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津教案”看“文明的冲突”

天津教案让曾国藩一生名誉毁于一旦，惨遭清流、乡人辱骂，落得个身败名裂、还被扣了一顶卖国贼的帽子。其实曾国藩未做错任何事情，他只是被所谓民意绑架，被统治者的愚民保守政策所利用，他为两种文明的冲突背了锅。

天津教案简单来说就是中国百姓的愚昧与西方文明的冲突，恰巧在一个闭关锁国的环境中，又遇到了一群腐朽不作为的统治者，在国弱民穷的情况下发生的一次暴力事件。

1.谣言起于无知

育婴堂是传教士在清朝内建立得比较多的一个慈善机构，凡是允许传教士进入的城市在建立教堂的同时，修女们几乎都会在里面设立育婴堂，为什么这么普遍呢？源自于清朝人的一个十分恶劣的陋习，溺婴和弃婴，就是把新生女婴儿或者有残疾的婴儿直接溺死或者丢弃。其实，这个恶习一直存在，新中国成立后才消除。

育婴堂主要就是收养弃婴。教士、修女出行传教时看到弃婴就抱回来，当地人捡到弃婴也会送到育婴堂去，教会多少会给些钱对这些人的善行表示感激和奖励，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这样做，以便救治收养更多的弃婴。育婴堂收养弃婴的行为并不为清朝人所理解，各地都有洋人收集弃婴是为了做药材的谣传。

天津这个育婴堂是法国天主教士设立的，对收到的弃婴要按照天主教教规施洗礼。弃婴一般都是丢弃在荒郊野外没人看到的地方，发现后送来时有些就快死了，抢救无效死亡后，教士要完成葬礼，必须用大拇指在尸体的眼皮上涂抹膏油。这些都是宗教仪式，普通百姓哪里知道，看见教士念念有词地往婴儿身上浇水，认为这是在施妖术。涂抹膏油又像是在挖眼睛。

当一种落后甚至愚昧的东方文明遇到了先进科学的西方文明时，由于百姓缺乏基本的心智启蒙无法理解西方文明，于是会以自己的固有思维来解释所见所闻，于是就有了洋人用药迷拐孩子，挖眼剖心制药的谣言。

2.激愤起于非理智

天津教案中，群众之血腥暴虐程度可以说是惨绝人寰，毫无理性的百姓冲入教堂之中烧杀奸掠，雷穆森在《天津插图本史纲》中，根据亲历者的回忆则留下了非常恐怖的文字，这些在清廷官方中则少有记录：

“修女们一个一个地在别人面前被剥光衣服，赤身露体。她们的身体被撕裂开，眼珠被挖出，而且乳房被割掉。当一个人被残害后，她的尸体就会被悬挂在长矛上，投入燃烧着的教堂里。她们的尸体，只有四具烧焦的残骸被找到……”

还记得早些年抵制日货，百姓上街打砸日系车，前段时间抵制韩国乐天超市的事件，在你各种群情激愤之前，有没有想过你抵制的到底是什么？你的目标是什么？你的行动伤害得更多的是谁？除了抵制你还能做什么？

爱国不需理由，但需理智。

天津教案中的百姓失控行为源自清王朝的愚民教化所致，作为现代人的我们，要有自己的观点和态度，不盲目跟风，不盲从泄愤，凡事要有自己的立场，不要让一时的情绪激动控制了理性，理智的行动而不是人云亦云。

3.误解起于人为

曾国藩前往天津处置教案的谕旨里，慈禧太后的意思是：“持平办理”“顺舆情而维大局”。

其实，慈禧心里明白，“顺舆情”和“维大局”，是不可克服的矛盾，如同水火不容。

今天我们看曾国藩对天津教案的调查处理，是比较客观公正的。在处理完天津教案后，曾国藩给朝廷上了一封奏折，朝廷在公布调查奏折时，刻意删去了曾国藩为天津群众辩护的五个“致疑点”，致使民怨全面集中于曾国藩。

曾国藩认为：指责教堂“挖眼剖心”，纯属荒谬，但天津民众如此激愤，也是事出有因、情有可原。

一、 仁慈堂“终年紧闭，过于秘密，莫能窥测底里”，还有地窖等设施，民众难免对其生疑；

二、许多中国人到仁慈堂里治病者，往往留在里面不愿出来，民众不免怀疑其被药物“迷丧本心”；

三、仁慈堂习惯收留病重的孩童为其洗礼，民众不能理解这种宗教行为，“但见其入而不见其出”，自然会怀疑教堂残害儿童；

四、仁慈堂院落广阔，“有子在前院而母在后院，母在仁慈堂而子在河楼教堂，往往经年不一相见”者，这种习俗让民众无法理解；

五、1870年4、5月间，城内多发生拐匪用药迷拐人之事，加上当时疫病流行，教堂收留的儿童又多是病重无人照料者，死者自然甚多，教堂与民众不睦，为免生事，多在夜间掩埋尸体, 或有两尸三尸共一棺者。后尸体被野狗拖出，民众遂一时为之哗然。

4.包容起于开放

谣言无处不有，但可以看到，教案主要发生在河北、天津、陕西、山西等华北地区，而江苏、福建、广东等东南省份极少发生因谣言而起的教案，也未受相关冲突的严重波及，而最开放的上海一起未发生，思想开化处，人的行为自然更加理智。

开放才能导致文明包容，封闭注定导致野蛮狭隘。

真正的盛世，是以开放的心态面向世界，虚心地学习吸纳先进文明。比如唐朝时期，大唐之开放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在全球化如此的今天，我们更应保持一颗谦逊开放的心，时刻秉持学习的心态，不断精进，“虚心涵泳，切记体察”这句古人的智慧，任何时候都不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