越过封锁线，风餐露宿，不远万里而来。

有的人来是为了寻求真理，有的人是为了寻找智慧，而汪曾祺，是为了潇洒。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听说北大的学风是很自由的。学生上课考试，都很随便，可以吊儿郎当， 我就是冲着吊儿郎当来的。

我寻找什么？

寻找潇洒。”

他说自己是一个不用功的学生，常不上课，但是乱七八糟看了不少书。晚上不睡觉，跑到图书馆看书。校舍十分安静，因为与坟地只有一墙之隔。有一天晚上看到深夜，忽听墙外传来声声细乐，他很纳闷，坟地怎会有细乐，但确实是听到了。

在西南联大，对他影响最大的，应是沈从文先生。

沈从文先生讲课，虽说是毫无系统，但非常谦抑，讲得很诚恳，甚至天真。话中常带有未发挥罄尽的余意。令人受益无穷。

汪曾棋有一次写了一篇小说，竭力想使对话美一点，有哲理，有诗意。沈先生说:“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的脑壳在打架。”沈先生认为写人物应该“贴近人物去写” ，而不是架上一层花里胡哨的空壳子，这是一种极其朴素的写实手法，也是写人物的精髓，这对汪曾祺的影响是很大的。

闻一多先生讲课也是极有意思的。讲楚辞，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

讲到情深处，总爱拿出烟来，翻云吐雾一番，于是底下也有一帮学生，跟着翻云吐雾，其中就有汪曾祺。

曾经有一次， 汪曾祺替人写了一篇读书报告，写李贺的诗是“画在黑底子上的画，故颜色浓烈”。闻先生大为赞赏，他是喜欢这种新奇，不平庸的才气的。

一次汪曾祺根据一同学的一句新诗“愿殿堂毁塌于建成之先”填了一首词，作为诗法课的练习交给了王了一先生，王先生评其“自是君身有仙骨，剪裁妙处不须论”。汪曾祺的才，是透着仙气的。

罗常培先生说，他喜欢两种学生:一种，刻苦治学；另一种，有才。

汪曾祺无疑是第二种的。他的才气颇“歪”，又带着一股潇洒，仿佛清晨林间里的雾气，你一进去“扑哧”一声消散了，不一会儿，又围在了你的身边，是俏皮的，灵动的，孩子气的。

但是，这种才气朱自清先生却是不喜欢的，他批评汪曾祺的吊儿郎当，不用功。

朱自清先生上课一些不苟，认真严肃，一首词一首词地挨着讲，让写笔记，小考大考不断，汪曾祺就有点儿受不了，逃课。

后来，罗常培先生说让汪曾祺去当朱自清的助教，朱自清先生回绝了，说:“这个学生都不听我的课。”

汪曾祺慌了。

但是联大的教授还是很爱才的，更喜欢鼓励学生创新。不怕新，不怕怪，不尚平庸，不喜人云亦云。

在这样的环境下，才培养了汪曾祺别样的文学风格。

3.文与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

说起汪曾祺的文，不得不提《受戒》和《大淖记事》。

《受戒》中，主要讲了小和尚明海和小英子之间朦胧的爱情故事。

和尚的恋爱在中国传统文学中是一个禁区，汪曾祺打开这个禁区， 不仅没有放出猛兽妖魔，还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清新淳朴，自由率真的世界。

因为他笔下的和尚，是世俗的，是能在大殿上杀猪的，是能打牌杂耍的，是能收租借钱的，也是能娶老婆的。

作者开头是这样写的:

“明海的家乡出和尚。就像有的地方出织席子的，有的地方出箍桶的，有的地方出弹棉花的，有的地方出画匠，有的地方出婊子，他的家乡出和尚。”

这里是把和尚给职业化了，没有了神秘、庄严肃穆的氛围，充满了人情味，把“和尚”的神圣性给消解了，与宗教无关了，与信仰也无关了。

“和尚”成了一门营生了。

  汪曾祺描写的是实实在在世俗中的人，因此明海和小英子相识相爱也是发生在世俗生活里的，是一种朦胧的爱情，唯美，诗意的，像芦苇荡上飘着的一层轻烟。

汪曾祺巧妙的将宗教与爱情，佛性与人性和谐地融为一体，漠视了清规戒律，张扬了人性，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有诗意的世俗生活。

如果说《受戒》是在写健康的人性，那么《大淖记事》便是在写如何化解矛盾。

《大淖记事》是写了十一子和巧云在不屈服于刘号长的暴力勇敢相爱终成眷的故事。

这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活力，消解矛盾的活力。

两个年轻人面对刘号长暴力与野蛮，并没有悲泣，没有绝望，而是勇敢的去追求，去生存。映射出面对生活中不可调和的矛盾是应保持一种积极的健康向上的活力与真实的情感。

在文中

十一子被刘号长打得半死时,巧云捧了一碗尿碱汤，放在十一子嘴边说:“十一子，十一子，你喝了。”
十一子微微听见了一点声音，他睁了睁眼，巧云把尿碱汤灌进十一子喉咙。
不知道为什么，她自己也尝了一口。

情到深处，两个人的感情令人落泪，在暴力的压迫下，生在乱世中，生活还得继续。

作精致的小人物，需要投入真感情。

最后，巧云挑担挣“活钱”去了，她和邻居姑娘媳妇一起，挑着紫红的荸荠，碧绿的菱角，雪白的莲枝藕。
十一子的伤会好么?
会。
当然会！

作者给了《大淖记事》一个喜剧的结尾也透出一种对生活的活力。

汪曾祺的小说里描写的便是这样一种健康有力的生活。

一些单纯清新的市井小人物，一片风俗馥郁醇朴的乡情，一起交织在写意空灵的文字中，充满了浓郁的人情味。

除此之外，汪曾祺善用冲淡，清新，平和，幽默的语言来装点文章。

《葡萄月令》中:

“九月的果园像一个生过孩子的少妇，宁静，幸福，而慵懒。
“十月，我们有别的农活。 我们要去割稻子。
葡萄，你愿意怎么长，就怎么长着吧。

这语言，平和又饱满，读罢真有一种吃了一大颗甜葡萄的感觉，甜津津一直到心底。

还有些是见惯了幽默的。

《夏天》中描写的栀子花:

"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弹都弹不开，于是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妈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

有人曾说，幽默是公主，娶回来固然不易，过日子尤为艰难，与幽默过日子，同生活的汪曾祺，似乎并未受到生活的善待，倒添了几分黑色幽默。

四方食事

4.我不是文如星斗，遗世独立的散仙，我是一只老文狐啦。

失恋，醉倒在大马路上；失业，差点儿心灰意冷跳进江里，被老师沈从文写信骂醒。

1957年被打成右派，1958年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劳动。

体育少有及格过的弱书生，开始的拼命干农活。劳动是沉重的，当时的汪曾祺一度想着只要下一步不倒下来，死掉，就得拼命地干:起猪圈，刨冻粪，扛粮食袋……

晚上和农民挤炕头，白天去果园喷波尔多液，喷到白衬衫变成浅蓝色。

再到后来又下放沽源“马铃薯研究站”。组织上交给他一项重大任务，画一套《中国马铃薯图谱》。

沽源是一个绝塞孤城，在清朝就是一个罪臣流放之地，四周荒无人烟。

沽源地处高寒地带，一到冬天，酷寒无比。他要独自踏过厚如比城墙的积雪，走过坝上，去绘制各类马铃薯图谱。

窗外寒风如刀， 声声剜进血肉里。

在1962年初，调回北京担任京剧团编剧。

然而，安稳日子还未过几天“文革”开始了。

“文化大革命”，因为有“前科”，第一批就被揪出来了，贴上大字报“老右派，新表演”，批斗，抄家，游街……

之后在江青的“赏识”下“控制使用”，创作“样板戏”，其滋味，可想而知。

在重重压力下，汪曾祺终于炼成了“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

不同于丁玲的”逆来顺受”，“遇”到不顺的境遇，“安”也是不得已。

本不是我的错，却有着强加的罪名，不得不受苦受难。

既是如此，还能怎样，不如想开些，哄着自己玩，；不如“坐对一丛花，眸子澈如湖”；不如将悲号化为沉痛的滑稽感，将屠夫的凶残化为一笑。

上世纪八十年代，整个民族的大悲痛刚刚结束。“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占主导地位，汪曾祺以《受戒》，《大淖记事》，《岁寒三友》，《徙》等小说和散文复出文坛。

用诗化，散文化的手法写小说；用生活化，口语化的手法写散文，与废名的田园小说相呼应，与沈从文的湘西凤凰小说一脉相承。文字清新自然，简约朴素，化俗为雅。

描写的大多数是凡夫俗子，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流。

主题内容多是围绕着人性之美:善良，朴实，纯真，忠厚。

加之民俗文化与自然之美的融合，绘出一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的水墨画。

复出文坛之时，汪老已是“六旬”。六十岁才冠以“作家”称号是大器晚成了。

弄笔半纪，已生华发。

作为一位老作家，汪曾祺显然有太多沧桑故事，然而，他却将这些沧桑，苦难都冲淡了。

扑面而来的是乐观，阳光的香气。他将儒家的精神与庄禅意识融入文字中，构建出一个人道主义世界，赞美着人格独立与精神自由。

被贾平凹称赞为“汪是一文狐，修炼老成精。”

他是“抒情的人道主义者”

他是“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

他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他也是废墟上的一抹传统的残阳。

他隐于人群之内，静观事态，洞察生活，目光清澈如水，闪着黠光，又沉淀着漫天的星子。

1997年月5月16日，汪曾祺逝世。

那一天，心里像长了一片薄薄的云，飘过来，飘过去，下不成雨，怀中尽是萧瑟山风。

如今二十一年过去了，再次寻觅，斯人已逝。

凝风而立，落叶纷崩。

全世界都是凉的，只你这里一点是热的。

汪老，其人品，其文品，若是爱了，便是一辈子。

参考文献:

《汪曾祺作品选》，《四方食事》，《人间草木》，《生活，是很好玩的》，《我们都是世间的小儿女》

《汪曾祺年谱》

《废墟上的一抹传统的残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