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圆明园

清晨的圆明园，残破荒芜。

每天夜里，我们又经过北大东门、清华西门、圆明园废墟，回到居住的地方。

夜里的圆明园，阴森恐怖。

每次从废墟经过，想象当年园中的烧杀抢掠和冲天火光，成为我不得不面对的一种精神折磨。我总是想起希腊神话中那个遭宙斯惩罚的普罗米修斯，肝脏一次次被天鹰啄食，一次次又长出来，一次次再被啄食……

圆明园引发我心灵深处难以愈合的创痛，有时会使我感到自己也成了这个遭到天神惩罚的人。我获得这种精神酷刑，不是因为我偷了天火、犯了天条，而只因我是一个中国人：一个爱着我的文化、爱着我的历史、经受了中西方教育、理解了中西方文明差异的中国知识分子……

假如历史是一位老师，圆明园应该是中国人最好的爱国主义和民族自强的教材，但我总觉得，我们在这本记载了最悲惨回忆的史书里，似乎还遗漏了很多东西。

一天，我突然问敏洪一个问题：“1860年火烧圆明园的英法联军，到底来了多少人？”

“好像是两万多人”

“什么？才两万多人！”我惊叫起来。

敏洪好像知道我在想什么似地看了我一眼：“具体数字我不知道，但好像来到中国的，总共也就是两万多人吧……”

听了敏洪的回答，我也什么没有说。但是我脑子里出现了一个荒谬的场景，我心里出现了一个沉重的问题：

一边是两万多远征侵略军，一边是四万万天国军民。

为什么区区两万英法侵略者，就能够把堂堂四亿炎黄子孙打得一败涂地？

谴责帝国主义的强盗本性不能缓解我的痛苦——有光明就有黑暗，有珍宝就有强盗。问题是：能够创造出圆明园这种稀世珍宝和万里长城这一世界奇迹的中华民族，为什么不能抵挡几船远道而来、水土不服的匪盗？一个民族强大的创造力，固然可以用来创造赏玩之物、也可以用来堆砌被动防御的围墙，却为什么不能勃发出同样强劲的精神和力量来保护这些文明瑰宝免遭洗劫呢？

指责满清统治者的腐败无能也不能解答我的疑问——五千年古国文明，为什么却传承出这么一个腐败无能的政权？如果说是满清腐败有什么特殊性，那么，想一想被满清王朝推翻的明末政权，其实更加腐败无能、更加不堪一击。要知道，满清入关，只有二十万军队，就横扫中原、屠城江南、入主京城……

一代一代，一年一年，五千年中华历史，就在这种王朝兴盛与衰败、政权崛起与崩溃中交替轮回，演绎着中华民族的大喜大悲。

我们的民族也许优秀，我们的文化也许深厚，但华夏土地，为什么总是孕育出这一代代昏庸统治？

我们的文化也许伟大，我们的传统也许神圣，但神州大地，为什么总要遭受这一次次文明浩劫？

走进现已破败不堪、却曾经象征过中华文明骄傲的圆明园，我似乎走进了中华文明的废墟。

我的心里，涌动着一个个令人不安但难以回避的问题：

我们的文化，是否带有某种疾病？我们的民族是否缺乏某种素质？我们的文明，是否应该经历某种烈火重生、洗礼更新？我们的人民，是否也必须经历某种脱胎换骨，凤凰涅 ？！

……

二 走进历史

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我的发明。一百多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华民族的优秀成员前赴后继、上天入地，从未停息地寻求着这一问题的答案。

自从西方列强入侵中华，面对长达百年的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家国浩劫，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就开始了对这个问题的痛苦探求，开始了向现代文明转型的艰难长征。

从留学之父容闳开始，到鲁迅、陈独秀一代五四启蒙先驱，到邓小平、周恩来这些开国革命家，到钱学森、李四光这些科学救国者，一代又一代肩负着中华民族希冀与嘱托的中国知识分子，就这样唱着“大江歌罢掉头东，难酬蹈海亦英雄”的出征曲，为点燃华夏大地的漫漫长夜远赴重洋、觅求天火……

他们负笈求学的国家，有曾经把圆明园付之一炬的英法帝国；他们十年面壁的地方，有曾经在甲午海战中战胜大清的日本列岛；他们寻找科学技术的地方，有曾经参与八国联军趁火打劫的美国。他们苦苦寻找、孜孜探求救国救民知识和真理的异邦，几乎毫无例外，都是血染中国近代史、凌迟中华民族心的西方列强国家。

啼血的杜鹃，填海的精卫，挥斧的刑天，追日的夸父……我看见，这些象征中华民族精神和灵魂的传奇形象，在我们这些去西天盗取天火、寻找真经的祖辈、父辈、先辈柔弱的身躯、苍白的面容和炽热的眼神中复活……

容闳在美国看到新大陆的强盛，因此提出了派遣幼童留美，拉开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历史帷幕；鲁迅在日本看到体格强盛但精神麻木的国人决定弃医从文，揭开中国民族劣根性的古老疮疤；钱学森以他在美国获得的导弹科技，迅速改变了中国的国防力量；邓小平，这位十五岁就旅法求学的“小留学生”，直到七十多岁还东渡日本访问考察，站在日产汽车的流水线上感慨地说：“来到这里，我才知道什么是现代化！”

无论是战争岁月，还是和平时代，无论在屈辱的过去，还是在繁荣的今日，中华民族最优秀儿女，中国社会最先进人士，都意识到一个不能忽略的真理：要使中华强大，要使民族繁荣，中国人必须向西方学习，向列强求教，拜敌人为“师”，与群“狼”共舞，和对手交杯……

要使屈辱不再重演，我们就要卧薪尝胆；要使烈焰不再肆虐，我们就要师夷长技。

从圆明园焚毁之后满清政府的洋务运动，到甲午战争惨败之后康梁变法的改良维新，从五四运动中来到中国开启民智的德赛二师，到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初就大力提倡的留学政策，中国人去西方取经的道路越走越宽广，向西方学习的目标越来越深入。而我们的民族复兴梦想，仍有漫长的道路要走。

中国的人均GDP，比起日本，依然只是三十多分之一。中国的生活质量指数，比起美加，依然滞后七八十名。中国在社会发展各方面的指标，和美国日本这样发达国家相比，依然有令人不安的巨大差异！今日中国青年肩负的向西方学习的使命，即使没有容闳时代那么曲折漫长，至少也同样地任重道远。

留学之父容闳所开启的“西学东渐”之风，从太平洋彼岸吹来，穿越时空的隔膜，跨过文明的沟壑，依然强劲而清新地在大河上下、长城内外送寒迎春，染绿催红。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推动的新时代留学政策，从中南海向大洋彼岸吹去，迎来送往，游子如梭，为编织全球经济的交流网络，为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人才储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