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条胡同

还有一条胡同

在我家半爿胡同与＂另一条胡同＂之间还有一条无名胡同，有几个故事也很耐人寻味，值得用文字记录下来。

这条无名胡同与前两条胡同在一个纬度上，出口都在一条村街上，比较那两条胡同短一些。短的原因是胡同最里边住了一户人家，不仅缩短了胡同的长度，而且成为了一个死胡同。其实之前那两条胡同虽然没有被房屋挡住，但是被一堵土墙挡住了去路。墙外是一片原野，也许祖先们为了安全，扯东到西数百米用土墙挡了起来，并在墙围子上栽了些藤萝荊棘什么的，有的成了后花园，种植了桃树梨树杏树之类的果树。去大村里走前街嫌远，就爬墙头，一个个的豁口子被人们爬得贼亮，然而还是没有人去想到打通这些死胡同。

无名胡同比一般胡同宽了一些，且西高东低形成错层。胡同深处住着一户人家。我记忆中经常从我西邻的院子里爬墙头去他家，这比从前边转省了不少的路程和时间。大人们看见了是会阻止的，因为那墙头有两米高，我们这些孩童还不足一米半。大人们出了工管不了这么多，我们就在墙两边放上些增高物，譬如檩棒，花篓，也有木头梯子之类的，模仿地道战里的人物，爬来爬去。

那户人家的户主我喊大爷。大爷长得很壮实，也很厚道，说话口齿不是很清楚。他写得一首好毛笔字，全生产队的春节对联几乎都出自他手。一进腊月门，大爷就开始铺纸研墨。我很欣赏他写的福字，用笔浑厚有力，字型圆润饱满。他常重复地写＂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的联句，这是我最早接触的对联。我喜欢为大爷研墨，喜欢淡淡的墨香味，不过有时候会碰到一枚臭墨，但也舍不得扔掉，捂着鼻子研下去。大爷还会刷布，小时候生产队里有织布机，种了一种叫靛蓝的植物，炸成汁，然后用大锅煮沸把布放进去，染成蓝色。不过很快就褪色，穿一天身上都成了斑驳的蓝色。大爷腰里天天背着个刷浆用的大毛刷，走起路来很神气，那把碗口粗的毛刷子有节奏地敲打着他的屁股。我们跟在他后边起哄，他也不恼，该什么架势还是什么架势。大毛刷子依然不紧不慢地敲打着他的屁股。他大概很享受这种节奏，嘴巴里还哼着小曲儿……

大爷家前边那户人家我也经去玩耍，户主我叫二爷爷，好像年轻时在大队部行走，做过小队会计，我不大清楚这事。留给我深刻印象的是，老俩都喜欢抽那种旱烟，共用一支烟袋。他的二女儿比我大点，小儿子比我小点，我经常跟他们玩耍。在他家南屋里，我学会了用纸卷烟，十多岁便开始了我的吸烟生涯，不过读初中后中断了。那时二奶奶特喜欢我，好像我也就十三四岁的样子，早发身子，又白白净净。我那二姑三天两头相亲，一个个不中意。一天二奶奶指着着我叫着我的乳名说，找个这么样的女婿就心满意足了，臊得我捂着脸跑了。有趣的是，二爷爷二奶奶都有懒起的习惯，尤其是冬天，老俩赖在被窝里不起来，共吸一支烟袋，把不大的正房里搞得乌烟瘴气。我们几个常冒冒失失地跑进他们的房屋，老俩也不介意，依旧吞云吐雾，沉浸在神仙般的状态里。二奶奶活到九十七岁，天天烟茶不离口，跟我母亲扒土窝下棋，谁也不服谁。我回老家碰见二奶奶，边问候边递烟，二奶奶向来不拒。

无名胡同西侧两户人家，就有着不同的故事。后边住着老大，前面是亲弟弟。老大五几年就昰村里的大当家支部书记。他的大儿子比我小一岁，我们天天一起进学校。他的大儿子完全具有＂官二代＂的一些特征，不过那个时候没这名词。学习不上劲，带着养的鸟上课，与人打架，我们都敬而远之。他的二儿子就是我在半爿胡同里说的那个被炸伤的少年。支书走背运是从文革开始，因收受地主子女羊皮袄白糖等天天晩上挨斗，冬天在冰冷的乒乓球台上一站就是一两个小时，还不时地被愤怒的贫下中农代表拳脚相加。到了1971年又被公社传去办学习班，即＂一打三反＂运动。五丶六年的身心折磨，加上他有哮喘病，天天服用大量的氨查碱，学习班没办完人却完了，年龄大约也就五十左右。他的悲惨命运铸就了家庭的霉运，用家破人亡来形容并不过分。

支书的兄弟似乎比他好过些，不过戴着＂保皇狗＂的帽子也上了批斗台。他的大儿子比我大几岁，我那时晚上经常跟他睡在他家的南屋里，为的就是半夜五更用手灯去照麻雀。忽然有一天大字报贴到了他家大门外的侧墙上，毛笔写着打倒保皇狗某某之类的，我自此再也不敢到他家睡觉了，尽管他儿子约请了我好几次，我都以种种理由拒绝。与他家划清界限是我非常坚决的一件事。在红小兵辩论会上，我旗帜鲜明地亮明了自己的观点，取得了老师同学的谅解，保住了班长的＂宝座＂。

时过境迁，物是人非。无名胡同荡然无存，已寻觅不到当年的踪迹。然而，打在幼小心灵的烙印太深，难以从心中抺去。时间久远了，成为了历史。想起那个时代，有的更多的是唏嘘。但愿历史画面不再重复，也一定不会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