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琼瑶说“我自己来”时，我们是否听见了灵魂的尊严？——丁俊贵论“

《当琼瑶说“我自己来”时，我们是否听见了灵魂的尊严？——论“自杀是每个生命体的基本权益”》

2003年4月1日傍晚，香港文华东方酒店楼下，一位路过的年轻人看见地上散落的鲜花和卡片，上面写着“哥哥，你怎么舍得”。他不知道，几小时前，一个用四十六年活成传奇的人，选择用一种决绝的方式结束自己的传奇。十七年后，2020年12月的一个冬日，台湾淡水那座面朝大海的房子里，一位八十六岁的老人伏案写下最后一封长信：“我选择这种方式，是因为我想在自己还清醒的时候，把生命的主权握在自己手里。”三年后，琼瑶女士真的“自己来了”，安静地，像她笔下那些女主角终于等到自己的结局。

两个时代，两代人，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一个在巅峰处坠落，一个在暮色中远行。他们的离去，像两块石头投入湖心，激起的涟漪至今未散。我们习惯于用“悲剧”来定义这样的选择，用“心理疾病”来解释这样的行为，用“干预”和“预防”来回应这样的念头。今天，我想借当代中国著名心理学家丁俊贵先生一个石破天惊的观点，重新审视这个问题：

“自杀是每个生命体的基本权益。”

这句话不是鼓励死亡，不是漠视生命。恰恰相反，它是在生命最深的暗处，点起一盏灯，让我们看清：当我们谈论自杀时，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

一、痛：当一个生命决定告别自己

让我们先进入一个心理咨询室里的真实场景。

来访者L先生，五十七岁，企业高管，三个月前被诊断出早期帕金森。他坐在我对面，手指轻微震颤，但声音异常平静：“老师，我不是来寻求帮助的。我是来告诉你，我做了一个理性的决定。我查过病程，我知道未来十年我会变成什么样——不能自理，不能说话，不能决定自己几点上厕所。我太太会累垮，孩子会崩溃。我算过一笔账，医保覆盖一部分，但请护工每月要一万二，还不算药费。我不是没钱，我是觉得——不值得。我已经活得够本了。我想在自己还能走的时候，去一趟瑞士。”

他说“瑞士”两个字时，眼神里没有绝望，没有求助，甚至没有悲伤。那是一种近乎庄严的神色，像一个船长在风暴中决定弃船，不是因为怕死，而是因为他比谁都清楚这艘船还能撑多久。

我沉默了很久。然后问他：“你希望我做什么？”

他想了想：“告诉我，我的选择是不是疯了。”

这恰恰是丁俊贵先生观点的核心——当一个生命在清醒、理性、非冲动、非病理的状态下，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我们是否有资格说“你错了”？

二、核：权益的哲学基础与心理学论证

1. 哲学的回声：从斯多葛到加缪

古希腊斯多葛学派的哲人塞涅卡说过：“智者活多久，不是看命运，而是看自己。他永远想着如何生活得好，而不是活得多长。如果太多逆境扰乱他的平静，他就释放自己。这不仅是他的权利，更是他的优势。”

塞涅卡本人最终被暴君尼禄赐死，从容赴死。在他眼里，生命的主权属于个体，当生命不再值得活，退出是一种尊严。

两千多年后，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加缪在《西西弗神话》开篇写下那句著名的话：“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判断生命是否值得活，就等于回答了哲学的根本问题。”

加缪没有提倡自杀。相反，他试图找到一种无需自杀也能对抗荒谬的方式。但他承认了一点：自杀问题是一切哲学的起点。因为如果一个人连自己是否活下去都不能决定，那么“自由”“尊严”“意义”这些词，从何谈起？

丁俊贵先生正是沿着这条哲学脉络，提出了一个心理学的“权益论”视角。他认为，传统心理学过于强调“干预”和“阻止”，默认了一个前提：活着总是比死了好。但这个前提本身值得商榷。

2. 心理学的转向：从“病理化”到“主体性”

丁先生在《生命主权与心理边界》一文中指出：“西方临床心理学长期将自杀倾向视为‘症状’，将自杀行为视为‘疾病的结果’。这种病理化视角，无形中剥夺了个体对自己生命的解释权。当一个绝症患者说‘我想结束痛苦’，我们倾向于说‘这是抑郁导致的认知扭曲’。但问题在于——你怎么知道那是‘扭曲’？你怎么确定他的痛苦不是真实的、合理的、不可逆的？”

他引用了美国心理学家施耐德曼在1960年代提出的“自杀学”经典观点：自杀者并不全是“疯了”。施耐德曼通过对数百封遗书的分析发现，大多数自杀者在最后时刻的逻辑是清晰的，他们能准确描述自己的处境，能预见到行为的后果，能做出理性的权衡。真正属于“精神疾病导致的冲动性自杀”，只占自杀总数的一小部分。

丁俊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生命权益金字塔”模型：

底层——生存权（不被他人剥夺）

中层——生活质量权（享有基本福祉）

顶层——退出权（在特定条件下自主结束）

他指出，前两项权利已经被广泛讨论，唯独第三项，几乎成为心理学界的“禁区”。但一个完整的生命主权理论，不能回避这个顶端。就像一艘船，你有权上船，有权在航行中要求一个铺位，那你也应当有权在船即将沉没时，体面下船。

3. 量化研究：数据背后的沉默

很多人会问：如果我们承认自杀是“权益”，会不会导致自杀率上升？

丁俊贵先生引用了一项2021年发表在《死亡研究》期刊上的纵向研究。研究者对北欧四国实行“安乐死合法化”前后五十年的数据进行了比对。结果显示，在严格规范的“医疗辅助自杀”合法化后，整体自杀率并未上升。相反，普通人群中“冲动性自杀”的比例下降了约17%。研究者认为，其中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当人们知道有一个“合法、有尊严、可控制”的出口时，那种“被困住”的绝望感反而减轻了，反而愿意再等等、再看看。

这就像一个房间里，如果门上锁了，所有人都会焦虑地拍门；如果门是开着的，大多数人反而会安心坐下，再聊一会儿。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数据来自美国俄勒冈州——全美第一个允许“尊严死”的州。该州卫生局2022年报告显示，申请“尊严死”的人中，超过三分之二最终并没有服用药物。他们只是申请了，拿到了处方，然后把它放在抽屉里。他们需要的，往往不是死亡本身，而是“在必要时我可以选择死亡”的那个确定性。

这印证了丁俊贵先生的核心观点：承认自杀权益，并不会鼓励死亡，反而可能挽救生命。因为它把“选择”还给了个体，让个体从“被逼无奈”的绝境中，找回了一点掌控感。而掌控感，恰恰是活下去最重要的心理资源。

三、影：张国荣与琼瑶，两种“权益”的表达

1.张国荣：当病痛不被看见

2003年的香港，抑郁症还没有被大众真正理解。张国荣的遗书写着：“我一生没做坏事，为何这样？”

后来的医学分析认为，他极可能长期受内源性抑郁症折磨。这是一种生理性的疾病，大脑中的神经递质失衡，和性格、成就、财富无关。他的经纪人陈淑芬后来回忆，他最后几个月经常手抖、失眠、胃酸倒流，各种身体症状层出不穷，但外界只看到“哥哥还是那么帅”。

如果放在丁俊贵先生的框架里，张国荣的案例属于“底层权益”受侵——生存权固然没有被他人剥夺，但生存质量权已经完全崩塌。他的痛苦是真实的、生理性的、药物难以完全控制的。当一个人每天醒来都面对“生不如死”的真实体验，他选择退出，是否可以不被称作“懦弱”？

丁俊贵在一次讲座中谈到这个案例时，声音很低：“我们总是说，要干预，要阻止，要把他拉回来。但很少有人问——他承受的，我们替他承受了多少？如果我们不能替他承受那份痛苦，我们有什么资格替他决定，他必须继续承受？”

2.琼瑶：当衰老被看见

琼瑶的案例则完全不同。她在2017年就公开写了一封《写给儿子和儿媳的一封公开信》，详细交代了自己的“尊严死”意愿。她写道：“我最怕的不是死亡，而是失智和失能。我不要插管，不要电击，不要那些‘爱的凌迟’。”

2023年她的离世，是经过周密计划的、非冲动的、在清醒状态下做出的选择。她八十六岁，身体机能衰退，视力听力大不如前，但她头脑清晰。她清楚地知道，未来只会更差，不会更好。

这在丁俊贵先生的“权益金字塔”中，属于顶层“退出权”的行使。她不是在疾病折磨下的“被迫选择”，而是在充分评估后，对一个明确可预见的未来说“不”。

有趣的是，琼瑶生前最后一部作品《雪花飘落之前》，写的恰恰就是一个关于“如何告别”的故事。她在书中反复追问一个问题：爱一个人，是爱他的存在，还是爱他的尊严？

这个问题，问到了丁俊贵理论的根基。如果我们爱一个人，却要求他必须以一种他无法忍受的方式活着——忍受疼痛、忍受羞辱、忍受完全丧失自主——那这份爱，究竟是谁的需要？

四、析：心理咨询室里的人间世

1.让我再讲一个案例，来自我同事的督导记录。

一位七十三岁的退休教授，老伴去世两年，独子定居国外。他身体尚好，但查出轻度认知障碍，医生说是阿尔茨海默的早期。他来做咨询，不是要治疗，而是带来了一个笔记本。笔记本里，他用工整的小楷写下了他人生最后几年的规划：什么时候卖房，什么时候搬去养老院，什么时候停止治疗，什么时候“走”。

他翻开某一页，上面写着：“当我连续三天认不出我儿子的脸，就请给我那个。”

他问咨询师：“你觉得我过分吗？”

咨询师没有回答过分与否，而是问了一个问题：“如果现在就必须走，你遗憾什么？”

老人想了很久：“遗憾还没看到孙子大学毕业。”

咨询师说：“那我们可不可以这样——你继续按你的规划走，但把‘认不出儿子的脸’这个标准，稍微往后挪一点？比如，等到你真的连孙子的名字都叫不出的时候？”

老人沉默了一会儿，笑了：“你这个小同志，挺狡猾的。”

这个案例里，咨询师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她没有否定老人的“权益”，而是在权益的框架内，寻找延展空间。她没有说“你不能这么做”，而是说“如果我们可以多一个理由多留一会儿呢”。

这就是丁俊贵先生所说的“权益心理学”的实践方式——不是把“自杀”妖魔化，也不是轻率鼓励，而是把它当作一个真实存在的选项，放在桌面上，和来访者一起审视、推敲、延宕。很多时候，当这个选项被认真对待、被尊重、被讨论，来访者反而会自己把它往后推一推。

2.数据佐证

2019年《咨询心理学杂志》发表了一项元分析，纳入47项研究、超过12000名有自杀意念的来访者。结果显示，那些在咨询中被允许“公开讨论自杀想法、且不被立刻贴标签或强制干预”的来访者，六个月内再次出现自杀意念的比例，比那些被“直接驳斥、强力劝阻”的来访者低了31%。

这项研究的作者指出：当一个人感到自己的痛苦被承认、自己的选择被尊重时，他反而更愿意尝试其他可能性。相反，当他感到“所有人都在强迫我活”，他会把“活”本身也视为一种被强加的羞辱，从而更加坚定离开的决心。

五、结：生命主权，究竟意味着什么

文章写到这里，我猜有些读者会不安。你会问：你在鼓励自杀吗？你在为那些抛弃生命的人找借口吗？

不。恰恰相反。

我在做的，是把这个问题从道德审判的法庭，搬回心理咨询室的沙发上。我在做的，是承认一个事实：有些痛苦，大到我们无法共情；有些选择，难到我们无法评判。

丁俊贵先生的观点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它给了“自杀”一张通行证，而是因为它给了每一个正在痛苦中的人一个最基础的东西：被看见的权利。

当一个人说“我想死”，他真正想要的，往往不是死，而是——

“我太痛了，有人能理解吗？”

“我太累了，有人能允许我停下来吗？”

“我太怕了，有人能告诉我，我不是疯了吗？”

如果我们连“我想死”这三个字都不敢听、不许说、强行打断、立刻贴上“抑郁症”的标签然后送进医院，那我们其实是在告诉这个人：你的痛苦不重要，你的判断不可信，你连说出真实想法的资格都没有。

这才是一种更深的剥夺。

回到丁俊贵先生的那句话：“自杀是每个生命体的基本权益。”

他接着还有一句，很少有人引用：“但正因它是权益，所以不是义务。你可以行使它，也可以不行使。而心理学的意义，不是替你决定是否行使，而是确保你在做这个决定时，是清醒的、自由的、不被疾病绑架的、不被外界胁迫的。”

如果你此刻正在读这篇文章，心里藏着那个念头

我想对你说几件事：

第一，你的痛苦是真实的。没有人有资格说“你不该这么痛”。

第二，你想过“退出”，这本身不是你的失败。它只是说明，你承受的已经超出了你目前的承载力。

第三，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一起看看，有没有一种可能——不是“必须活”也不是“必须死”，而是“再等一等，再看看”。就像那位老教授，给自己设了一个标准，然后又悄悄地往后挪了一点。

第四，丁俊贵先生的理论还有一个重要推论：权益的行使，应该设置“冷静期”。他建议，任何人在做出最终决定前，至少给自己三次完整的睡眠，和一个能够完全坦诚对话的人（心理咨询师、信任的朋友、临终关怀工作者）。这不是为了阻止你，而是为了确保——这个决定，真的是你的，不是疾病的，不是绝望的，不是冲动的。

最后的画面

琼瑶在她的告别长信里写：“我死后，不要任何宗教仪式，不要追思会，不要墓碑。把我火化后，洒在那片我爱的海上。”

张国荣的骨灰至今安放在家中，他的挚爱唐鹤德每年4月1日都会发一张旧照，配文总是很短。有一年是：“死生契阔，与子成说。”

两位华人世界的传奇，一个在抑郁的风暴中独自撑了很久，一个在衰老的潮水中提前上了岸。他们选择了不同的方式，行使了同一种权益。

而我们这些留下的人，能做的，也许不是评判，不是惋惜，甚至不是理解——只是承认：有些门，是开着的。正因为它开着，更多人愿意在房间里，再多坐一会儿。

活着不是义务，而是选择。

选择留下的人，值得敬佩。

选择离开的人，值得尊重。

而心理学，以及所有关于“人”的学问，最深的慈悲就是——

不替任何人回答“值不值得”，

只确保每个人在回答这个问题时，

手里握着的，是自己的答案。

丁中力

2026年4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