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与困顿：论贾平凹的乡土书写（一）

秦腔如烈酒，五味杂陈，不可一饮而尽

前言

通观贾平凹的创作历程《秦腔》（2005)可 视为一个分水岭。这部小说既整合了作家以往的 叙事经验，也影响了他曰后的乡土书写。《秦腔》之后，贾平凹书写故土，接连推出 《高兴》《古炉》《带灯》《老生》《极花》《山本》 等长篇小说，从中我们确实能看出贾平凹思想与艺术的追求。正因是追求，也不免有追而未及、 求而不得之处。在既往的学术研究中，贾平凹每—部作品都是评论界的‘‘宠儿”，这些即时性的评论对贾平凹的新作往往褒贬不近年来，已有学者着眼于开展历时性研究，相关成果丰富和拓展了贾平凹小说的阐释空间。本文致力于分析贾平凹《秦腔》以降的乡土书写，总结其求索的经验，同时，也不讳言其存在的问题。

一、思想与现实的错位

相比贾平凹以往的小说《秦腔》对乡土世界的呈现较为全面，内涵也较为丰富，是其后期创作的奠基性作品。嗣后，他无论反映现实还是审视历史，或延续《秦腔》的经验，或弥补其不足。 正如论者所言，在《秦腔》中，“乡土生活经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总结‘回去’的心理再次出现, 但同时又有了一种新的情绪，构成了这部作品的基调”。这种“情绪”或“基调”，确有某些新质。这一新质，主要体现为贾平凹在创作思想上，整合了农民意识与知识分子意识，力图实现对乡土问题的双向透视，使小说兼具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双重品格。一方面，贾平凹站在农民的立场， 较为真实地展现农民的生活细节与情感世界；另—方面，他又努力借助知识分子的现代意识，反思农民无法察觉或无从表达的问题。

从宏观上看《秦腔》写出了改革开放以来， 乡村秩序解体与农民生活的转变。其所涉问题， 在贾平凹曰后的创作中，沿着现实与历史两个维度渐次展开。这些作品在叙事时间、人物形象、 艺术形式上不尽相同，却共同讲述了一个20世纪至今陕西农村生活的“大故事”。这个“大故事” 既有现实感，又有历史内容。《高兴》（2007)接续了《秦腔》中农民进城的问题，道出农民与城市间的隔阂；《带灯》（2013)将叙事集中于乡镇 干部这个政府与农民间的“缓冲地带”以及农民 ‘‘上访”问题；《极花》（2016)关注的是农村衰落后，农民拐卖妇女及农村人口失衡的问题。在历史层面，贾平凹则从书写历史片段上升为写‘‘史志”。 《古炉》（2011)集中笔墨于特殊年代古炉村经历的历史阵痛《老生》（2014)将视野扩展到20世纪前80年中的四个时期，书写农村的动荡及民心、民风之变；《山本》（2018)则致力于以小寓大，为20世纪上半叶的秦岭做“志”。

在透视现实问题时，贾平凹站在农民立场， 再现了农民的生存现状与内心世界，揭示出农村复杂的矛盾纠葛。在《秦腔》里，贾平凹将乡土世界衰落过程置于代际差别中呈现。老一代与新一代农民，在政治理念、经济意识、审美偏好乃至婚恋观念上都有明显差异。他们面对乡土文明衰落，即便留恋已无从留恋；对于新事物、新问题的涌现，纵想回避却避无可避；而年轻劳力进城的故事则在《高兴》中展开。抽空了年轻人后， 农村的生机与活力日渐丧失，这才导致了高兴为结婚而卖血、卖肾，结果女方“却嫁了别人”。小说虽主要写农民沦为城市底层后的遭遇，但其前置的问题是农村全面衰落与人口结构失衡，只不过彼时“底层写作”方兴未艾《高兴》的这一问 题也未引起足够重视《秦腔》中的种种隐忧，到 了《带灯》中已成为突出的社会矛盾。主人公带灯作为镇综治办主任，面对一群各有理由的上访户，维稳工作做得异常艰难。这些上访户多为留守农村的老弱病残。这群老无所依、病无所养之人，将上访作为最后的救济渠道，遇到的却是阻碍与拖延。而在《极花》中，农村甚至出现了非法买卖妇女的现象。这种现象在法律与道德层面都不能被容忍，却切切实实地存在于现实中。贾平凹道出了农民身陷其中的真实感受，表达了他们内心世界的矛盾与痛苦。在小说中，黑亮将城市视作吸空了农村的“血盆大口”，而胡蝶的心理 活动则更为复杂：“黑亮这样骂着，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再说话，我也是被城市吸了去的，可农村里没有了姑娘，农村的小伙子就不会去城市里有个作为了而吸引女性，却要土匪强盗一样地拐卖吗？”更进一步说《带灯》与《极花》所涉问题，在十余年前的《秦腔》与《高兴》中都已萌芽；而贾平凹正是站在农民立场，对他们最初的 “隐痛”和后来的“剧痛”都及时察觉并付诸文 本，在一定程度上击中了乡土世界的某些软肋。

从知识分子的现代视野出发，贾平凹则揭示出素质低下、能力匮乏的农村干部对农民造成的伤害。《秦腔》中的三任书记各有问题，夏天义保守狭隘又自我迷信；新书记秦安怯懦且不具才干； 夏君亭看似与时俱进，但鼓吹的是‘‘奔小康看谁能多赚外来的银钱”，还时常为腐败辩护。正是这些干部们的不作为或乱作为，使农民忍无可忍, 继而发生暴力抗法事件。及至《带灯》，新一代干部越发肆无忌惮。贾平凹以带灯的工作为中心，牵出的大多是老问题，但也触及一个更大的新问题: 长期积累的矛盾已然千头万绪，干部们却只想政绩而不理头绪，唯有带灯和一个办事员在四处维稳。 在《秦腔》中，贾平凹写到暴力抗法时，写出了 ‘‘不闹不解决”的农民维权模式，这种模式在《带灯》里已演变为常态化的上访。然而，从县乡到村镇，干部们只会层层传导维稳压力，还将制止上访纳入政绩考核。于是，小患终成大患，带灯终被逼疯。此外《秦腔》中公款吃喝的歪风邪气《高兴》里农民工遭遇非法压榨《带灯》中大工厂对 绿水青山和农民健康的破坏《极花》里派出所长腐败并纵容妇女买卖……这些媒体报道中的“新 闻”，在未成‘‘新闻”时已被贾平凹及时捕捉而化作小说的细节，这也显示出他对某些问题的透视， 不仅锐利而且有预见性，因而，其作品的部分内容确有“引起疗救的注意”的思想价值。

在历史书写中，贾平凹同样试图整合两种思想意识。历史，看起来是一个严肃而伟大的词， 但在文学中，它不应遮蔽人作为价值主体和生活主体的位置，相反“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且进行战斗。并不是‘历史’把人当做手段来达到自己一仿佛历史是一个独具魅力的人一的目的。历史不过 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基于此， 贾平凹站在农民立场上回望历史时，关注到社会动荡对农村的具体影响，着意精雕细刻农民的曰常生活，写出了农民在生存底线上的挣扎。在 《古炉》中，贾平凹正是透过扎实的细节，努力还原特殊年代的农民生活与情感，而未流于浮泛的批判，最终写出了一群‘‘活生生的人”。这种追求与贾平凹的农村经历有关，如他所言：“对于过去的苦难，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惨不忍睹，也吃惊 怎么就活过来了！”因此，贾平凹写那段历史时， 能基于自身经验，较为真切地体察农民的所思所感，让人透过生活的细枝末节，感受到家家户户原本都把钥匙放在大门上的古炉村，生产、生活、 人际关系怎样从淳朴和谐变为不可收拾。从知识分子视角出发审视历史，贾平凹则揭示出当权者对农民的利用、欺骗与愚弄。在《山本》中，陈先生与陆菊人之间有段颇令人玩味的对话：

陆菊人说：那你看着啥时候世道就安宁啊？陈先生说：啥时候没英雄就好了。陆菊人愣了起来，说：不要英雄？先生，那井宗丞是英雄吗？陈先生说：是英雄。陆菊人说: 那井宗秀呢？陈先生说：那更是英雄呀。陆菊人就急了，说：怎么能不要英雄？镇上总得有人来主事，县上总得有人来主事，秦岭 里总得有人来主事啊!

笔者倾向于将这段对话作为理解《山本》的钥匙。 在贾平凹的思想视域中，陆菊人这样的农民具有二重性。他们背负着“精神奴役的创伤”渴望世道安宁，却又将自身命运交给‘‘主事”的‘‘英雄”；然而，社会一旦安定，这些人又埋头苦干， 靠勤劳创造财富。正是在此背景下，作者写出了当权者对农民愚昧与勤劳的双重利用。尽管《山本》在叙事上有明显的不足，但我们不得不承认， 在着墨最多、细节铺展较充分的井宗秀身上，贾 平凹所寄予的批判意识不乏深刻之处。

正因贾平凹的思想追求整合了两种意识，所以他对乡土世界的透视，有时的确较为全面和敏锐。然而，二者本质上毕竟不同，在文本中如不能水乳交融，就有可能导致整而未合，以一种错位的方式共存于文本中，或模糊不清，或彼此扞格，或彻底撕裂，总之就是不够通透。贾平凹未必没有自己清晰的思想，但更希望展现面面俱到的问题意识，从而彰显文本内在的思想张力；但他在叙事时未能处理好彼此的逻辑关联，便降低了思想的通透性和清晰度。譬如在《秦腔》中， 贾平凹想唱一曲乡土挽歌。不过他也明白，在现代化进程中另弹别调，有可能被指认为掉入‘‘反现代”的漩涡。因而在小说中，叙事者倾向于笔下老一代农民的忧思与感慨，甚至带有对乡土的留恋和对城市的敌视；“隐含叙事者”又使这一代农民先后作古，使叙事者自我阉割，并通过新一代农民以各种渠道进城，来体现城市的吸引力。 《秦腔》中这种暧昧不清的思想态度，实则是作者在乡土挽歌中被动地加入了 “现代”的叙事“装置”，试图冲淡过于浓重的恋旧情绪。而到了《高 兴》，贾平凹则将知识分子意识主动投射到人物身 上。主人公高兴是一个进城务工的农民，其农民意识与城市秩序格格不入。这原本可以成为一个思想支点，撬动城乡之间文化隔阂的问题。然而， 贾平凹却把高兴预设为一个有文化的农民，让他时不时带有知识分子的腔调，以替代作者传递知识分子的思考。结果，高兴时而是农民的话语方式，时而又转为知识分子话语方式，话语的混杂也损害了人物形象的自洽性。

《秦腔》《高兴》的问题并没有阻碍贾平凹追求的脚步，他仍然希望通过人物形象有效传递他的现代意识。因此在《带灯》中，贾平凹塑造了一个身处污泥浊水却有精神追求的形象。为了避免两种意识纠缠不清而造成混杂，作者从结构上将小说分为两部分，从而令带灯分解为两个形象， 一个活在‘‘给元天亮的信”中，一个活在现实工作中。虽然小说对现实矛盾的揭示确有价值，但作者并未让带灯的精神追求植根于此，反而另辟—条线索去展示现代性的精神视域。在理论上， 这一追求或如昆德拉所言：“小说审视的不是现 实，而是存在。而存在并非已经发生的，存在属于人类可能性的领域，所有人类可能成为的，所有人类做得出来的。小说家画出存在地图，从而 发现这样或那样一种人类可能性。”而贾平凹希望 达到的精神境界，确实与之相契合，如他在《带灯》的《后记》中所说：

我们的眼睛就得朝着人类最先进的方面注目……怎样不再卑怯和暴戾，怎样不再虚妄和阴暗，怎样才真正的公平和富裕，怎样能活得尊严和自在。只有这样做了，这就是我们提供的中国经验，我们的生存和文学也将是远景大光明，对人类和世界文学的贡献也将是特殊的声响和色彩。

这段令人动容的文字显示出贾平凹的雄心与眼界。 他的创作预设是：带灯即便身陷卑琐、灰暗之中， 仍有仰望星空的精神追求。然而，贾平凹并未写出带灯在理想之火行将熄灭时，如何努力燃起精神之光，而是让她长期给“能写书”的省政府副秘书长发短信。这些短信肉麻、暧昧、啰唆，比如“又看你的书而你说历史上多少诗家骚客写下了无数的秦岭篇章却少提到樱镇，那么我也得怨你如何的墨水把家乡连底漂进你心里怎么就没有一投瞥爱你如我的女人?”可以说，这种华而不实的表现方式，彻底割裂了带灯这一形象。一个已婚乡镇女干部受困于现实时，不思念、不联系自己的丈夫，反而将元 天亮短信作为心造的幻影，臆想着自己与他的精神关联，梦呓般倾诉着不知所起、不知所云的情感。 这种精神多少显得有些神经质，因而带灯最终被现实逼疯的悲剧性力量也大打折扣。

总而言之，贾平凹将农民意识与知识分子意识并置，有时会使小说的审美意蕴产生错位。贾平凹对乡土问题的把握确实比较敏感。不过，他擅长的还是在农民的传统意识下，描摹那些深入生活肌理的细节，从中透视乡土万象背后的精神和人性等问题，再辅之以必要的现代观照。而当其每每刻意彰显知识分子意识时，往往或有损小说的思想清晰度，或造成人物形象的不完整，这也是贾平凹小说创作中长期隐含的困顿之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