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记忆》5：山田，想说爱你口难开

山田，不是人名，是乡邻们对在丘陵地区开荒地的统称。虽然丘陵不是山，但平原湖区的人还是习惯称之为“山”，其田也称其为“山田”。

我的家乡是汉江边上的平原湖区，人多田少。上世纪五十年代，平原湖区的生产大队都在邻近的丘陵乡镇开荒种地，本组的三百多亩“挂坡地”就是这个时期形成的。

虽然丘陵地区的人口较少，广阔的山地也不像现在“名花有主”，但外乡人来圈地开荒，还是引起了当地群众的不安和不满，经常与开荒的人们发生冲突，甚至出现过打伤打残的现象。

大锅饭时代，每到插秧和收割时节，全组的青壮年男人都要住到山田上去。那时山田建有“农资屋”（谐音），也就是三五间“干打擂”土墙布瓦的房子，忙时供“出工”的人吃饭住宿，闲时则装农械物资。睡觉是地铺，吃饭是免费，出工则记工分，不过大多数农户年底是超支。

想想也真可悲，一大家人辛辛苦苦干一年，到头来却欠集体的。不过那时，户户都一样，既没有很穷的户也没有很富的主，大家心态都很平和，不像现在的人们心浮气躁、端碗吃肉、放筷骂娘。按时尚的说法，虽然没有什么物质上的获得感，但幸福感却很强。

时光荏苒。转眼到了八十年代，组里的三百多亩山田都分到了个人，我家按人头也分得三亩多水田。

可别小看这三亩多水田，当时可收二千多斤稻谷，是一家人全年的口粮。但真正从经济效益的角度考量，则成本高，不是很划算。

虽然只有三亩田的水田，却分散在方圆约两公里远的四个地方，耕种收割异常麻烦、艰难。每年的插秧季节，父亲都要提前带着干粮（或是糊的粑粑、或是一大钵子米饭）“上山”守水泡田、犁地打耖。

记得有一年插秧，我与妻子早早起床，在乡政府旁边吃了点稀饭油条，便骑着自行车上山。等我们赶到时，父母和妹妹已经把“秧把”打入了整好的田中。

用绳打好“厢”后，我、妻子、妹妹、母亲依次排开，不时相互鼓励：“看谁先到头。”我刚开始还行，时间一久，就跟不上了，腰也疼、手臂也酸，没办法只好将拿秧把的左手放在左膝盖上坚持。这样虽然轻松一点，但速度却慢了下来。

到日上中天，是又干又饿，脸也晒得通红。当时村集体的房子已拆，既没落脚午休的房屋，附近也没有树荫，只好头顶烈日，就着旁边堰塘的水，狼吞虎咽般将母亲给我们准备的一大钵子米饭吃得个精光。

看到我的狼狈样，妻子笑着说：“早晨让你多吃点，你说吃不下。现在却像从饿牢里放出来似的。”是啊，什么没食欲、不合口味，什么这吃不得、那不能喝，其实都是“闲人”。

记得有一年稻谷收割的时节，那是一个烈日炎炎、晴空万里的天气，这天气正是湖区百姓期盼的收割天气。我与父母、妻子早早上山，将一块一亩二分地的稻谷放到后不久，就打捆挑到道场（指禾场）碾轧。当地百姓则是割完后将“草头”放在田里“露晒”几天几夜，等稻草几乎干了才挑出，而我们平原湖区的人则要当天割、当天轧、当天运回家中。因为晚上没有住的地方，不过实在当天忙不完，晚上也只好在用板车搭好的棚下面“将就”一夜。

那天中午，不知是先天晚上写材料熬夜的缘故、还是长期没干重体力活的原因，挑了十几担“草头”后，肩膀也肿了，双腿也像灌了铅似的。当时，也顾不得身上痒、日头晒、高温热，靠在“草头”上就睡着了。看到单薄的父亲顶着烈日一直在挑“草头”，我却在打盹，醒来甚是内疚和自责。

大太阳、大水牛、青石磙……我和父亲轮流牵着牛绳，不时扬起鞭子，打着吆喝，一遍又一遍、一圈又一圈，时而与大水牛同步走、时而站在道场中央以牛绳为半径划着圆，金黄的谷粒也随着这循环往复的机械动作一粒粒脱离稻穗成为独立的个体。看着一颗颗金黄色的谷粒，我才真正明白：雪白的大米是农民用一滴滴汗水浇灌出来的啊！

起草、扬谷、装包、上车……这时，一般都是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了。我和父亲则拖着疲惫的身躯一人一车，赶着水牛，慢慢腾腾往家中走。

插秧、收割，收割、插秧……年复一年，一直持续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父母才放弃了既爱又怨的几亩“山田”。据母亲讲，由于后来许多家庭都外出打工抛了荒，村里便将山田集中发包给他人耕种，每年缴纳承包费用于一些公用设施的维修。

山田，对于老家已成为历史，但对于我则是永远的记忆。农村生活曾经的艰难我将深深铭记，眼前的幸福时光我将倍加珍惜，父母山一般的养育之恩我将尽心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