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证是不是商品？怎样才能更有效率地达成公正？
陪审团是否带来真相和公正
公证是不是商品？怎样才能更有效率地达成公正？
这几篇都是在讨论民主投票的问题，一人一票的表决能否让我们更接近真理，陪审团制就成了我们关注的问题，因为它是前者的解决方案。
总体说，法庭上审理的案件，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种叫抗辩制，是通过正反双方的辩论来厘清事实；另一种叫纠问制，就是专家型的法官，通过不断追问来寻找真相。
大陆法系大部分实施纠问制；英美法系大部分实施抗辩制，陪审团是其的核心。二者哪一个更有效率、更能带来公正，是大家争论的焦点。
这个问题的权威之一图洛克教授，对民主产生的效果，抱有深深的怀疑。他把同样的逻辑和思路，带入到陪审团制上，提出了颠覆传统的观念，但又逻辑井然、令人信服，就是陪审团制往往降低，而不是增加了人们发现真相的几率。
法律经济学界有部权威词典叫《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和法律词典》。其中陪审团这个条目就是由图洛克撰写，而且都是批评的。
特洛克教授说，很多人认为陪审团能帮我们更好地找到真相，在现实生活中，好像这种制度安排很罕见。
每当要做重大决定时，比如大学学那个专业，该不该恋爱，该不该结婚，要不要生孩子等决策，我们怎么做呢？
自己好好思考，找那些最关心、了解我们，而且最有经验的人，帮助我们做出更好的决策。
不会随便跑到大街上找12个人，要求这12人跟我毫无瓜葛，对我要做的事情漠不关心，一无所知，让这12个人坐下来，然后我在他们面前分别阐述正反方观点，让他们投票来参与，甚至我的重大问题。
我不会这么做，但为什么在决定一个人有没有罪，应该坐多长时间牢，这么重大的问题上，我们这样做呢？
哪怕实施陪审团制的国家，在追求真相时，也不会采取陪审团制。比如美国会采用我们习惯的办法，就是找最有经验的人组织一个调查组，取得真相。
我们知道，美国初级法院会完成对事实认证环节，中高级法院只能挑战初级法院审案的程序，没有权利挑战陪审团做出的事实认证。也就是陪审团认定的事实，永远不可推翻。这12个随机普通人，对复杂案件作出的判断，到底有多准确呢？
公证是不是商品？怎样才能更有效率地达成公正？
比如著名的辛普森杀妻案。在刑事法庭中，12个陪审团员，10个美籍非洲人，一位是美籍墨西哥人，还有一位白人女人，在这个陪审团黑人比例很高，辛普森也是黑人，被判无罪。
但这件事在民事法庭被判有罪，陪审团员没有黑人，不能说种族倾向对判案结果没有影响。当然还有智力水平，理论上陪审团员是随机的，平均智力应该跟社会平均智力相等。
但事实上，智力水平更高、时间成本也更高的人，有各种办法来逃避当陪审团员的责任。想不当陪审团员很简单，只要表现出适当的偏见就可以了。
这时，陪审团员的平均智力处于社会平均智力之下，往往是那些时间成本比较低，充满好奇，甚至刚获美国国籍想过把瘾，但英语还没有过关，听不懂法庭上复杂抗辩的那些人，做到了陪审团员席上。
很多法庭剧也有这样的情节，就是这样或者那样的证据，不能给陪审团过目，不能作为呈堂证供，就是因为陪审团员智力不高，不能理解复杂问题。
图洛克还做过一个非常经典的假定。假定案件中有一个好人，一个坏人。彼此知道各自情况，但坏人不承认自己是坏人，要到法庭上为自己辩解。
两种司法体系可供选择，一种是抗辩制，一种是纠问制。纠问制下法官说了算，法官的水平高低不等，假定水平高的判案准确性越高，当然收费也越贵。
纠问制中，好人当然愿意多付一些钱为自己辩护，因为多付钱请到的法官就更高级，更能找出真相。而国家政府也希望找到真相，也愿意花一点钱请资深的法官。
只有坏人不愿意花钱，因为这样败露的机会比较大。这时，钱都花在了刀刃上，用来请更资深的法官追求真相上，效率更高。
相反，抗辩制中，坏人也有意愿，多花钱请好律师为自己辩护，在法庭上展开一场精彩的辩论。而律师擅长在陌生人面前表演、操控他们，这些伎俩到有经验的法官那里容易被戳穿。
这时诉讼中花费的资源，一大部分由坏人支付用来搅浑水，整个审判的效率就要低很多。花好多钱得到一场精彩的辩论，用来做电影电视剧的素材，它有娱乐价值，但对追求真相起反作用。
问题：你认为抗辩制更好，还是纠问制更好，为什么？
纠问制更有效。法官应该有专业化分工，细分才能专业化，专业化才能提高质量。
至于纠问制下，法官会不会腐败的问题。腐败的法官要收黑钱，这个消息很容易传出去。现在通过大数据的方法统计法官在判案过程中的规律性，通过这个规律，很容易看出哪个法官是腐败的，不公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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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选择过程
公共选择学派最早叫非市场决策理论。当时的经济学家，有个坚定的信念就是，经济学的基本规律不应该仅在市场内适用。只要试用，一定是人基本行为规律的刻画，必定能适用在非市场领域。
于是他们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分析政府体制的行为，宗教领域的行为，在家庭爱情婚姻方面的行为。当然只有应用到这些现象中，才算真正的有用、普适和深刻。
人们选择的理由往往由立场决定
以前我们认为人有不同想法，不同理由就会采取不同行动，而采取什么立场，什么态度、原则、愿望、理由，似乎是外生的，系统之外天然决定的。
但实际上人们，偏好什么理由，强调什么愿望，可能不是事实的原因，而是事实的结果，人们在不同制度下，会自然的喜欢不同理由，不同说法，有不同追求。
管制的结果会和管制的愿望发生偏差
一项政策最后的赢家和输家，往往跟原来的预想不一样。比如美国早期实施一种规定说，商家不能在周末营业。后来有人提出改革建议，说应该周末营业，可以增加收入。
但很多商家反对，图洛克解释说，商店统一周末不营业，顾客会做出预期提前购买，所以营业额并没有下降。但由于周日休息，节约了营业成本，反而利润高了。
因为利润高了，商人会更倾向来这里开店，挤入更多的人利润被分薄了，所以这些地区，利润不比别的地方高了。
这时如果要废除这个规定，就有一些商家营业成本上升，甚至被迫离开，这就是商家反对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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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民偏好决定候选人的竞选政纲
过去以为，候选人会追求大众利益，但实际上一个政党要赢得选举，一定是根据选民偏好分布来定制的，投其所好的的政纲。
仔细分辨什么叫大多数人的意愿
边沁曾说，我们改造社会的目标，是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但实际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
因为每当我们追求最大化时，不能同时追求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指标最大化。比如我要你最快的速度来上海，可以做到，就是租架直升飞机。我要你最便宜的价格来上海，可以坐火车。
如果说要选择最快最便宜的方式来上海，那就无所适从了。我们经常会说多快好省，这就让人很困惑，要多就不可能快，要快就不可能好，要好就不可能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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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请你谈谈三个礼拜的公共选择学派学习，给你带来最大收获是什么？
首先颠覆了政治家这个概念，由政治家变成了政客。其次一直觉得陪审团制非常美好，现在发现美好只是表面。
最后是一个组织中能活下来的是类似的人，不论你最初是什么样的人。
谢谢欣赏，观点来自《薛兆丰的北大经济学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