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勇||有一种幸福，叫活不明白
前言
本文所描述的内容，包括三个部分：总想说出一个明白——解释；总想活出一个明白——付出；总想守出一个明白——安静，内容文字有点儿多，有点儿乱，但所述观点，也许正是我现在想做、在做、可能要做的，中国有一句俗话：“鞋子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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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想说出一个明白——解释
写下“有一种幸福，叫活不明白”这个标题，脑海里蹦出几个毫无营养的词：负罪，堕落……但此时的心情或者情感却是非常地平静，还伴随着一种比较愉悦的满满的充实感……
我发现，这是一种身心情感和脑海画面之间自有的心理反差现象，也就是说，此时大脑所思考的东西，完全与此时此刻的身心情感反映没有任何关联，若用通俗的话来说，实际上也就是走神儿。
为什么会出现一种走神儿的状态？在我写下这个标题时，脑海里突然蹦出“标题党”三个字，潜意识里涌出一点儿自尊：虽然没有正儿八经地搞文学创作，也一直不敢承认自己是一个作家，我也知道在世人眼里，作家已陷入“是否贬值”的争议漩涡，但在我内心深处，“作家”二字，仍是圣灵。断断续续数十年，作为一个传统写作的业余爱好者，怎么就感觉此时写下的标题，有“标题党”的嫌疑呢？
从心理学角度分析，这是一种习惯性抗体：对身边某些敏感的日常生活现象，自然而然地诱发内心产生无形的抵触，这种抵触，只是一种个人心理习惯，它与电视采访的“幸不幸福”、“快不快乐”等老百姓的“脱口而出”，一定差异。
此时诱发我这种心理反差现象的，出于三个细节或者素材：
第一个细节，也算直接诱发原因：2018年9月28日下午3时，手机凤凰网突然停止更新，印入眼帘的是一则“凤凰网整改公告”，在这则公告中，有一个需要整改的问题：“歪曲篡改新闻标题愿意”，让我有种回归传统“严谨标题”的意愿。
第二个细节，我在“简书”里，发布了一篇题为《文学与哲学》的文章，引发了“中国无哲学”的问题商榷。重新回读在东湖社区存档的原文（“简书”是一个边写作、边修改、边存档的app软件），似乎尚无“中国无哲学”的字句，似有这样一段话：“汉文‘哲学’一词，是舶来品。中国虽有五千多年传统文化历史，有哲学思维和观点，但无系统的哲学理论和概念，也无‘哲学’学科和体系的衍生史，自然孪生的美学、心理学的基础教育。”
其实，我们中国人的心里、知识里，都有一种不经意的自豪感！我们聊天、从众起哄、写作、研究，似乎不管什么话题，都能在汗牛充栋地典籍里，找到蛛丝马迹的观点支撑，但只是一个观点、一个思维、一种方法，若科学、系统、体系、逻辑、辩证地研究，总是有种力不从心地感觉。为什么？我们的先贤崇尚自然、挖掘自然万物奥秘的主要目的，说到底，是围绕人的生存，把自然当作人的奴隶，当作个人修炼、统治管理的工具和说辞。
五千多年的中国人，天和地为我所用，向自然万物吸取如何很好地活下去的智慧或避护，研究的是人的生存方法论、价值论，而不是本体论、认识论，物质、生命、意识的起源是什么？我们无需追踪，老子说了：“天下万物生於有，有生於无”、“天地长久”、“道法自然”。既然是“无”，就没有起源；既然是“长久”，就没有风险，心安理得用下去，不必担心地球毁灭，如霍金那样去研究《大设计》；既然是“自然”而然，就不用怀疑，还研究啥结构，更不准去解构。大禹治水不是改造，也不必造艏船去探险新的居住空间，而是疏，是治理、管理、最大限度地用好既有物。此时我们只是仰敬头顶上的天空，留恋脚下已有的土地、万物，一个疏字，诠释出无数条管理人、修炼人的方法计谋、智慧策略。但是，在很多时候，我们也无法也不愿甚至不敢，去认识、探寻自然万物自身和背后的本质真相、原理、结构，我们需要的是自然已经存在的万物，而不是改造、发明、制造与自然万物相通、相仿的其它物类。
尽管如此，但有一个方向是自明的：哲学思维、哲学观点、甚至是哲理，并不能代表学科意义上的哲学。在西方，黑格尔研究过，他说：哲学不是零碎知识的堆积，哲学是一个发展着的整体。在东方，毛泽东探讨过，在《毛泽东选集》第8卷记载了他和周培源、于光远的谈话，他说：“关于从实践到感性认识，再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的道理，马克斯和恩格斯都没有讲清楚。列宁也没有讲清楚。列宁写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只讲清楚了唯物论，没有完全讲清楚认识论。最近艾思奇在高级党校讲话说到这一点，这是对的。这个道理中国古人也没有讲清楚，老子、庄子没有讲清楚，墨子讲了认识论方面的问题，但也没讲清楚。张载、李卓吾、王船山、谭嗣同都没讲清楚。什么是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别的没有。”可以确认的是，中国有无哲学，是一个大课题，毛泽东是理论家，但不是哲学家，连毛泽东都没能说清楚，我等草民岂能说清楚？
我心里明白，作为一名资深阅读者，还有一个习惯：即便是一目十行的快读，因阅读产生共鸣，也能萌生非说不可的欲望，譬如批注。我也常常会被这种习惯左右，那怕是习惯性抗体：有很多种原因，包括身边场境、心情、偏好、任务（譬如，在桌案上有一堆文件，我必须要在半小时内阅签完毕），而出现跳跃性阅读或者不连贯性阅读，但文中某个字或某个词语，即便不连贯，或有相近之意，仍然可能突然触及曾经思考而未能完整叙述的观点，心灵震动，甚至灵魂“颤悸”，诞生出创作或叙述写作或说出的冲动，就文学创作而言，叫做灵感，在莫里茨·盖格尔的《艺术的意味》中，被称为“存在的自我”，是艺术美学的最高境界：幸福的意味。这种幸福，与引发灵感源——阅读的原文观点好坏、对错，并无直接关联，曾经思考而沉积未发的思想或观点，只因喷涌而出，而畅快，而感动，而淋漓尽致。
第三个细节，才是书写本文的愿意。在半个月前，我的同学在朋友圈中转发了一篇文章，题为《吴晓波：未来五年在中国最赚钱的不是股市、房地产，而是……》，同学在转发时加了一句备注：“此文需细嚼慢咽，才有味道。至于营养，天知道。”我点赞评论：“其实，没必要明白。”同学回复：“我是弄不明白又特别想弄明白。”当时当刻，突然串出一个观点：“生活的好坏，与活得明不明白并无关联。”也曾勾起了一些关联生活现象，但并无想写的欲望，而且也无好的文章标题来映衬，只好作为一个备存观点，此时此刻，因有前两个细节，诞生了一种已完成备存观点标题的感动，或者满满的幸福意味。但又感觉这个标题冲撞上传统文学的尊严，脑海中自然冒出了“负罪”字眼，至于是不是事实上有罪，或者应不应该心理上觉得有罪，此时还真弄不明白，因为在我的认知阀域中，尚无能力就这个现象给出“罪”的标准要件，但却扼止不住想就这个标题写下去的满满的幸福的滋味。
尽管阅读者到此时为止，仍然尚未弄明白：花费了近1800多字，你到底想表达什么？我也知道，很多解释是自己清晰，但闻者、看者并未完全弄明白，甚至会让事情越来越糟糕或繁杂，当陷入解释的陷阱中时，只会留给听者、看者鄙视的空间：咋就活不明白呢？这有必要解释吗？但对我却很重要，或者是某人，或者是某事，因为此时的我，正浸淫在总想说个明白的幸福情境描述之中。
美国心理学教授戴维·迈尔斯在他的《社会心理学》中说：十七世纪的哲学家培根认为，和可以与之分享秘密的朋友交流有两个作用：“它将快乐变成两倍，将不幸分成两半。”因此看起来像民意调查中心对美国人所提的一个问题答案：“回头看过去的6个月，谁是你与之讨论重要问题的人？”相比那些写不出知心朋友的名字的人，哪些写了5个或6个这样的朋友的人感到“非常幸福”的要多出60%。
戴维·迈尔斯认为，其实大部分人也是这样认为，在充满压力的人际关系里，倾诉特别友谊的倾诉，带来的是健康与幸福，而不是疾病。当然，这里有一个条件：不带伤害他人的主观。虽然总想解释一个明白，但只是想说出，也并不一定奢求他人知道。在此前提下，很多人选择与他自己性格适合的方式：说出或写出。说出，譬如母亲或妻子喋喋不休的重复唠叨，有时完全没有任何指意，仅仅说出心里的声音，自然还包括倾诉、哭诉、幽默、玩笑、调侃、聊天、解释等。写出包括写作、书法、绘画和日记等，而写作，也有发表或不发表。有些方式在外人看来是没活明白，但有一句俗语：“鞋子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因为，幸福的基本属性是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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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总想活出一个明白——付出
最近，央视一台正在播放电视剧《远方的家》，将叙事视角定位在以宋明媚为代表的“老漂”们身上，他们放弃所有，毅然来京，只为与子女相依。而在种种变故与努力后，宋明媚由凡事以儿子为主才能获得幸福感的母亲转变为具有独立人格的奋斗女性，与身边亲友一道筑起充满爱和理解的“远方的家”，迎来的是亲情的进阶和值得无限向往的未来图景，她渐渐地悟出道理，真正的幸福人生是为了儿女更是为了自己。在这个故事中，人格独立和温暖的家，构筑了老百姓心目中幸福的基石。
幸福，实际上是心理学的话题。站在心理学角度，戴维·迈尔斯阐明了这个主题：支持性的亲密关系——感到被亲密的朋友和家人所喜欢、肯定以及鼓励——能预测健康和幸福。当沃尔和佩恩问一群代表性的英国人：前一天，是什么——如果有的话——在情绪上使他们紧张？“家人”是最常见的答案。对同一群英国人询问前一天是什么给他们带来幸福时光，有更多的人回答是“家人”。
与此同时，戴维·迈尔斯根据美国拉特格斯大学一项超过15年的针对1380名新泽西州成年人的追踪报告，得出了一个有关婚姻促进幸福感的结论，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已婚者更可能享受一种持久的、支持性的、亲密的人际关系，且更少地感受到孤独。第二，婚姻提供了配偶或伴侣的角色，这可以提供自尊的额外来源。当然，其前提是，婚姻的双方，必须背负一个双方付出而获取的5个条件：亲近、关心、平等、亲密、相伴一生的爱。
美国心理学会(APA)前主席菲利普·津巴多在《心理学与生活》（教育部高等学校心理学教学指导委员会推荐用书）中，有这样一段说：“人类在进化之前是群居的，分成不少小小的群体，群内成员彼此很熟悉；可现代人大多数生活在城市环境里，每个人的周围大都是陌生人。我们不再结合成十分紧密的群体，共享一定空间。原来这种紧密结合的种群部落有利于克服气候等自然灾害，彼此依靠体验到安全与幸福的生活。我们能做什么？虽然你不能逆文化发展的潮流流回到引起这种变化的环境中去，却可以通过与你家里人和朋友们更紧密联系以生产类似的效果。”
津巴多所说的安全与幸福生活的体验模式，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是经常面临的，每个人都能清楚地记得：只要发生一次大的自然灾害、无法预防的灾难时，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无论中国的，还是其它国家的，哪怕是心目中的敌对国家，我们都会不由自主地感受到一种产生凝聚力的关心、平等、亲近……我们心里明白，也在思考，有时真的与同情无关，因为我们都面临一个共同的话题：为我们的生存付出一点什么。
在很多年以前，就流传着中美两个老太太有关住房的对话。
有一天，中美两个老太太在天国里见面聊天，聊天的话题是：离开人世后，感到最开心的一件事是什么？中国老太太幸福满满地说：我积攒了一辈子的钱，终于给儿子买了一个大房子。美国老太太开心地笑了笑：为了让丈夫和女儿一直住着舒适的大房子，现在终于把房子的贷款偿还清了。
流传这则对话的初衷是阐明中美两国消费观念的差异性，但事实上，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也阐释了中美两个老太太对幸福的基本属性理解的差异：在中国老太太看来，她的一生活着的目的就是为着子女的幸福攒钱，她的幸福就是背负子女的幸福；美国老太太活着的目的就是活得舒适，哪怕是背负着贷款，无论哪种背负，都能让她们幸福地死去。
说到攒钱，我想到了一位老人，他叫白方礼。1987年，已经74岁的他，决定做一件大事，那就是靠自己蹬三轮车的收入帮助贫困的孩子实现上学的梦想。这一蹬，直到92岁。先后捐款35万元，资助了300多个大学生的学费和生活费。网友在纪念他的专题网页上如此评论：“一个馒头，一碗白水，他曾如此简单生活；三百学子，35万捐款，他就这样感动中国。”他自己说：“我这样一大把年岁的人，又不识字，没啥能耐可以为国家做贡献了，可我捐助的大学生就不一样了，他们有文化，懂科学，说不定以后出几个人才，那对国家贡献多大。”“我不吃肉，不吃鱼，不吃虾，我把钱都攒着，给困难学生们。”
白方礼的女儿如此陈述：“我在街头看见他蹬车，心里滋味真是不好受，说不出。就是心疼他，日晒雨淋的，别人看着还以为是无儿无女的孤老头。你说他到底为了啥？可他说：‘你甭管，别惦记我，我挺好的’。我这样活着，我觉得特别自在。他经常跟我们说的就是，我帮助别人，就是我的快乐。说实在的，这几年他捐出去的35万元，真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这点钱在早些时候如果买几套房子，我们也不会到现在几口人还提挤在朝北的屋子里。不过我现在也觉得，他没给我们留下什么钱，可留下了好多精神财富，这就是最大的财富。”
前段时间，我到辖属支行进行综合巡察动员讲话时，谈到了一些网络流行词，譬如佛系青年、油腻大叔……所有这些新鲜词，给予我这个年龄段人的总体感受是：我们正在消解积极动能。这种消解下，很多人把郑板桥的“难得糊涂”奉为处事准则。但是，所不知道的是，郑板桥书写横幅的背景。此时，郑板桥58岁，接近孔子“六十耳顺”时期。
根据《健康大视野》杂志曾公布过中国各历史时期的平均寿命，清朝前期男人平均寿命45岁，尽管这个数据不一定具有科学依据，但“七十古来稀”还是能够说明一定道理。事实上，郑板桥在58岁之前，基本上走的积极人生路线，遵循求学、成家、入仕的轨迹，在他书写“难得糊涂”时，无论是在吏治还是诗文书画方面都达到了他人生的高峰。
郑板桥在任范县知县期间，重视农桑，体察民情、兴民休息，百姓安居乐业；治理潍县期间，意在“得志则泽加于民”， 体恤平民和小商贩，改革弊政，勤政廉政，无留积，亦无冤民，深得百姓拥戴。"民于顺处皆成子，官到闲时更读书。"因他激进做官，赢得了顺境，只有在得闲读书赋诗时，方获难得糊涂的片刻安娱，这是其一。其二，郑板桥天生正直，深感官场艰难，受中国传统隐士文化熏陶，在他巅峰时刻萌生退意，但他做了一生该做的事，也实现了理想。问题是，当下有些佛系青年、油腻大叔们，有的尚未进入职场、有的尚未找到人生方向更不用说理想、有的成天无所事事既啃老又不感恩，没有一件他人甚至自己觉得成功自豪的事，又有什么资格去跟60岁的人那样去谈“难得糊涂”呢？我的理解依然传统：青少专科学、中年专事业、老年专治学，若有其他，皆可糊涂。
“积极心理学之父”马丁·塞利格曼，在1988年当选美国心理学协会主席的时候，提出不仅仅只研究人的负面心理，还要研究正面心理，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开始掀起了一场积极心理学活动。他撰写了一本书《持续幸福》，提出了一个全面可持续幸福的理论，这个理论大厦有五根支柱：正面情绪、投入、成就和人生意义，而特别指出整个幸福要建立在品格优势和美德之上，戴维·迈尔斯所述的亲情所背负的5个条件、奉献、责任、信仰等等，都是可持续幸福需要背负的元素。
我曾经写过一篇《背负人生》，结语时说：人的一生，是背负的一生，背负的重量就象一根抛物线，由低到高，再由高到低。然而，这种背负的重量，都是我们每一个人内心明白不过的正面的付出，是一种幸福。但这种幸福的体味，是有阶段性的，在什么样的年龄段，就需要什么的付出，享受什么样的幸福，如白方礼，退休之前如常人一般地享受工作、家庭付出的幸福，退休之后，享受劳力的付出换来的精神幸福；譬如郑板桥，在写“难得糊涂”之前，享受自己正直换来的官场官德付出，而退隐官场之后，用自己的“糊涂”付出，换来学问的另一顶峰。
还有一种幸福，是终生付出换来的，如《远方的家》的宋明媚，中美的两个老太太，这是对家人、对子女的付出；这种终生付出换来的幸福，更让我仰敬的，是中外各种贤达追求的，又是普通老百姓无法明白的信仰、科学精神，如革命先烈、科学家、发明家、秩序坚定守护者……这种终生付出，是他们想明白的付出，但于他人，仿佛又是无法明白和体味的，不用说佛系青年、油腻大叔们，也不用说负面心理者们，因为在他们心中，就是活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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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总想守出一个明白——安静
有一种明白叫守护。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需要守护的东西。因为守护，才觉得幸福：有的守护自尊和生命，如昆山因正当防卫而杀人的于海明；有的守护精神或信仰，如白方礼；有的守护财富，我见过太多的为金钱搏命的人；有的守护一片居住地，如去年底的四川资阳最牛“钉子户”；有的守护脚下一片土地，如2017年度感动中国人物卓嘎和央宗，父亲桑杰曲巴是个老民兵，放牧守边34年，从未离开过这片土地。卓嘎、央宗姐妹俩在父亲的带领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半个多世纪来，父女三人以放牧为生，守护着祖国数千平方公里的国土。父亲桑杰曲巴常对卓嘎和央宗说：“如果我们走了，这块国土上就没有人了！”这句话，两个女儿记了一辈子。他们知道，守护土地，就是守护国家。”
也有一篇哲理散文，题目叫《丰富的安静》。文中有这样一段话：“人生最好的境界是丰富的安静。安静，是因为摆脱了外界虚名浮利的诱惑。丰富，是因为拥有了内在精神世界的宝藏。”周国平的这篇文章，经常被老师们作为课文教材或考试材料，也很为各类网络app运用，但网络app里，有太多的标题党，他们把这篇的标题改为：“周国平：80%的人一辈子都活不明白，人生最好的境界是……”但纵观全文，怎么也找不到“80%的人一辈子都活不明白”字眼，倘若如有些名誉权守护者那样，周国平必然会向法院状告侵害名誉权权，因为他也是文学、哲学圈儿的明星。我相信这样的标题，周国平肯定知道，也肯定在网上看到，但他仿佛当没有发生一样，因为他在文中说了：“每一个人在生命中的某个阶段是需要某种热闹的。”而他现在，只是在心灵里守护住一个明白，年逾60岁的他，在热闹过后，亦如郑板桥“难得糊涂”一样，不再需要热闹，而是安静，也只有安静，他的幸福才是丰富的。
是的，现在的周国平，需要守护安静，也有守护安静的能力。他有一部散文集，集名叫《幸福是一种能力》，也提到了持续幸福的观点，他以幸福、平常心作为话题，以智慧、内在、善良等为具体观点表述并展开如何建设幸福：内心世界的丰富、敏感和活跃与否决定了一个人感受幸福的能力高低。他认为，盲目较劲往往是人世间痛苦的根源，唯有具备不较劲的智慧，才能把劲儿节省和积聚起来，使在正确的方向上，从而实现自我的价值，得到真正的幸福。
安静，不是周国平独有。安静，是所有中国人特别是五千年里的中国人都具备也被称为智慧的生存方式。终南山，中国从历史持续至今的安静宝地，它不仅以一种特有的方式，影响着当下热闹过后的成功人士，也影响着外国人。
美国的汉学家比尔•波特的《空谷幽兰——寻访中国当代隐士》，通过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亲身探访隐居在终南山等地的中国现代隐士，引出了中国隐逸文化及其传统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并将其与他正在采访的现状相对照，表达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赞叹和向往、怀恋，并道岀了他所看到的中国未来发展的希望。
在我看来，这份希望，源于我们的古代先贤，为我们准备了丰富的为了个人幸福的能力提升方法，它不仅仅限于如何寻求安静，还包括如何应对热闹，如何从热闹中获取安静。譬如我自己，我把读书作为热闹的调剂，因而即便是在网读如此发达的当下，我仍然是一个萌萌的购书狂，我在当当网注册用户的唯一功能，就是购书，接近20年的当当网购书历史，让我成为名副其实的钻石用户。我曾经也写过一篇文章，题为《逸居闹市静读书》，文中结尾有一段话：“购书的艰辛、思读的理念，赐予我这样一种读书境界：能够在喧嚣马路边、电视机旁、群友高谈阔论下，幻想出乡间吟诗意、阅览室里思哲意、寂寞深处探乐趣的静来，正所谓闹市静读书、书中看闹市。”我不是刻意热闹自己，我的确具备了这样一种功夫：我能够在夷陵广场的演艺现场座位上，安安静静地阅读《毛泽东选集》，在喧嚣的火车站候车室里阅读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
我不知道这种安静，算不算丰富，算不算一种幸福的能力，但我知道，这种安静的确是适合我自己的个人修炼方法。我也曾经写过一篇有关慈善的小文，题目叫《善就是做你能做的》。文中引用了一个故事。在这里，我还想引用一遍。
2007年2月16日，安南举行一场非洲贫困儿童募捐的慈善晚宴，小露西在一位老妇人的陪同下，来到晚宴入口处，被保安安东尼拦住了，老妇人极力解释，小露西只是想为可怜的孩子做点事。安东尼不为所动，一直没有说话的小露西问安东尼：“叔叔，慈善的不是钱，是心，对吗？”安东尼愣住了。正好巴菲特来了，他把自己的请柬给了小露西。当天慈善晚宴的主角，不是募捐倡议者安南，不是捐出300万美元的巴菲特，也不是捐出800万美元的比尔·盖茨，而是仅仅捐出30美元零25美分的小露西。晚宴的主题标语也因小露西变成了这样一句话：“慈善的不是钱，是心。”
同样道理，为了守护心灵的领地，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做他自己能做的。我们不一定能够做惊天动地的伟业，但能做的是一片心：“一片冰心在玉壶。”也许这片心，在旁人眼里，是活不明白，但自己却是幸福的。
就幸福定义而言，清华大学心理学系幸福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赵昱鲲，告诉我们有一个测量方法：幸福＝正面情绪－负面情绪+生活满意度。而正面情绪包括9个维度：活跃、热情、快乐、兴高采烈、兴奋、自豪、欣喜、精神充沛、感激……
根据这些测量方法，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选择性地做一些事情。迈尔斯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写过一本叫《追求幸福》的书。他告诉我们如何守护住自己的心，如何提升幸福感：认识到持久的幸福并不来自“制造它”；设立目标，并分解成各个小目标，籍此控制你的时间；用微笑表现出幸福；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和休闲方式，使你的技能得以发挥；参加运动；保证足够的睡眠；优先考虑亲密的人际关系；关注自我之外的事，譬如助人为乐；记录感恩日记，学会感恩；照顾你的精神自我……
迈尔斯提供的这些路径，在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都能找到，只是尚未完全、系统地研究幸福这事儿。如何幸福？在中国，那只是个人修炼的功夫，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方式方法。不可否认的是，这种修炼，常常会被一些无聊的“面子”所中断。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会突然发现，有时影响幸福感的，不是个人能力不够，也不是生存环境如何干扰，真正干扰的，有时恰恰是无关紧要的“客套”，打扰了我们真心想守护的安静。这一点，不仅仅是我们自己明白，就是对中国有所了解的外国人，也是深有体味。
在中国曾经执教一年的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他是二十世纪很有影响力的哲学家、数学家和逻辑学家，曾经出版过一本书《中国问题》，书里有篇《论中国人的性格》，至今读来，发人深省：“中国人，上至高官显要，下到平民百姓，都有一种冷寂而内向的尊严……中国人仅仅是要求实现与他们社会生活方式相一致的个人尊严。每个人都要面子，甚至连社会地位最卑下的乞丐也是如此。如果你不想严重触犯中国人的道德规范，那你就不要使他丢面子……中国人，甚至那些最文明的人远比我们西方人更讲究客套……”
针对中国人的“面子”问题，罗素提供一条建议：“如果我是中国人的话，我将希望减少一点表面客套带来的痛苦。”他说的不是消灭，而是“减少”，事实上，现在的生活场境，也让我们渐渐在明白这个道理，因为我们的幸福能力在提升，我们的内心在强大。就我个人的体会是，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场境中，无论是身处繁杂的欲望堆里，自己的内心，一定要坚定明白“五个什么”，即自己需要什么、想做什么、必做什么、能做什么、应做什么。只要你不违人性，不违法，不违与你身份相符的游戏规则，至于“面子”，就让他随风而去吧。
在尘世中，正因为活不明白，想认知、探寻万物、生命及意识的本源，才有酸甜苦辣，才有爱恨情仇，才有活下去的理由、目标，倘若一切都被“面子”遮住，或者一切都明白了，一切都是空、都是无、都是皮囊、都是面具，包括自己都是空的、是无的、是皮囊、是面具，那便不是活不活明白的事情，而是愿不愿活的问题了；那便如看透的海子，自杀了；如参悟的和尚，坐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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