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死而生：创伤后成长——抑郁症给我带来了什么

“……我们依旧贪玩倔强\不怕刻骨的伤\瓦砾中放肆歌唱\头破血流那又怎样\伤疤构成图案\挂在胸口当勋章\灵魂要靠自己松绑\逃出了手术房\罪与罚写成了乐章……”一首2009年的老歌，转眼间已经过去了十二年，当时喜欢它是因为节奏和旋律，现在重听则是懂得了句句歌词间传递出的精神。Tank是我很敬重的一位歌手，他的音乐当中贯穿着他对艺术纯粹的追求和对生命的坚持。只有当一个人走过了生死的边缘，才会产生如此深刻地感慨。《第三回合》是tank至今最后一张发行的专辑，相信在那之后他也开始了全新的人生。

和Tank一样经历了一场漫长的人生战争，从痛苦、挣扎、低潮的战场上挣脱的我回想起过去种种也觉得自己就一个生还者，经历过的伤痛都成就了现在的自己。

一切存在都有它之所以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每一次的创伤除了给我们带来害怕、恐惧和无助的情绪外，也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我们的成长。所以才会有心理学家Richard Tedeschi和Lawrence Calhoun在1995年提出的“创伤后成长”概念。所谓“创伤后成长”是指一部分人在和具有高度挑战性的生命境遇抗争之后，所经历的积极的心理变化，即在创伤后，个体发展出了比原先更高的适应水平、心理功能和生命意识。Tedeschi(2004)认为，尽管名为“创伤后成长”，但在其中，促成成长最关键的因素并不是创伤本身，而是幸存的过程——是尝试与创伤抗争、最终幸存下来的过程，决定了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成长。尽管我们很少有人会有意识地、系统性地尝试给创伤赋予意义，或者从中寻找创伤的好处，但当我们做出努力时，这种成长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在我们“接受自己不完美”的同时，一定不能忘了“谢谢自己够勇敢”。

每个人的人生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各个阶段都有可能会遭受到超出你承受能力范围的重大创伤，但是即使我们正深陷厄运也应该知道：在每个经历创伤的个体身上，创伤带来的负面影响和正面影响都是并存的。只不过在每个人身上这二者的配比不同。总有一些人能够不断通过“幸存”的过程，克服负面影响，让自己产生更多的正面影响。因此，我们要做的就是从痛苦中汲取营养，从而拥有向死而生的勇气。

在这里我没有更多的励志鸡汤给大家，也不想做作地对这段经历表示感谢，只是从我的切身体会中找寻一下这一年多难捱的时光究竟给我带来了什么，以此与诸位读者共勉。

第一，这段经历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从忙碌的生活中抽离出来，回归初心，重新找到曾经被忽视的社会支持系统和在随波逐流的过程中遗失的梦想。有一位心理学家曾说“抑郁症是人体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它逼迫你赶快停止对生命能量的消耗，促使你休息。”抑郁的不是难过，而是失去活力，尽管意识中依然知道要上课、要工作、要解决N篇论文、要这样要那样，但是心底里总有一个声音在告诉你“一切的努力、一切的成绩都是没有意义的，都是无关紧要的。”这个声音拉住你，迫使你躺在床上。想来，这一年也算是我最轻松的一年，虽然经历了保研、毕业，但每一天大脑都处在一种放空的状态。没力气去掩藏自己的坏情绪，没兴趣出席热闹的活动现场，去掉了所有的光环，也看清了哪些才是不离不弃的真朋友。因为两次住院，父母不得不到武汉进行陪护，平时大家都在忙着工作、忙着学习，也难得一家人可以这样平静的朝夕相伴。结束了辅修和保研，退出了创业团队，我利用这段时间重新回顾自己的过去和思索自己的未来，迷失在争名逐利中的初心渐渐重现，一直缠绕着我的困惑也开始消退。

第二，经历了这段痛苦和长期的心理咨询，我对自己未来成为一名咨询师更增添了信心。不知道为什么，自从被确诊为抑郁症之后，身边很多人都不再如之前那样支持我继续学习心理学了。也许是因为时下很多影视剧中对心理学近乎歪曲的表现，以及长期以来对心理障碍的偏见使得心理学这门科学和心理咨询师这个职业也被妖魔化了。但如果能以平等的眼光看待心理学这门科学和心理咨询师这个职业，我们是不是就更容易接受他们呢？事实上，并不是因为学习心理学我们才会换上某种心理障碍，而是因为学习了心理学我们对自己的心理状态有了更多的关注，所以才及时的发现了自己的心理问题并寻求正确的治疗，生活中因“无知”而“无畏”的人比比皆是，站在自己狭隘的立场上指责“清醒者”的“沉睡者”也不在少数，我们要做的正是投入更多努力将他们唤醒。在心理咨询行业中，许多优秀的咨询师都有过患病的经历，但痛苦的经历并没有让他们对未来望而却步。相反亲身经历过这种痛苦，将他们变成一个更有关怀的人，更懂得体会和尊重他人的痛苦，更渴望提升自己的能力来帮助他人从痛苦中解脱。在心理咨询师的职业素养中排在首位的恰恰就是这样的同理、觉察力和自我成长的愿望。

第三，这次经历中我的自主能力获得了很大的成长。这里所说的“自主能力”指的是能够很好地处理外界环境，拥有在环境中独立适应和生存的能力。我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对它进行评价：一，自立水平。通常情况下，学术界对衡量自立水平的标准包括是否拥有很强的自信，以及在没有他人帮助的情况下能否处理挑战和困难。在这个意义上我还算是个比较自立的人，至少在大学期间能胜任自己担任的各种角色。第二个自主能力的象征是决策水平，即在面对重大选择、人生走向时，在多大程度上能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喜好，独立地做出决定。在这个层面上我不得不承认自己从来就是个没有长大的孩子，一旦自己的判断和家人的观点发生冲突时，焦虑和羞耻便会压倒内心的渴望，并最终促使我将决定权交给父母。从报什么兴趣班到上哪所学校，从穿什么衣服到怎样安排空余时间，从房间的布置到假期的旅行计划，我的生活中几乎没有什么事是我独立决定的结果。在生病的期间，我不止一次的对自己和自己的生活感到无比的厌倦与恐惧，无比渴望如《平凡之路》中的主人公那样毁了我的一切然后永远地离开。即使现在，这样的冲动还是会在不经意间占据我的大脑，唯一不同的是我已经在从点点滴滴的小事中试着摆脱自己“提线木偶”的设定，努力尝试更多新鲜的事物，虽然有时候会遭遇到一些挫折，但因为是自己的选择，也会踏实而情愿的承担。

第四，对于友情有了新的看法。此次发病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是一段我曾经投入了全部心血的友情遭到背叛，以至于在随后两年的大学生活中我刻意逃避着周围人的善意，无法重新建立一段新的友情。曾经，我并不常常感到孤独，尽管朋友不多，但都是推心置腹的生死之交。所以，我也曾理所当然的认为友情是这个世界上除却亲情外最稳固、最牢靠、最可能从校园走到敬老院的感情。对待朋友，我从不吝惜付出，尽我所能，倾我所有，然而就是在这样放下所有防备的友情，让我第一次痛到哭得不成人样。无数次的追问和反省中我终于明白“士为知己者死”的确切含义——士可以为知己者死，士也只为知己者死。不得不承认，在亲密关系中，友情似乎是最脆弱的一种，它远不如父母、伴侣、孩子的关系那样紧密：不同于亲情那种别无选择的血缘关系，选择朋友是一种自愿的行为；也不同于其他自愿发生联结的关系（包括爱情、婚姻等），友情缺乏正式的结构、严格的承诺和约束力。当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复杂后，我们的责任和关注的中心都有所转换，此时，友情便最容易受到冲击。因此，我主动逃离了那些消耗我的精力和时间去结识众多泛泛之交的场合，忙碌生活外的闲暇我只想留给那些我所欣赏的人、可以说话的人、可以依靠的人，陪伴在那些陪我度过每一段重要时光的朋友身边，才真正得让我感到踏实和放松。